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知道了，死活不让，还怪母亲说：“你这是自己找死呀，还不一定划上呢。要是被人看破了，还不引火烧身呀！”
母亲说：“没划上就谢天谢地。要是划上了呢？一封门一抄家就什么也没了！一家人吃什么？”
父亲固执地说：“就是划上了政府也有政策，会留口粮的。你不要害我，快去都拿出来！”母亲拗不过，只好当着父亲的面把藏好的粮食又搬回来。
父亲预料之外，母亲预料之中的事很快就发生了。没过几天，一群抄家搬粮的人突然上了门，七手八脚地把所有能值一点钱的东西全抄走了，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装走了。这些抄家的人都是外村的，谁敢、谁会说一声“留口粮”？
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昨天还对父亲彬彬有礼的人，突然就变了脸，走路都弯得远远的，好象就怕沾染了大麻疯；说话也变了腔调，昨天还称父亲为“先生”，今天就很不客气地指名道姓，而且声音也是粗声怪气的。我们姐弟四人也成了地主崽子，上学再无人邀我们为伴。玩也只能输不能赢，若偶尔赢了，对方就指着鼻子骂地主崽子不老实。
父亲的侥幸心理彻底破碎了。他一时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他看着空荡荡的老屋，欲哭无泪地说：“怎么办，怎么办？不饿死也要被斗死、逼死！”
父亲说的斗就是开斗争会，让群众有冤伸冤，有仇报仇；逼，就是要交待工作队追查的所有问题，交出埋藏的硬货，交出所有剥削帐。
母亲劝解父亲说：“你不要这么急，你一世没做过亏心事，方圆几十里没有你的仇人，怕什么？你的家底堎下老老少少都清楚，有硬货无硬货，有剥削无剥削，干部心中有数。我就不信没有人说公道话。”
不久，母亲的话又得到验证。虽然乡里村里开过几次斗争会，但并没有人说太过份的话，追查藏物时也无人恶意相逼。但是，既然已经铁定为四类分子（此时，阶级敌人还只有四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之首，今后的艰难也确实叫人心胆俱寒。
家里没一颗粮食，一家七口眼下吃什么？是地主就一定有剥削，可我们家不但从没放过租更没放过高利贷，而且自己还欠着别人的债，过堂时这剥削帐怎么交？岁末快到，家里钱粮全无，这年关怎么过？父亲想到这些是那样的烦躁不安，有时竟痛不欲生……。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三 我有这样一位母亲
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母亲，我们这个家还能不能延续下去，我们姐弟四人还有没有今天？
母亲睿智，坚强，能干！她个子不高，身材清癯。最让人怜悯的是她那双小脚。看得出来，小时候裹脚时包扎得可真狠。双脚的脚趾全脱臼了，外边四个向内折断压在脚板底下，大脚趾向外扭断挤压在脚背的前端。两只小脚就象长在缺水少肥的红壤地上的老姜，干瘪，畸形，没有生气。大概是脚趾承受不了重压，行走时身子微微后仰，重心落在脚后跟上，就象戏台上的小旦，踩着碎步前行。常听母亲说，她十四岁嫁给父亲，正产小产一共生了十六胎。前面的都夭折了，直到三十多岁生了姐姐，又隔几胎之后才生了我一个男孩。父母生怕我又不能成人，一落地就将我用银丝栓着鼻子，用项圈套着脖子，用神锁锁着身子，还给我取了个很贱的乳名。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为了把我们抚养成人，母亲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家里被划为地主后，为了度过难关，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母亲把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一肩扛起。她的那双小脚真如正梁立柱，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剥削帐实在无帐可查，工作队只好估计一个数字，限期兑现。虽然数目不大，但家里一无库存现金，二无贵重物品可抵押，一些可用、可吃的又全被搬走了。过关只剩一条路：向亲友求助。
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母亲很早起床，安慰了父亲几句，并叮嘱我们天冷不要出门，在家等着妈妈回来。然后撑开破伞，顶着寒风，一双小脚踩着又窄又滑的泥泞小道，奔波劳累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家。其实亲戚也没有一个是富裕的，都是盼翻身求解放的主，手边根本无钱可借。但都答应鼎力相助，有牛的牵牛，有猪的赶猪，只要能值点钱的东西明天都会一并送来。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总算可以过这第一关。
但是家里已两天没开锅了，个个饿得像一堆烂泥，摊在床上、凳上。看到母亲回来，大家明知家里没有一粒米，还是象见了救星一样，希望母亲能有办法搞到一点吃的。
母亲好象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只见她稍坐片刻后，突然站了起来，不点灯，不吱声，轻轻地走到门口探头向外张望了一会，然后疾步跨过门槛，悄悄地消失在夜幕中。不一会儿，一个人影手里提着个黑乎乎的东西，摇摇晃晃地撞进屋来。只见她敏捷地带上门，迅速地把手里的东西塞进灶前的柴堆里，再摸出火柴，点亮油灯。这时我才看到母亲全身湿透，双脚糊满泥巴，裤管也溅满泥浆。姐姐比我们懂事，她赶快点着灶火，烧了一锅水给母亲擦干身子，换上干衣服。这时，母亲才深深地舒了口气，走到灶前，伸手扒开柴草，把那包东西——一个圆鼓鼓的布袋子取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解开袋口——里面竟是白花花的大米！
原来前几天父亲逼母亲将那些藏匿的粮食拿出来时，母亲多留了一个心眼，只拿回了一部分。另一部分留住了，今天救了全家的命。眼前的情景不仅使我们喜出望外，就是父亲的脸上也有些松动。我想在他的心中也一定会佩服母亲的胆大心细！往后的日子，就是靠这些“黑粮”和亲朋邻居的暗中施舍，再和着一些糠草树皮挨到了年关。
往年，我们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天天在母亲怀里拝着手指掐算还有几天。可今年哪有这份心。正月初一，母亲早早地给我和姐姐每人准备了一个大竹篮，教我们如何沿村乞讨。我们怎么丢得下这个脸呀！吱吱呜呜不肯出门。母亲装着一副平静坦然的样子说：“这有什么丢脸呀，又不是偷不是抢。以前我们家门前不是常有叫花子来讨吃讨喝吗？……娘是不能随便行动的，要不娘还不早就出门了，还会要我的乖崽乖女去要饭？……”母亲说到这，声音有些颤抖，两行泪珠从眼角滑到腮帮，然后无声地滚落到地上……。我和姐姐还能说什么呢？默默地从母亲手中接过竹篮，连打狗棍也不要，紧了紧衣服，缩着脖子，钻入刺骨的寒风中……。
春节过后，万物复苏，大地吐翠，处处呈现出冬去春来的勃勃生机。前几个月，大事小事母亲都不让父亲动手。水由我和姐姐抬回家，摘菜由我和姐姐上菜园。当然重事急事脏事累事都是母亲包揽。年后，也许是受母亲的鼓舞，也许是对环境的初步适应，父亲也开始有了些主动。他先是去查看了一遍新分得的几亩瘦田，然后把门背那两桶尿挑出去浇在田里，接着就着手做一些春耕的准备工作。父亲的变化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更给母亲以极大的安慰。有时母亲的脸上居然还会露出一点久违的笑容。
但是母亲的笑颜是脆弱的，短暂的。春天固然美好，但春天也会给人带来忧愁。春天到了，就意味着春耕在即。可是家里一无耕牛，二无农具，几亩薄田拿什么去耕作？父亲常为此叹气，母亲也急得团团转。
但每到关键时刻，总能显示出母亲的深谋远虑，智慧无穷。很多难题都是在她的运作下迎刃而解。
我们家对面住的是一户中农，户主叫发宗，我们平时叫他发宗伯伯。他家有一条大黄牛，而且农具家伙一应齐全。家里三个儿子，两个大的均已长大成人，要干大人的活，老三又太小，因此无人放牛。一条大黄牛天天用长绳栓在野外啃草墩，很难吃饱，所以长得瘦骨嶙峋。母亲就瞅着这个空子，上门找发宗伯伯商量。她提出由我每天无偿给他放牛，只要在他自己耕完田后，借全套农具耕牛给我们家用用。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也是人家出于同情，有意帮助，事情一拍即合。从此我当起了放牛娃，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清早喂饱了牛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又赶牛出门。我专挑草肥草嫩的地方，让牛吃得饱饱的。不久大黄牛长得膘肥体壮，耕两家的田轻轻松松。发宗伯伯也很高兴，常夸我做事用心。
解决春耕的问题固然是件大事，但是目前如何生存？还必须找到一条细水长流，自食其力的生计。
我们村大多数农户都会一种简单的手艺。就是从外村购来毛竹和绿竹，毛竹做纲，绿竹破篾，然后编织成土箕、筲箕、竹篮等各种竹器，销往远近村镇，甚至还卖到县城樟树。这种手艺所需工具简单，只要一把篾刀，一块刮片，一张粗锯即可。而且不分白天黑夜都可生产，男女老少均能操作。虽然劳作辛苦，却是一条聊以为生的好路子。
有一天，不知母亲从哪寻来了一把用尽了钢火的篾刀和一块满是黄锈的刮片，肩上还扛着几根小竹子，要我和姐姐学着做篾匠。以前放学回家，有时我会瞅空偷大人的篾刀劈劈削削玩，时间长了也就有了一点捉刀破篾的基本功。现在真要干起来，还真是水到渠成。我们很快做出了第一批竹货。可是跟人家的一比，真是拿不出手，自己都觉得好笑。我们做的大小筲箕，一个个鼻歪嘴瘪，五官不正。真不敢相信这样的东西能卖得出去。当母亲担着这第一批货到外村去叫卖时，我们都不抱什么希望，只是觉得太苦了母亲。可是傍晚母亲回来时，大小竹货居然一个不剩。而且她肩上还扛着一把绿竹，足有六七十斤重。后面还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布袋子，一晃一晃的。我们真有些傻眼了：母亲是用什么掩眼法把那些破筲箕卖掉的？她的那双小脚怎么能承受这么沉的重压？后面那晃晃悠悠的袋子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
我们帮母亲把竹子放下，我好奇地问：“妈，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啊？”
母亲解下袋子说：“是红薯渣。”
红薯渣是乡下人把吃不完或是太小不好吃的红薯磨了粉以后滤出的渣子。一般都随便堆在外面，任鸡啄，狗扒，发霉发臭；待天晴时一撮一撮晾在草地上，晒干后收回家做猪饲料。母亲却把它买回来做全家的口粮。她提着袋子同我们回到屋里，把布袋放在桌上，边解袋口边说：“下蛮做（即努力做的意思），明天娘做薯渣团子给细崽吃。”
她说话间解开袋口，只见上面还有一个黑色小包。母亲将小包里的东西倒在碗里，原来是一些又黑又脏的粉末子，里面泥块草屑什么都有，还散发出一股酸臭味。母亲抓起一把闻了闻说：“这是没花钱的，多吃的。”他把手里的薯渣放回碗里，不无得意地说：“我先把这些筛拣出来，原本是人家要喂猪的东西。我从主人手里要了过来，足够我们吃一顿呢！”
说完，母亲竟笑出了声，笑得脸上额前红晕泛起，眼角皱纹也舒展开来，就象一朵顽固恋世迟迟不肯调谢的菊花。
然而母亲却很快收住了笑容，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拱手把我们拢到跟前，带有几分自责地说：“妈经常教你们不要贪小便宜，今天妈贪了这一回。今后你们姐弟谁也不能做这种事情，知道吗？”
是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乐善好施，从不贪非份之利。还经常教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不能吃，不能捡。在这方面，父母的家训是很严厉的。
我们家乡一带，凡有集市的地方，每年收完早稻之后流行赶庙会。这是乡下人进行买卖交易的黄金时段。这个时候我们村最忙。家家户户不分昼夜抢做竹货，赶圩赴会，挣钱养家。我家虽然是新手，竹货做得慢，做得差，但也不会放松这个能赚钱糊口的好机会。我们白天破篾，晚上编织，常干到三更鸡啼。如果赶圩日正逢星期天，母亲就会叫我和她一同上市，帮她守摊看货。因此我常亲眼目睹母亲的推销“技巧”，至今回想起来，仍叫我赞叹佩服。
到了市场，她先满街观察一遍，选择人流往来密集处摆摊。摊位一定，她就睁大眼睛盯着每一个过往行人。只要有人稍微放慢一点脚步或看了一眼我们的货摊，她立马就笑脸相迎，就像见了老熟人似的，叔叔伯伯老姐老妹老哥老弟叫得亲亲热热。然后就见机切题：“……要篮子么，提一个去……”接着诚诚实实地说：“我哩是初学的，样子不好看，还能用。……老哥，你随便给个价，帮我销一个吧。……”
谁见过这样推销的生意人？人家都夸自己的东西好，争着卖个好价钱。可她却说自己的货不好，要买方随便给价。再看看，一个老女人，一副瘦身板，一双小脚，旁边还站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孩子。不少人还真的应邀购买，而且给钱也不算少。有的还直言不讳地说：“本来是没打算买篮子的，凭大嫂这几句话，买就买一个吧，反正要用。”母亲就是凭着嘴甜，心诚，价廉这三招，破烂货还常常比人家的优质品出手快，脱销早。常听村里人夸赞母亲是买卖高手。凭着母亲的运筹，全家的辛勤劳作，日子总算熬得过去。
但是，自从进入了一九五三年，粮食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很快就打破了这脆弱的平静。我家的田地是全村最差的，一蔸禾仅结四五串穗，而且穗短谷瘦秕多，亩产仅收百把斤。可是瘦田也要与人家的好田同等定产定购。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按规定交了公粮卖了余粮，也决无口粮可留。如果遭遇天灾，就是把全部收成都交出去也完不成定购定销任务。
我们家乡没有晒场，也少有晒垫，收禾一定要等天晴，将成熟的禾一块一块地割倒在干田里，曝晒一两天后再缚成一把一把担回家砌成堆，等农闲时再慢慢脱粒进仓。
家运没落往往祸不单行。记得有一年，有一天，晴空万里，繁星闪耀，分明是个抢割抢收的好天气。于是，我们全家老老少少天没亮就披着星光出门，苦干一天，把熟透的禾苗全都割倒在田里。可是到了傍晚，突然雷声隆隆，风雨大作，倾刻间，平地大水漫过，田中一片汪洋。割倒的禾苗大部分被水冲走，留下的也是埋在泥浆中，翻晒不迭，发芽长秧。禾没收完，我家就已断粮。
那时粮食不准上市，其实也无粮上市。许多人家都缺粮断炊。在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如枯饼、豆渣、细糠、薯渣之类，都成了山珍海味。后来这些东西有钱也买不到了，人们就到村外挖野菜，剥树皮，只要是无毒的就拿回家来煮着吃。我们全家个个吃得全身浮肿，还拉不出大便，互相对着粪桶用竹片挖……。人的生命力再次显示了他的顽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又闯过了一次生死大关。
一九五六年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家也跟着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为了集中精力搞生产，社里把全村的篾刀都收起来了，只准搞农业，不准搞副业。于是，钱路也断了。就在这一年，我小学毕业。
我的班主任是个富有教学经验，对学生很负责的老教师，姓肖名鼎盛。暑假期间，他多次上门动员父亲让我参加初中招生考试。父亲虽然答应了，可是终究没能成行。那时清江县只有两所中学，一所是清江中学，在离我们家五十多里远处的临江镇。另一所是距我们家八十里外的樟树中学。我们这一片的考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