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人们讲，自八百年前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以来，还没有过这么大的毁灭和灾难。在长安众多的寺庙里，前来祈祷的人们不断问玄奘： 菩萨和佛陀本来是保护众生免遭苦难的，可苦难为什么这么深重？或许玄奘也在问自己： 莫非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走了样？毕竟很多佛经是不懂汉语的外国僧人翻译的。佛教在佛国圣地是什么样？在长安，他带着这样的疑惑遍访高僧，期求指点。 长安南郊的大慈恩寺是玄奘当年住持的寺庙，这里与曲江风景园相邻，曾是长安城里一大景观，花卉周环，烟水明媚，亭榭竟巧，楼阁争辉。每逢节令，皇亲国戚，士庶百官，到此游玩。皇帝赐宴群臣，文人饮酒作诗，百姓泛舟赏菊，之后寺庙一拜，祈福消灾。唐朝诗人许棠这样形容朝野共庆的欢乐景象： 〃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 时过境迁，今天的大慈恩寺几乎出了西安市，三面被农田和村舍包围着。大慈恩寺也比我想象的小得多，似乎和一般的寺庙没有太多的区别。并不高大的大雄宝殿前面，人们排着长队点蜡上香，袅袅青烟从香炉上升起。僧人们舒缓的颂经声从法物流通处的喇叭里传到我的耳中。我很难想象这曾经是'长安第一寺'， 壮观无比，上千间的殿阁鳞次栉比， 其间小桥流水，亭廊相接， 花草争艳。从天子公卿到平民百姓， 进香者的烟雾缭绕在富丽堂皇的大慈恩寺的上空， 晨钟暮鼓和那朗朗的诵经声在长安城中回荡。今天， 惟有从那雄居中央的大雁塔上才能联想到大慈恩寺昔日的辉煌。 这座七层的砖塔有64米高，线条简单，古朴凝重，看上去略有印度塔的特征，是玄奘亲自设计的，旨在提醒人们记住佛教的渊源。塔内不是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书、佛像和他翻译的经卷， 而是摆满了任何一个景点都有的廉价的旅游商品。顺着木梯而上， 到塔顶俯瞰整个西安城，现代的高楼大厦和浑厚的古城墙遥相呼应；远眺是养育了这座两千多年古都的辽阔沃土。怪不得大雁塔在建成之后，人们就喜欢到此登高致远。尤其是那些学子们，一旦金榜提名，都要爬上塔顶庆祝一番。他们当时壮志豪情，心比天高，一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自己脚下。即使在今天，大雁塔也是西安最高的建筑之一。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依然矗立在秦川大地，成为西安的象征。 我以前就爱去寺庙，我喜欢古刹中郁郁葱葱的老树，笼罩一切的宁静，唱诗般的念经声。尤其是那些栩栩如生的佛菩萨的雕塑，常常使我产生神奇的联想： 他们好像真的在倾听虔诚信徒们的祈祷，随时都会从神坛上走下来，给我们以爱抚。每每离开时，心里多少静了一些。姥姥总是说，寺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并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在我对佛教感兴趣之后，才了解到寺庙在佛教中的位置。佛教有三宝：佛、法、僧。佛指的是佛陀；法是指佛陀教人追求幸福的方法，也就是佛陀讲的经；僧是寺庙里的出家人。寺庙是佛教的重要标志，它告诉世人在这里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追名逐利，渴求情爱，认为这些能够使我们幸福；而僧人们恬淡清静的生活，禁欲苦修，以求从世俗的苦海中解脱出来，获得最终的自由。我这次来大慈恩寺，不光是为了了解玄奘，还想了解佛教和现代僧人。 寺院的左边是一排传统风格的庭院，不时有一两个僧人进进出出。那里是他们起居、祈祷和静思内省的地方，游客不得入内。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人出来时，我双手合十，问他方丈在哪儿，他向我指了指前边的庭院。不过方丈不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找一个了解大雁塔历史的僧人聊聊。 “你可以找段先生，他知道得很多。他就住在寺庙外的村子里，到那儿一打听，谁都知道以前当过和尚的那个老人。”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大雁塔之迷（3）
段先生住的村子和寺庙只有一街之隔，这时正是中午时分，村里的人都端着饭碗蹲在路边，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边吃边聊。鸡和狗在他们身边转着，偶尔有饭菜掉在地上，便蜂拥而来。做好饭的女人尖声地呵斥着那些只顾玩的孩子们。看着这种闹哄哄的世俗生活的场面，我在想是否找错了地方。我向一个正和邻居聊得火热的老太太打听，她说段先生正在打坐。我愣了。 “我就是他的老伴。 他正在打坐呢，谁也不能打搅。 你过会儿再来吧。” 当我转身刚要走时，她又说： “你找他干嘛？” “我想向段先生了解一下大雁塔的情况。” 〃噢，那座寺庙啊。〃 听她的口气，我觉得她对大雁塔也非常熟悉。 还没有等我问，她就说：“我们家在这儿生活了好几辈人了。我不是也嫁给了庙里的和尚了吗？ 你说，能不熟悉？” 段大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领着我来到寺庙前，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聊了起来。她指着面前那个尘土飞扬的空场和远处的田野说：“这一大片地过去都是寺庙的地，租赁给我们，收成后我们把一部分粮食交给他们当租金。这些和尚们心眼儿挺好的，他们还把庙里的磨房让我们白用。我们还能去他们的井里打水。那时庙里的人不太多，只有六七个和尚。” 解放后土改时，这片地划归村里，僧人也得像村里人一样参加劳动，自给自足。段大妈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和尚自小出家，他们只会念经打坐，怎么会种地呢？”她摇摇头。“我们想帮他们干活儿，可村支书说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该再受他们的剥削了。” 我问段大妈僧人们后来是怎么生活的。她说还是她老伴知道得更多，他这会儿该打坐完了。“他一天坐8小时，上午3小时，这会儿两小时，晚上3小时，整天啥也不干了， 可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呀。”她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我看见人群中一个老汉从马路对面慢慢朝我们走过来。我告诉段大妈她老伴来啦， 她扭头瞅了一眼，〃对，那就是我老伴儿。”她转过头来，“你咋知道是他？你以前见过他？ 还是见过他的照片？”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他。他瘦瘦的，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厚厚的镜片下是一双和善的眼睛。他头发蓬乱，身上蓝色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了，脚上蹬着一双老式的解放胶鞋，没穿袜子。他看上去有点恍惚，好像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来！”段大妈冲他叫着，“这位姑娘想跟你聊聊庙里的事儿。” 老段一边嗫嚅着一边慢慢地朝我们走来：“哎，我是个有罪的人。还有什么脸好说呀？”段大妈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连忙说， 〃这里乱糟糟的，回家去说吧。〃 他们的家就是两间破房子，看得出好多年没修整过了。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一个凹陷的沙发，墙角有一台冰箱，旁边是一个小神龛，里面摆着一尊小观音像。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大幅毛主席像，俯视着整个房间。 老俩口给我端来一杯热水，里头放了一勺白糖。“没什么招待你的，让你笑话了，〃老段抱歉地说。我们就从打坐的事开始谈起来了。 “他打坐打了三十年，”段大妈气哼哼地说。“即使雷劈到他头上，也一动不动。” “别听她瞎说，太夸张了。”老段边说边瞅着段大妈。“我不过是个让俗念分心的俗人罢了。哎，别说我了，你想了解什么呀？” 我告诉他我来西安的目的。当我提到玄奘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一亮。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舍生忘死去印度取经，我们现在读的很多经还是他译的呢！当年我在寺庙里时，一碰到难题就绕着大雁塔转，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也不过是坐在屋子里打打坐，这算什么呀。” 老段这么虔诚，他为什么还俗了呢？ 我怕这个话题会勾起他的伤心事，但还是提了出来。 “说来话长，”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重，“你还年轻，可能不会明白的。” 过去在中国，寺庙拥有很多土地，所以土改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寺庙的土地被剥夺了，剩下很少，几乎不够僧人们维持生存。香火钱原来是寺庙很重要的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了。僧人们不断受到警告，禁止“利用迷信赚钱”。在中国西北的一座寺庙，僧人们被迫在庙门口贴出这样一张告示： “别觉得佛和菩萨能保佑你们好运常来，无病无灾。无论你们捐献多少钱，他们都实现不了你们的愿望。用你们的钱买国债吧，这样你们能为社会创造无限的幸福。” 饥饿迫使许多僧人还俗。到了1958年，绝大多数的僧人都离开寺庙了，有些饿死了，就连大雁塔的方丈也被赶回家去，只能靠推着小车沿街卖煤为生。老段是个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宗教局合并寺庙时，把他分配到大雁塔。因为大雁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市文化局的四名干部常驻这里，除了保护大雁塔，他们也兼管老段和其他三名僧人。他们禁止僧人剃头，穿袈裟，拜佛，以及在大殿里做早晚课，大殿只能用来搞政治学习和开批斗会。僧人们只有在自己屋里念经，但也只能小声念，不能让干部们听见，否则他们说僧人们故意影响他们的工作。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大雁塔之迷（4）
不过，一年当中，老段他们也能享受几天正常的寺庙生活： 剃头，吃斋，念佛，做法事。佛教有助于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每当有外国佛教代表团来参观，干部们就把西安市里其它寺庙的僧人们调到大雁塔来，使寺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对可能问到的问题，老段他们都事先进行认真的准备，按统一口径回答。 老段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以便提高政治觉悟。“外国代表团说，玄奘大师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老段回忆道。“事实上，他是我们惟一能谈的。我们给代表团成员看玄奘大师翻译的佛经，带他们参观大雁塔，向他们介绍我们纪念玄奘大师的特别仪式——这当然是假话。他们走之前，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拓印的玄奘像。在这整个过程中，干部们一直紧张地盯着我们，恐怕出一点差错。最后代表团走了，相信我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甚至还很羡慕我们。” 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回忆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唱革命歌曲，你没有一点时间考虑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用黑心换忠于党的红心，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 我问他学习的内容。 “很多和我们根本不沾边。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花好几个星期学习新的婚姻法。它和我们和尚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他们心里清楚我们要被遣送回家，还会结婚，了解一点当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对我们没坏处。”说到此，他尴尬地笑了一声。 有些干部确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让他们结婚。有时候僧人和尼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直到他们同意结婚才能离开。那时西安郊外有个尼姑庵。有一天庵里的女住持来找老段，问他愿不愿意照顾一个小尼姑。人们造尼姑的谣，说尼姑庵是窑子铺，尼姑是妓女，许多尼姑受不了走了，只剩下四个尼姑，其中有两个年轻的，还有一个上岁数的和一个有病的。老段说这是件大事， 他得考虑考虑。最后他同意了，可那尼姑却突然死了。老段觉得她可能是自杀了。“我觉得很内疚，我要是早点同意的话，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 终于， 寺里的两个僧人屈服了， 开始谈对象了。接着干部们每天又做老段的工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还说结婚并不影响他信佛。大雁塔外面有一个女人，老段每天都见到她在那儿卖水。她是村里的一名寡妇，一人养活四个孩子。老段想，没办法，就她算了。 他出家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过去只熟悉庙里的生活：粗茶淡饭，一身僧服；在寺院里，他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而现在，这一套整个都没了——早上不再有人敲梆子叫他上早课，一天里不再有仪式和打坐来规范他的活动，也不再有优美的诵经和高僧的指点来增强他的信念。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老段沉思了很久，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完成了对我的改造，可能就不会再来管我，说不定我倒有机会打坐念经呢。〃 说到这，他停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 〃说这些好像是为我自己辩护。真的，怎么说都开脱不了，有些人不就坚持下来没有还俗吗？〃 作为佛教徒，老段把他的还俗归咎于自己的前世。“我肯定上辈子留下了什么重要任务没有完成，或是无意间妨碍了什么人，所以只能当半辈子的和尚。谁都没法摆脱因果报应。” 我很难接受老段的说法，就像我不相信文革中所有受迫害的人，还有我姥姥的不幸，都是因为前世做孽而罪有应得。但我试图去理解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佛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佛教看来，世上的差别和不平等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有人生来就是百万富翁，有人却生来一贫如洗？为什么莫扎特十几岁就能写出天籁般的旋律，而许多人却五音不全呢？这都是因果报应的表现。对老段来说，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使他在面对自己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时，不怨天尤人，而是反省自我，完善自我。 我问老段他是否觉得世俗的生活对他来说很困难？ “他天生就是当和尚的，”不等丈夫说话，段大妈就插嘴说。“我们一订婚，村里的一个饶舌妇就开始说我们的坏话，说他像太监。加上我们俩个不住在一起，他住在庙里，我住在家。我求他拿出个当男人的样来，跟她们去解释一下。” “只要把心静下来，按佛说的去做，就行了。”老段自言自语说。 他们婚后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老段仍然记得红卫兵冲击大雁塔的那一天。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正要吃晚饭。突然外边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帮红卫兵就闯了进来，高喊着：“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其中两个冲进他的小屋，从桌子上抓起佛经就扔到地上，还命令老段用脚踩，以示对“革命行动”的支持。“这怎么能踩呢？这是佛陀的话。我若是踩了，就是造孽，会进地狱的。”他拒绝了。红卫兵恼羞成怒，使劲跺着脚，并警告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好想想吧。明天我们再来找你算账！”说完之后扬长而去。 ＇返回目录＇ 。。
大雁塔之迷（5）
屋外，红卫兵们正在张贴毛主席像和大字报，还有人一些在大殿里往佛和菩萨像上套绳索，准备拉倒它们。那几个文化局的干部赶来制止，说这些东西是国宝，不是封建残余，他们有国务院的文件。这番话真把红卫兵唬住了，他们站在那儿不知干什么好。突然一个红卫兵开始扯屋顶上挂着的经幡。“这些总该不是国宝了吧？”她厉声说道。不一会儿，所有的经幡，连同庙里收藏的珍贵的佛经以及古书，都被扔到外面，堆成一大堆。红卫兵命令僧人和干部出来，围成一圈站着，作为他们革命行动的见证人。然后，在疯狂的喊叫和鼓掌声中，他们放火点燃了这堆宝物。火烧了一夜。 大雁塔保存下来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