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不久，徐行出来反对了。他先后发表了《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章，抹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的提倡者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
鲁迅对“国防文学”的主张，开始也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这只要看看冯雪峰当年到上海后他同冯的谈话就一清二楚了。
冯雪峰是1936年4月25日左右，受党中央的派遣，从陕北瓦窑堡来到上海的。周恩来、张闻天给他的任务是：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四个任务中，前两个是主要的。
张闻天还特别嘱咐冯雪峰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党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熟识。”冯到上海后第二天就住进了鲁迅家里，在那里住了约两个多星期。
师生相会，旧友重逢，鲁迅向冯雪峰倾诉了自己的忧愤之情。
冯雪峰在建国之初回忆说：“据我了解，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当初他确实不大明了，并且曾经怀疑过的。”“我到上海后，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相，可以说他是明了了；但我觉得，他还有一些怀疑。”他曾当着冯的面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55、157—158页）
冯雪峰后来在“文革”中写的材料也反映了当时鲁迅对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不大理解，以及对“国防文学”主张和周扬的态度。他说：“鲁迅认为周扬等人早已经要放弃革命文学的主张，急于要同敌人和形形式式的叛徒、叭儿狗们‘联合’了。”“鲁迅说过，照他看来，周扬等人只是空谈，唱高调，发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并且还扼杀不同伙的人的革命力量。鲁迅说过，照他看来，这些人大抵都是借‘革命’以营私的青年，是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周扬他们以‘革命’大旗做虎皮，自命‘指导家’，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不同意见者；他们只长于‘内战’。分裂战线，对敌人却心平气和，并且有意‘取悦’于敌人，同敌人及其叭儿狗们反而常常联成一起，——他认为，他们同那些造谣污蔑的小报是有联系的。”“他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6 两个口号的论争（2）
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第3期）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气愤和憎恶，根本否定“国防文学”的主张是显然的了。
周扬等人当然是极愿争取鲁迅支持“国防文学”的主张，领导他们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无奈鲁迅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使他们感到非常棘手。还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之前，即这一年的4月初，周扬曾特意找茅盾谈过一次话，讲了他们的苦衷。后来茅盾这样回忆说：“到四月初，沙汀来找我，说周扬有要事和我面谈，于是我与周扬在沙汀的家中见了面。周扬向我谈了‘左联’解散后文艺界筹组统一战线组织的情形，表示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但是，他说，鲁迅不愿加入这个新组织，使他们十分为难，因为鲁迅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应该领导这个新组织。而且，由于鲁迅不肯加入，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组织表示冷淡，这就使他们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接着周扬谈到了社会上的各种流言和小报上登的一些‘消息’，譬如说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等等。这都是谣言，是敌人造的谣。他说他对鲁迅一向是尊敬的，没有恶意，过去有人化名骂鲁迅，他并不知情；还有一些是误会，或者有人故意歪曲事实，挑拨离间。总之周扬说了很多他左右为难的话，希望我能从中调解。”茅盾知道，鲁迅怀疑周扬等人因他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利用小报攻击他“破坏统一战线”，是“托派”等等，互相之间的隔阂实在是太深了。面对这样难解的结，他也感到为难。他表示：“调解工作我实在做不了，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茅盾：《“左联”
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在鲁迅身边工作的胡风，在1934年一度曾任“左联”常委和宣传部长，是“左联”同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他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因为有人反映说胡风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有关系，便不再受到“左联”的信用。在对敌斗争的环境里，保持高度戒备，乃是合乎情理之事，问题在于对胡风的怀疑缺乏充分的证据。当“文委”书记阳翰笙和“文委”成员周扬、夏衍、田汉登门向鲁迅汇报工作，田汉谈到胡风的这一疑点时，鲁迅鉴于他对胡风的了解，坚决不信，反而对怀疑胡风的人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在这之后，茅盾又从另外的渠道得知胡风为南京方面做事并领取津贴，向鲁迅报告，鲁迅也不以为意，并因此对茅盾也有些疏远。鲁迅对胡风的深信不疑，自有他的道理。
周扬与胡风之间在两个口号论争之前，在文艺问题上就曾经有过一次论争。1936年初，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集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并且因他的批评，引发了胡风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争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典型形象中普遍性与特殊性（或共性与个性）以及典型化过程的理解。在争论中他们各有自己的独到深刻之处。胡风将特殊性理解为典型形象相对于所代表的阶层以外的人群而言的，周扬修订为特殊性就是个性，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当比胡风的说法更正确。关于典型化过程，周扬理解为抽出最富性格的东西体现在一个最富有独特性的人物身上，胡风又加上“想象和直观来熔铸他从人生里面取来的一切印象”，自然比起周扬过于理性化的概括更切合创作实际。他们对于典型理解的正确方面，把左翼文坛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未超出。但他们之间的隔阂也许因此又加了一层，两人周围各有一批人，文坛上于是出现了“周扬派”与“胡风派”的说法。
接着，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胡风对此采取反对的态度，并在下面散布说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态度如何如何。
茅盾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基本上持支持的态度，胡风的这种做法使他对文艺界的团结感到非常担心。他说：“当时我所考虑的还不只是这个口号本身的是非，而是这个口号可能引起的进步文艺界内部分歧的进一步加剧。因为以胡风为代表的一些人已经在非难‘国防文学’了，而且还散布鲁迅对‘国防文学’如何如何。我与胡风只有泛泛之交，而且是由于鲁迅的关系。我对胡风没有好感，觉得他的作风、人品不使人佩服。在当时左翼文艺界的纠纷中，他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而是相反。他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某些事物真相的判断，因为他向鲁迅介绍的情况常常是带着浓烈的意气和成见的。”（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txt小说上传分享
6 两个口号的论争（3）
冯雪峰在离开上海赴苏区前，同周扬关系也不太好，对周扬就不大信任。冯这次回到上海住到鲁迅家里，当下就了解到鲁迅对周扬及“国防文学”的态度。第二天，他在那里又见到了胡风，听了胡风对文艺界情况的介绍，特别是对“国防文学”持反对意见。
冯觉得“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便和胡风商议，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并立即去楼上同鲁迅商量，得到鲁迅的赞同。胡风自告奋勇去写文章，把这个口号打出去。事情的决定匆忙而又草率。如果说冯雪峰在这个问题上有点疏忽和失误的话，那就是他事先没有能够找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等人了解一下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也没有来得及能够充分了解一下宣传这一新的主张的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社会效果如何。那时冯雪峰也很年轻，他来到上海一直没有找周扬，不论从他当时所担负的紧迫任务说，还是从个人关系好恶而言，自有他不找的道理和原因。周扬等人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并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极其渴望见到中央派来的人，也合情合理。一个多月之后，当周扬他们从各种渠道打听得知中央派来的要员是冯雪峰，并且最终得以见面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所谓“胡风派”和“周扬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因为两个口号之争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
冯雪峰在上面提到的《经过》一文中说：“胡风回去之后，文章还没有发表之前，文艺界已经引起关于新口号的纷纷议论。因为胡风回去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已经把新口号宣传出去了。有的说是陕北来人某某提出了新口号；有的说，胡风提出了新口号是经过陕北来人批准的；也有的说，胡风提出的口号是经过鲁迅的，不一而足。”一句话：是有来头的。
可见，在起初，在“胡风派”看来，至少在胡风看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作为“国防文学”的对立物，作为对前者的否定而提出来的。 论争骤然爆发 1936年6月1日，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在《文学丛报》第3期发表了。周扬等地下党内搞文艺工作的同志看了非常恼火。一是提出这一口号的既不是左翼文坛公认的领袖鲁迅，也不是党的别的领导人，而是胡风，一个被怀疑为敌人做事又对党隐瞒的人，一个和周扬早已相当对立的人；二是胡风在这篇文章中，既没有讲这个新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好像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又避而不提已经风靡一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对新口号的内容及何以提出新口号的理由又没有讲清楚，给人以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口号的感觉。
周扬等人觉得，自他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以来，很受社会欢迎，已经获得广泛的共识，胡风现在另外提出一个口号，就分散了力量。
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周扬他们筹组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经过4个月的酝酿终于决定在6月7日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周扬他们经过多方争取，鲁迅最终还是拒绝加入这个协会，同时胡风正在筹组另外一个叫“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的组织。现在，胡风突然发表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存心捣乱，破坏联合吗？
于是，两个口号的论争便骤然爆发了。《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人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由茅盾起草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人随后也发表由冯雪峰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经过茅盾、冯雪峰从中协商，双方都同意在各自的宣言中不写进自己的口号，周扬、夏衍还主动提出他们不在文艺家协会的宣言上列名。当然也有人在两个宣言上都签了名，茅盾就是一个。左翼文坛一时出现了“两个阵容，一条战线”的不正常的状况，茅盾被讥为是“脚踩两只船”。两个口号的争论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东京均有反响。据对300多种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文章竟达480篇之多。 。 想看书来
6 两个口号的论争（4）
对胡风的文章立即作出反应的是“左联”书记、非共产党员作家徐懋庸。他著文说：“实际上，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片言只语也不曾提起，犹如他虽然说了‘团结一切……’之类的话，却绝对不提‘统一战线’这已经普遍应用的口号一样。胡风先生是注意口号，自己提出着口号的人，那么为什么对于已有的号召同一运动的口号，不予批评，甚至只字不提呢？‘国防文学’的口号，在胡风先生看来，是不是正确的呢？倘若是正确的，为什么胡风先生要另提新口号呢？倘若胡风先生以为确有另提新口号之必要，那么定然因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有点缺点，胡风先生就应该予以批评。不予以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这在胡风先生，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文艺运动的路线呢？”（徐懋庸：《“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载《光明》1936年6月10日创刊号）
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载《文学界》1936年6月5日创刊号）一文，主要是针对徐行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诘难进行了批评。
文章分析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指出“国防文###动是一个文学上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为这运动的广大的开展，对于象徐行先生那样的‘左’的观点，有时时加以纠正和指摘的必要。”他主张：“国防文###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在胡风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写下了《现阶段的文学》（载《光明》第1卷2期，1936年6月25日）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的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徐行先生的‘胡言’，‘梦呓’，不去说它，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胡风先生在他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面对于民族革命形势的估计不够。……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所以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一字不提，在理论家的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文章强调指出：“凡是站在民族的和真正人民观点上的文学在现在都有它充分的积极意义。宗派的自满对于我们是毫无因缘的。
我们要承认革命文学之外的广大的中间文学还拥有着大多数读者这个事实。所以要完成文学上抗敌救亡的任务，我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距离，但由于一种民族共同的利害而和我们日益接近，愿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