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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周扬的表弟刘宜生、同族侄子周立波、同学林柏森、同乡赖利贞等人都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也常靠周扬一家供给。吴夫人心地善良，传统道德观念强，不论对亲友，还是对“左联”的同志，都乐于解囊相助。地下党不断遭到破坏，白色恐怖严重，亲友中有人认为干革命太冒险，力劝他们夫妻一同返回故里，过平安生活。
周扬坚决不同意。那位表弟一气之下，把家里的珠宝全部卷走，想切断他的财源，逼着他撤离上海，脱离革命。但周扬仍然痴心不改。
过了一个星期，这位亲戚只好把珠宝送了回来。他家里“左联”的人来得很多，花销自然大些，经济上常常陷入窘境。有时竟弄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借钱。他住在四川北路，许多“左联”盟员都住在“法租界”，周扬经常去那里联系工作，回来时连车费也没有了，常常跑到“左联”盟员关露家里向她借钱。
（萧阳文：《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1934年秋，夫人吴淑媛即将分娩，周扬把她和两个儿子一起送回益阳老家。他们有个惯例，分娩必回家。从此一别，天各一方，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吴夫人于1942年病故。周扬同几个儿子相见，并接他们出来上学和工作，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后，已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后来，周扬与苏灵扬结为终身伴侣。关于苏灵扬的身世，以及她同周扬的结合，荣天写道：“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光华、复旦大学都念过书，爱好文学，颇有胆识，一个人单枪匹马办过壁报，写各种文章，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很快就参加了‘左联’。
在活动中，她认识了充满革命激情，在文字、讲话各方面都才华横溢的周扬。两人从相识、相知、钟情到伴侣。据说，当时追求苏灵扬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富家子弟，她都不屑一顾，而对既是革命者，又似学者、教授的周扬，却情有独钟。从此以后，用苏灵扬自己的话来说，她这位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为了革命，为了周扬，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再也不搞文学创作了，甚至断绝了个人的一些社会关系，只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做一些掩护周扬，为周扬做一些出外奔走联络之事。”（荣天：《虽不同生亦当共死》，《百年潮》１９９９年第４期）这对革命伴侣，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相依为命、患难与共，成为文坛佳话。日本友人池田大作曾赞誉周扬是永远留在记忆中的人，在谈到苏灵扬时，他说：“我想她一定被非神的人捉弄，并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在那急风暴雨般的咒骂声中，周先生能够度过草昧时节，我从其背后看到这位身材苗条的夫人的支持。”（日本创作学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人——会见中国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先生》，《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６６２页）
战斗是火热的，爱情是浪漫的，生活是艰险而又快乐的。据谭林通说，周扬是在与苏灵扬结合之后，作为一种纪念，才开始用“周扬”这个名字的。他在谈到那时周扬生活的拮据情况时说：“记得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的爱女密密出生时，阵痛已经开始，家里没钱进医院，周扬出去跑了一个下午，晚上7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点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谭还说，“苏灵扬坐月子也没有鸡汤可喝牛肉可吃，买不起”，他们每次去看她，都只会带一些饼干。“为此，苏灵扬留下了一个病根，后来一见饼干就恶心，一辈子不爱吃饼干。”（谭林通：《难忘相识在东京》，《忆周扬》第24－25页）苏灵扬也这样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我当时不论对工作、对生活，碰到困难就着急，周却有句口头禅：‘不要紧，总有办法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他们自己也很穷，有时把仅有的一块钱拿到烟纸店兑开，然后瓜分。后来美国朋友史沫特莱也知道了我们的困难，还支援过我们50元。我要临产了，那天正是1936年元旦，跑遍同志们的家，也找不到这笔巨款——20元钱，结果还是在郑振铎处‘借’了这笔费才进了医院生产。……这种困境一直继续到周扬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每月才有了比较固定的收入。虽然过的是这种‘游击’生活，但同志们来到我家，谈笑风生，从无倦意，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总是热气腾腾。”（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忆周扬》第59页）《安娜·卡列尼娜》连载于《世界文库》，这是一本定期出版的刊物，专门登载世界名著译作，因此周扬每月才有了比较固定的收入。周扬一直记着他向郑振铎借钱的事，解放后在北京还向郑振铎致意，说：“我是有借无还啊！”直到他们在晚年忆及当年的生活困境时，还常常提到此事。
4 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1）
一次纠“左”出“左”的错误 1931年下半年，党中央委派瞿秋白来上海领导文化工作。瞿秋白的到来，对于“左联”纠正“左”倾错误，改变工作方式，扩大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左”倾错误是一个顽症，要克服它并不那么容易，即使在克服的过程中，有时也还会犯“左”
的错误。左翼文坛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就是在力图克服“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次“左”的错误。
1931年底至1933年春，左翼文坛对以胡秋原、苏汶为代表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进行过一场论战。自称是“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胡秋原、苏汶，和“左联”有过交往，有的曾是“左联”
成员，苏汶译过苏联文艺创作和论著，胡秋原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中说：“文学与艺术，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他在《勿侵略文艺》中说，“艺术不是宣传”，让政治主张“破坏”艺术“是使人厌烦的”；又说，“无论中国新文###动以来的自然主义文学，趣味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普罗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最近的民主文学，我觉得都不妨让他存在，但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而谁能以最适当的形式，表现最生动的题材，较最能深入事象，最能认识现实把握时代精神之核心者，就是最优秀的作家。而这，倒不一定在堂皇的名色。”（胡秋原：《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第4期）胡秋原的这些话，除了语气的偏激之外，在道理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错，错就错在，他讲的时机不对，针对的对象也不对，其矛头不是指向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指向当时已成为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动。因此，激起左翼作家群起而攻之是必然的。瞿秋白、冯雪峰等“左联”作家以《文艺新闻》为阵地，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之进行了驳斥。
正当左翼文坛反击胡秋原的论点之时，苏汶站出来为胡声援了。他在《关于〈文新〉和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真理；左翼文坛根本不要文学，在他们的“霸占”下，“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随后他又写文章，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反对政治对于艺术的“干涉”。
左翼文坛对之展开了一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的论战。瞿秋白、冯雪峰、鲁迅都写了不少文章，周扬也写有三篇文章参战。这场论争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阶级性、真实性和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作家世界观的制约作用等。
周扬作为革命文艺理论家，在这次论战中初露锋芒。他在《文学的真实性》一文中说：“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在广义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看出文学和政治之辩证法的统一，并在这统一中看出差别，和现阶段的政治的指导地位。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三个形态——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形态。而成为这三个形态之中心，之枢轴的，是###。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的目的，服务于###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同时，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即阶级斗争地客观的进行，也有彻底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的观点的必要。对于文学之政治的指导地位，就在于此。”（《周扬文集》第1卷第67页）周扬承认文学的特点是通过形象去反映客观的真实，但他强调的是作为文学的“中心”与“枢轴”的政治，是文学“非从属于###的目的，服务于###的任务之解决不可”。
4 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2）
我们不妨把周扬的这种主张称为以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和艺术一元论。在周扬看来，革命文学之价值，固然离不开它的艺术性，但他更看重的是它的政治作用，它是从属于无产阶级的###的，在###中能够起到别的东西所不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的需要出发，在这样的目标下，求得政治和艺术的结合和统一，可以说是周扬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在他同“第三种人”的论战中已经初露端倪了。周扬的这个文学思想，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辩论中，再次暴露了左翼文坛“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斯大林有言：“中间派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及“拉普”，在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对中国左翼文坛和影响十分严重。
“拉普”在处理“同路人”作家或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人的关系问题上，敌我不分，动辄给人扣上“右倾”、“阶级敌人”之类的政治帽子，在其晚期甚至提出这样的口号，“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者敌人”。他们认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根本不存在什么“同路人”。他们不光打击“同路人”作家，对革命作家也是棍子照打不误。中国左翼文坛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实际上是把他们当做敌对势力来对待的。周扬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苏汶先生自己不愿做这“另外一种人”，就拼命来攻击这“另外一种人”的文###动，这样苏汶先生即使没有做“那一个阶级的狗”，至少是帮了“那一阶级的狗”来咬“左翼文坛”。
苏汶先生假使真不愿做“那一个阶级的狗”的话，那末，就做这“另外一种人”吧。（《周扬文集》第1卷第38页）在左翼文坛，持这样看法的当然不只是周扬，包括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在内，在开始都是把“第三种人”当做资产阶级的走狗来看待的，都认为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是不可能有“第三种人”存在的。这当然是不利于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去孤立和打击真正的敌人的。
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张闻天化名歌特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发表在1932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上。文章分析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写道： “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属于这类文学范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
文章明确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文章还说：“这种‘左’的关门主义，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
文章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体现了辩证的观点。指出：“在‘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的作品。”“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宣传鼓动的作品。”文艺的特点和文学发展史表明，“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品，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但可以是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这对左翼文坛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简单化的理解，无疑是个有力的匡正。
4 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3）
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篇文章未能为更多的人所看到，引起广泛的注意，产生更大的影响。 重大变化：开始强调艺术特点 冯雪峰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很快就写了两篇文章，即《并非浪费的争论》、《关于“第三种文学”的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同时发表在1933年1月《现代》第2卷第3期。冯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视苏汶为敌我的措词激烈的调子，说：“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人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