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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为了统治，而不是为了获得幸福自由的真谛。柏拉图说：“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我们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媒体审查的叙述之一。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专制主义的。如其所说，“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理论上这句话并无不妥，倘使让无知者统治世界，定然行之不远。然而，柏拉图没有解决以下诸种问题：谁是真正的聪明者？依赖怎样的路径去发现最聪明者？以什么样的条件让他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尽情发挥？关于人智力高低的“金银铜铁”说完全出自柏拉图的臆想，并无合法性基础，更不可能通过凡胎肉眼直接看出掺了金子的统治阶级里谁有最多的“含金量”，以充当哲人王驾驭权柄。
叙述者手持枷锁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理想国》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重枷锁。
柏拉图给世人讲了一个关于洞穴的经典寓言：所有人都身处黑暗的洞穴之中，身戴镣铐枷锁，只有哲学家才有觉悟和能力跑到洞穴外面喝咖啡、晒太阳，哲学家还要把外面的阳光带回洞里。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那根冗长的所谓拴住了全体居民的脚镣，却是从柏拉图脑子里凭空生长出来的。从叙述的语序来说，柏拉图内心有无光明尚未可知，却已先入为主、肆无忌惮地将人类关进了洞穴。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叙述者的枷锁之中”。
这种先验式的叙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继承：“有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对后者来说，奴隶制是最适宜不过的……”
初版序：从理想国到思想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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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看到的是，除了给被描述者带来枷锁外，作为叙述者本人的柏拉图也给自己安上了枷锁。这个枷锁就是政治唯美主义。
柏拉图的激进主义与政治唯美主义紧密相关，就像希特勒和波尔布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于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美丽新世界。柏拉图试图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世界，而且消除了它的所有丑恶。如波普尔所指出，这种审美热情，仅当它受到理性、责任感以及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的迫切要求约束时，它才会变得有价值。否则，它就是一种危险的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
可想而知，一些画家或诗人，具有艺术潜质的人成为政治领袖并将唯美主义这毫无约束的热情复制并扩大到政治领域将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如波普尔指出，我们同情这种唯美主义的冲动，但我建议这样的“政治艺术家”寻求以另一种材料来表现，而不是拿人来做试验。因为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然而，如上所述，许多绝望却是叙述者手持枷锁，凭空捏造的。
面对人类与语言的局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同样，在《反对大词》中，波普尔主张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
思想为什么必须自由？
与柏拉图及其后有意无意的追随者相反的是，波普尔主张“零星社会工程”，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反对乌托邦或整体论。这一点，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进步”如出一辙。
乌托邦既可归咎于人类的自负，同时也是对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的非分之想。如果我们承认启蒙运动的精髓是通过知识寻求解放，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的知识是一点一滴地累积而来，而不是先验地可以一揽子获得。人若不能一揽子获得所有知识，就不可能成为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知识的贫困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在此意义上，所谓伟大人物，不过是有机会犯下最大错误的一些人而已。人的自由天性以及知识的贫困，是我们主张思想必须自由的两个前提。与黑格尔等历史理性主义者、“预言家”和“救世主”们不同的是，波普尔认为个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才能得到体现，具有真理意味的见解只有在公共批评空间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它与人们怀有何种“动机”参与辩论无关。
“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物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人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
初版序：从理想国到思想国（5）
世界上只有两种政体，一种是被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统治者的政体，另一种是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的政体。前一种是暴政或独裁，后一种是民主政体。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有与无的问题。前者属于封闭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是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态度，反对变化，充满了禁忌；而后者是开放社会，人们把生活习惯当成可以批判思考的对象。前者的成员像一个有机体的器官或细胞，各据其位，各司其职，有发号施令的大脑，有唯命是从的手脚；而后者的成员在整体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竞争与流动的。
换言之，在哲人王时代，国家只有一个大脑，当这个大脑失灵，整个国家就会出现“脑瘫”，无论多健康的肢体，都不得不为这个瘫痪的大脑付出僵死的代价。专制社会最难解决的王位继承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骤然脑死亡后的改朝换代。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都有自己的大脑，都可以自由思想。个体的脑死亡，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甚至崩溃。因为国家之脑源源不断汇集了全体国民的智慧。它是海纳百川的知识，而不是自上摊派的真理。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社会，主张不要把一个国家装在一个篮子里，同样意味着不要把一个国家装在某个人的脑子里。所谓思想共和国，就是一个有机会让各种思想互相抵达，同时又分散了思想最坏的风险的知识共同体。△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不久前，我与一位法国外交官聊天。言及对中国人的最深刻的印象，这位朋友的回答是：当下许多中国人还不会独立思想，喜欢盲从，随大流。相信这也是许多读者的印象。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这片土地对个人独立思考的培养与宽容都是十分稀缺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几十年过去，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和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在中国至今来者寥寥。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将以两百年之功完成中国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大变革与大转型。笔者相信，它同样需要一场漫长的关于知识与思考的革命，借此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建立一个思想共和国。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里，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与旅行。这将是一个人道的、人本的，以知识为信仰的新新中国。
2005年1月28日，巴黎，米哈博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