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就发霉生虫。吃水要借人家的水桶到山下的一口水井里去担，担回家又无水缸贮存，只好倒满脸盆澡桶，剩下的就把水倒入别人的缸里。趁中午、下午收工，我还得抓紧时间上山砍柴或下地垦荒。如不充足准备柴禾或赶时种出蔬菜，来日就要有米无柴难成饭或有饭无菜难就餐了。
正秀哪里过过这种日子。自从搬到水塘头的那天起，尽管哭骂之声少了些，但我知道，她是把那股怨气闷在心里。我最感不安的是怕她闷坏身子旧病复发，那就要把我们俩都拖进无底深渊了。万一如此，仅凭我每月二十多元工资怎能承受她无限无期的医药费用？一旦我们堕入穷途末路，她的小命又能活几天？这是多么可怕的后果！我必须设法化解她心头的积忧，让她尽快平抑心态，适应眼前的艰难与穷困。
就目前的条件，我实在无法给她一点点有效的安慰。我只能从务虚入手，哄她，逗她，乐她，希望能轻松家里的气氛，淡化她心中的懊恼。
我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感受，每当高兴或苦闷时，只要一听到歌声和乐声就会忘乎所以，一切忧愁都烟消云散。我买不起收音机和其他消遣之物。只有发挥自己的特长，经常吹起口哨，哼哼歌曲，甚至在被她骂得脸红心跳的时候，还口哨不停歌不断，嘻嘻哈哈逗她乐。有时她骂得凶了，我还变着法子企图谑出一丝夫妻间的幽默，希望她能停雨转晴。
有一次我在门外劈柴，她在灶前一边做饭一边不停地唠唠叨叨，闹得人心烦。真想让她适可而止。于是，我放下柴刀，进屋喝了一碗凉水，然后对她一笑说：“嘿嘿，你骂人的声音都这么好听，如果能把骂声变成歌声，人家还会以为我们家买了收音机哩……嘿……我们合唱一个‘天仙配’好不好？让左邻右舍开开眼……”接着我真的怪腔怪调地唱了起来：“我劈柴来你炒菜，夫妻双双……”显然，我的调谑既不是时候，也很不得体，正秀不但接受不了，还骂我这是把她当蠢婆戏弄，摔得锅碗噹噹响。
人一但有什么不顺心，大概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承认，做家务事我确实不在行。尽管我小心翼翼，但做的每件事总是不尽人意。扫地，她说是姨婆画“大”字，敷衍了事；稀饭煮稠了点，她说粥不象粥饭不象饭，鬼吃；煮稀了点又说是吃了难屙尿；炒菜不是说咸了就是说淡了……。
更让我不安的是，年关在即，我最担心她赌气不跟我回家过年，更担心她回到家里给我的老母亲脸色看，给我的兄弟过不去，弄得全家不安宁。事实很快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不但心平气和地跟我回了家，还对我的家人以礼相待和睦相处。我真是由衷的高兴。
在我家顺利度过正月初三那个生死大关后，我相信她应该会想得更开些，我们的夫妻关系应该会从此融洽起来。春节期间，在我家住了几天，又在她家住了几天，眼看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精神状态也好多了，正月十二日我们高高兴兴回到了水塘头。
没想到一进家门，眼前的情景又让我惊呆了。只见满屋上下一片狼藉：墙脚那两个堵好的老鼠洞又被扒开了，而且旁边又打了新洞，拱出的泥土满地都是。放在床底下的那个老南瓜，那是留给年后的下饭菜，也被挖了两个大洞，老鼠咬碎的南瓜皮、吃剩的瓜子壳撒满四周，而南瓜则因为感染霉烂，发出难闻的酸臭味。年前吃剩的半袋米，无处保存，临走时吊在屋梁下，那该死的小精灵也能攀绳而下，咬破袋子，嘴啃脚扒，白花花的米撒了大半屋子。放在灶台上的碗筷也被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晚上睡觉打开那床原本用报纸遮好的被子，发现也被老鼠咬破，那可恶的东西竟在里面安家定居……。
看着这种惨状，谁能受得了？晚上，正秀又蒙着头泣不成声！女人的哭决不会是单一的，必然夹杂着怨骂之声。我听着、受着，忍着、想着……，这种状况下去，正秀的心永远平静不了，什么夫妻情份，家庭幸福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我必须设法改善这种状况。我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一点顺手可便的必备家具。我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具也没有，家里空空如也，怎么稳住女人的心？但是，苦于有心无力。我们每月的工资总是捏得紧紧的，不管怎么省吃俭用，仍难维持正常开销。油盐米是要活命的，其他如穿衣、出行、待客，那时我还抽烟，而且烟瘾很重，都是不可或缺的。除下这些必须费用，连买一口水缸或一担水桶都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哪还有能力添置那些碗柜木箱之类的贵重物品呢？
水塘头西面有一片连绵的高山。六十年代初我们刚到南山时，山上山下松杉葱郁，樟梓婀娜，柴深草厚，花红果香。这里是南山紧邻的三个社场几万人民烧柴的免费供给地。每天清早，成群结队的人荷枪（一种两头尖尖的竹杠）持刀上山砍柴，不多时就担着扎扎实实一担回家。劳力强的一天可上山三四趟，劳力弱者一天至少也可来回两次。
随着人口的增多，时间的推移，地面的茅柴烧光了，砍刀就举向了空中。先是砍伸手可及的枝，下面的枝砍光了，就在刀把上绑一根长木棍，由下而上直至树顶勾枝杈。勾得只剩下一根光杆了，就砍树。白天有人守山就晚上动手。一棵棵的杉、松、樟、梓扛回家。大的打家具，小的做柴烧。一九七二年我搬水塘头时，山上的树木已基本砍光了，地面已无柴可打。我只有跟着我的邻居们担着土箕，提着锄头上山挖树蔸。
说大树全部砍光其实也不尽然。在一些道旁路口显眼近耳的地方，还是有个别漏网之鱼。在我们住处约四五里远处的机耕道旁就有一棵钵口粗的大樟树孤伶伶地站在那里，枝杈已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最顶端的那根树枝上残留着几片叶子，就象举着一面被战火烧残的破旗在空中摇曳；又象一位幸存的武士在探头俯视，警惕贼人的偷袭；更象是一个厌世者在求生难得求死不能地哀号――你们还留着我干什么，快动手吧，我早晚也逃不脱刀劈斧砍的下场。
是的，这棵孤树迟早也难逃一劫，不知道过了今天还有没有明天。我敢断定，不知有多少人早已对它虎视眈眈。
那一段时间我路过此处，也禁不住总要对它上下打量一番。这棵樟树围粗树圆，干直节疏，上下光滑匀称，取方锯板无可挑剔。这几天在家里看着空空荡荡的居室，马上就会联想到这棵樟树；而走到樟树下，就会想到家里阔床，菜厨，木箱，饭桌……全无。如果能把它弄回家，至少能给我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我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大片的森林已经被他人所占有，这一棵樟树，仅仅这一棵为什么就不能属于我？
那天下午收工后，我借了队里的那部板车，准备晚上进山。由于树较大，凭一人之力无法搬动，我就邀了要好的邻居与我共同行动。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深夜时分，我们拉着板车，窥探着四周的动静，一前一后地沿着机耕道悄然来到樟树下。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先把板车藏在一个山坳里，然后就一人站岗放哨，一个抡斧砍树。那巨大的响声震动山谷，也震撼着我的灵魂；周围的任何一点响动都足以让我心惊肉跳；时间的分分秒秒都是那样的漫长，让人倍受煎熬；那樟树却象是钢铸铁浇，巍然屹立就是不肯倒下……我算是切身感受了一回“做贼心虚”的嗞味。
也不知砍了多久，树的刀口处终于发出了吱扭的响声，这是受伤的孤树最后的呻吟。我们赶快离开樟树，跑得远远的，象一头胆怯的野兽匍伏在地，听着远近哪怕是最细微的一点响动，判断那一点响动是否构成对我们的威胁……。樟树的呻吟由小到大，最后终于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怒吼，就静静地躺着不动了，等待着枝体分离。
我们细听了良久，直到确认倒树的巨响没有引起异常反应，才悄悄地迂回到树边，迅速地将它截成几段，随即搬上板车，偷偷地运回家里分别藏在床底下，柴楼上。
那段日子我总是提心吊胆，怕守山的发现山里被砍了树挨户搜查。只要一进屋，一切都暴露无遗。一天无动静，两天无动静，十天半月仍无动静。我心里踏实了，就请了两个锯匠，将树锯成床担，方料，木板，堆在屋檐下晾晒。晾干后，干脆把房内的中扇也拆了，取了一段楮树，三节杉料。再请一班木匠，各种木料搭配着做了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菜厨。家里总算有了两件家具，自己买来两瓶清漆一涂，光滑滑，亮闪闪……。家里添了几分富贵，我心里有了些许舒坦，正秀的脸上偶尔也会露出一点笑容。
这两件非常之物能给我带来一点吉祥如意吗？我相信从此随着家境的改善，她的心态定会逐渐平静，在我面前表现出她的温顺与和善。
我好象已经看到了她的这种表现。在生产队，她与队长、职工有说有笑；在平时，她与邻居团结友好，和睦相处；在家里，她一天到晚极少停歇，忙了队里的就干自己的。有一段时间，我常为此感到欣慰。
不过，每当她忙活的时候，我也不可能闲着。但是在她面前，干农活做家务我总显得低能弱智，也缺乏工作的主动。因此，总是她要干啥，我就干啥，我既不讨价还价，也不偷懒窝工。然而，每次干活不管是我单独干还是与她一起干，没有一次能让她满意。挖土，不是说草没检干净就是土坷垃没敲碎；栽菜，不是说栽深了就是说栽浅了……反正不管我做什么总是一无是处。
你说就说吧，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反正我不理你。可是不理也不行，她一开了口就无休无止，越说越上火，越说越难听，而且还由东扯到西，由南扯到北。不管我怎么解释忍让她都不依不饶。这样，我以人格为代价添置的两件新家俱带来的一点喜气早已荡然无存，家庭生活仍然难以安宁！
听说女人天生嘴巴多。尽管我感觉正秀的嘴确是多得过份了点，有时几乎闹得人不堪忍受。但我同时觉得，她的嘴多也仅仅多在嘴巴上，并无其他过份的举动，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出格的要求，而是唠唠叨叨地一直与我患难厮守……。我知道，她是不肯轻易舍弃这个穷家呀！而且，她的唠叨从未离开吃苦耐劳、勤俭治家的主题，说明她对我没有二心！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我理解妻子，更深知责任重大。但我实在无能为力改变现状啊！我有什么资格去计较妻子的“嘴多”呢？
我整天面对妻子的哀怨，看着家道的贫寒，终日在压抑和忧郁中苦熬。不久我突然发现我得了一种最难启齿的病—阳萎！我顶着男人的悲哀，心里充满焦虑和恐慌。我暗暗地四处求医问药，可是用了多种方子，毫无效果……。我难道就这样被废了吗？我还年轻啊！来日方长啊！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之三是对还是错
林如春书记不愧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领导。一九七二年他与我第一次在总场见面，面对一个下级的抗议，他不但不怪，反而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当面对我作出事后调查的承诺。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官场的托词，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哄走。事过之后，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七三年上半年的一天，林书记来水塘头检查生产，见了我老远就叫：“金成，你过来一下。”
我感到吃惊，事隔数月，他居然还能直呼我的姓名。我放下手中的活，走了过去。他站在路边既严肃又认真地说：“那次汇演的事我了解了一下，错怪了你，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通过这件事，党委对你也有了一些了解。上上下下对你反映不错。好好干，党委会考虑你的问题。”
一位新来不久的总场一把手，能对一个弱小者如此负责地平等相待，我由衷而生敬佩与感激。
这年双抢刚过，总场组织了一百多劳力在水塘头修一条过山渠道，并委派我到工地食堂管伙食。这是我到南山以来第一次被重用。我当即感到，林书记曾说党委会考虑我的问题，不是在糊弄人，而是真心实意的。尽管是临时的安排，我仍感到莫大的荣幸，理所当然地要把伙食搞好，让大家吃得卫生吃得满意。
四个多月下来，我灵活多样地安排菜肴，督促烹饪师认真调配口味，较好地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绝大多数用餐人员反映良好。在管理操作中，我十分注意节约，杜绝浪费，合理使用资金。不仅实现了“吃好吃饱”的既定目标，还节余了一笔资金，足以让全工地的一百多人大吃大喝一顿。正是因为这次会餐，一次偶然的机会治好了我的阳痿，却给我留下了至今难说是非的一庄心事。
那次竣工聚餐正好安排在一九七四年元旦。因菜多事杂，原班人马实在忙不过来，头一天就请了一位老厨师掌勺，工地还派了一位女青年帮厨。这个女青年是一位正值妙龄、性格开朗的知青，名叫刘丽。
这一天，食堂象办喜事一般。白天，杀猪宰鸡，摆桌配凳，借盘添碗……，晚上，洗肉煮肉，煎油货，洗菜切菜涮餐具……，一直忙到晚十点仍没忙完。有一个女孩在场，大家有说有笑，“打情骂俏”，忙得倒也有声有色。这时，刘丽脱掉围裙，洗了手，说是要上厕所。
水塘头只有一个集体茅坑，座落在两个居民点之间的一片竹林里。刘丽向我要了一片废纸，急匆匆钻入夜幕。
我们仍在继续干活，突然听到刘丽在呼喊：“殷间，殷间，我怕，我怕，快来给我打伴……”
在农村，女人晚上上厕所都是自己的老公在旁边做伴。哪有一个女孩子光着屁股，随便叫一个男人在旁边站岗放哨的？听到这无拘无束的呼唤，我左右为难，显得很尴尬。几位正干活的师傅倒是忙中取乐，怪声怪气地说：“快去，快去，过期作废……”
我正在犹豫，又传来她大声的叫喊。我只好走出大门，站在村前的那块空地中央大声应道：“我在这里，你不要害怕……”
我大声的答应，与其说是给刘丽壮胆，不如说是故意让全村的人都听明白，我金成是站在离厕所很远的地方，并不在她的身边。目的是要让那些多嘴的人事后没有嚼舌根的依据。
我站在黑暗中，不时地“别有用心”地大声催促：“完了吗，快点啊。”
这一夜，大家嘻嘻哈哈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才收拾场面，各自回家休息。
我的家与刘丽的住处在同一方向，她比我更远。当经过我家门前时，她说她很害怕，要我送她一程。其实，我是应该送送她的，一个女孩子独行夜路，确实有所不便，更何况今晚天黑地寒，难免让人心虚胆怯。
旷野，万籁俱寂，沉静得能听见息息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路上只有我们俩并肩而行。开始我们相隔有距，默然无声。走着走着就挨得越来越近，不多时，还是她先开口说话：“今天真冷。”
我说：“是啊”其实我们穿得并不单薄，冷也有限。
她接着说：“我的手都快冻僵了……”说着，她把手伸到我的胸前，说：“你摸摸，象个冰块……”
我稍犹豫了一下，还是伸过手去……其实她的手既不冰冷，更没冻僵，而是温热如出笼不久的馍，细嫩似丝织的绸。这一摸，两人的手一接触就再分不开了，如胶粘氧焊，合二为一；这一摸，就象电视机的插头接上了电源，神奇的电流立即通过机体，使每个零部件都运作起来，充分地发挥各自的功能，最后集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