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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个小戏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同类题材作品只有大型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和独幕戏；再没见过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因此，《锦江激流》从较新的角度，以独幕戏曲的形式，较早地反映了革命人民与四人帮之间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剧本是以当年我们修建水轮泵站为背景构思的。一九六八年冬，锦江上一条拦河大坝正在紧张施工中。全工地几千干部民工在原县委委员现任工地总指挥高峰的带领下，战严寒，抢时间，决心赶在春汛到来之前合龙竣工。因为如果春汛暴发之前不能合龙封江，春汛一到江水暴涨，湍急的洪水就有可能冲倒围堰危及石坝，造成前功尽弃、劳民伤财的严重后果。
四人帮的追随者、县革委会副主任、工地副总指挥池道，一直与高峰貌合神离。在满嘴革命词藻的掩盖下，隐藏着他的险恶用心。在工程进入决胜的关键时刻，他趁高峰外出的机会，再次赤膊上阵，一方面打着“抓革命”的旗号，强令停工召开大会，别有用心地批判“唯生产力论”，妄图拖延工期，等待春讯早发；一方面指使其爪牙暗中破坏，在围堰险处暗做手脚，千方百计制造工程事故，然后嫁祸于高峰。意在捏造出一个“迷信唯生产力论”而最终自食其果的“反面”典型，达到打倒高峰，取悦上司的可耻目的。
所幸高峰及时赶回工地，他以敏锐的目光及时识破了池道的阴谋，并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终于抓住了黑手，掌握了罪证。在铁证如山面前，池道不得不低头认罪。以高峰为首的广大干部群众，最终取得了革命生产的双胜利。
此时，汇演时间渐渐迫近。按规定所有自创节目还要送地县两级审查。
在本场试演后的第二天，我先给县委宣传部送去了一个本子。没想到竟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下午就派了两位专业人员专程赶到南山江背分场。两位同志一致认为，本子基础较好，并提出与我共同修改，争取把本子推出去。
我说：“只是时间紧迫，送地区审查的最后期限已近，还要复写翻印，恐来不及。”
两位同志干劲十足地说：“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连夜突击。”
他们真不含糊，说干就干。并要我准备油灯，以保证停电后可以继续工作。两位同志推辞敲句，斟情酌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搞了整整一个通宵，对文字和情节作了一些很好的修改。其中，最大的一处改动是，将池道原县革委副主任的身份改为某地区林业局革委会副主任。两位同志向我说明，这一改动是为了让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池道给高峰更大的压力，使矛盾更为尖锐，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高大，而且戏也更有看头。我没有对这一修改表示异议，也没有作更多的思考，就安排人刻写复印。
汇演是地区林业局组织的，参演节目的审查自然要过这最后一关。修改后的剧本我立即交总场派人送地区林业局过目。其余发给各位演员，重新背台词赶排练。此时距汇演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地区林业局负责审查节目的恰好是一位副主任，此时林业局革委会又恰好只有一个副主任，而剧本中的池道也恰好是一个林业局副主任。那位副主任看完剧本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不就是在写我吗？”
虽然在人物介绍中，地区前加了一个“某”字，冠名是某地区林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可在当事人看来，什么某不某，不就是地区林业局副主任么？地区林业局副主任不就是我一个么？难道我是四人帮？于是，这位副主任大笔一挥，怒气冲冲地在剧本的头页上批示：此剧与事实不符，不能上演，建议在当地也不能上演。
一梭子弹，把剧本毙了个尸骨无存。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南山垦殖场本来一贯与地区林业局关系甚好，领导之间一直往来不断。可此后，据说地区林业局的领导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南山，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所幸的是南山党委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悬着的一颗心很快放了下来。只是我的妻子从此再不让我写什么了，说那是自找麻烦，自担风险，自讨苦吃。
《锦江激流》被枪毙后，汇演的节目还得继续准备。我偏爱戏剧，还是决定赶写一个小戏。
一九七二年，我曾随县创作组一同赴湖南的文家市和江西的铜鼓一带考察过秋收起义的史实。对革命老前辈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有所了解。因此，我想写一个反映这一伟大革命实践的独幕剧。我夜以继日地构思，争分夺秒地疾书，初稿很快进入尾声。可是不幸的是剧本被妻子发现，她把文稿撕得粉碎，一把火烧了……。我无意责怪妻子，只能心情沮丧地向党委如实汇报。
这样，重新写已来不及了，只有把不大合乎时宜的老戏《红方》拉出去凑数。演出后也受到好评。其余自创的几个节目全都获得创作奖或表演奖。其中女声表演唱《我在农场安了家》还被评审组选为参加赴省汇演的重点节目之一。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六世态炎凉
地区汇演之后，我感到很累，真想好好地休息几天。可那时的我哪有这份福气，家里烧柴没有了，必须赶快打了送回去；下半年沙子销路好，河边的存沙已不多，必须抓紧时间挑沙上岸，以免断货；眼下又有传闻，四人帮打倒了，但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还在，我们这些曾走过弯路错路的人都要向组织向群众“说清楚”。各种压力仍让我喘不过气来。
其实，我的问题早就反反复复说清了，翻箱倒柜查清了，不知道这次“说清楚”又有什么新要求。唉，当年失足一步，至今已是十年。十年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紧张。这挥之不去的晦气，何日才是个头呢？
反正运动还没正式开始，多想也没用，还是集中精力把队里的生产问题，家里的生活问题先解决再说。那段时间，我与男女队员一道，每天早出晚归抢挑河沙。很快河岸上就出现了几座金字塔似的沙堆。
有一天，队员们个个汗流浃背，坐在河边短暂休息。突然有一个队员问我：
“金成，上次游泳（县文化馆分管群艺的负责人）来帮我们排节目，在外面吃饭的那张发票你报了吗？”
我说：“没有。”
我刚说这两个字，就见队员们面面相觑，无人言声了。
我觉得事有蹊跷，追问道：“怎么了？那张发票现在还搁在我抽屉里呢，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好象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他（她）们见我着急的样子，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一个月以前，节目排练最紧张的时候，县里各主管部门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有一天县文化馆又派游泳老师亲临南山指导……游老师是个业务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负责的领导，经他指导的节目，面貌焕然一新，水平必上档次。人家从县里来，为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不招待一下，我心里过意不去（当时排练场选在南山坳总场礼堂的舞台上）。中午，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交给负责排练的小周说：“小周，你带游老师到饭店去炒点菜，喝点酒，回头把发票给我。”
就是这么一张不足五元钱的发票，事后我请分场党支部书记王欣签字报销。王书记说饮食发票不能报。我什么也没说，收起发票，心平气和地走了。我理解领导的难处，吃酒吃饭的发票不能报是有规定的。
几天之后，游老师又来了。那天我不在家，中午是小周掏钱带游老师到饭店用餐。他所开的发票第二天由分场孙副主任签字报销了。我没有因此就拿自己的发票去请孙主任签字。我知道，一把手没有同意的事，再借机去找二把手，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
但是，有一天我因公外出去了，正巧就在这一天，分场召开职工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这位王欣书记竟突然破口大骂起金成来。说金成是个专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幕后指挥打砸抢。现在仍然不思改悔，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挑拨领导关系，破坏革命团结。一张吃喝发票在我这里报销不了就欺骗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
听队员们的描述，王书记那无限上纲的口吻，杀气腾腾的气势，非十冤九仇者不至于此。王欣书记为什么对我如此冒火？是我冲撞过他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他把小周报销的那张发票错以为是我的，因误会而动怒吗？也不象。如果是一般的误会，孙副主任、小周、还有我，天天都在分场，天天都见面，随便向谁打听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何以趁我不在时对我突然发难呢？我实在不能理解，于是大脑马上就进入那种多年形成的敏感的推测：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把某些人的某些功能冲涮得转轨变型，对人对事容易偏激、粗狂。现在十年风雨后又传来一点尾声，在有些人的眼里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场新的群众运动的开始，因此适时地显示其革命的斗争性和领导者的权威性就理所当然。看来，我还得作好准备，迎接这冬去春来的最后一阵换季风。
我心里虽然被无端的诽谤所激怒，但我仍极力保持情绪的冷静。我想当面对王书记把事情说清楚是必要的。中午，我在办公室找到了王欣书记，正好总场林如春书记和余生副书记也在场。一进门，我心平气和地说：“……王书记，我是你的下级，我有缺点错误请你当面批评，我不是个目无领导的人。那天晚上你在职工大会上说的那件事，我想向你解识一下……。”
我话没说完，他就以仿佛要压倒一切的气势吼了起来：“还用得着解识吗？我说了你搞阴谋诡计，说了你挑拨领导关系……一张发票在我这里没有签字，你就找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是什么？不是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我说错了吗！”王欣书记把那天在大会上说的话又当着两位书记的面重复了一遍。那架势简直就是在总场领导面前对一个犯罪分子的宣判。
我平常是个没什么捡拾的人，有时候连衣服鞋子也会找不到下落。所幸这一次那张发票没有被我弄丢，来分场办公室之前，在抽屉里找到了，现正捏在手里。要不然，我无凭无据，而他永远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怎么说怎么有理。而我——一介平民，人微言轻，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即便是说清了也无人信。但是现在，我手里攥着这一根救命稻草，不必多费口舌，只要把它亮出来，就可以煞住他那不可一世的气焰。
面对王欣的张狂，我无法保持冷静。他的宣判一停，我攥着那张发票的手颤抖着往桌上一拍，通的一声，手指松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随着巴掌扇起的一阵风飘拂了几下，就稳稳当当地横躺在桌上。我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吼道：“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总场两位书记见我发了火，余生书记劝我冷静一点，如春书记拿起发票看，说：“这就是那张发票吗？老王你看看，怎么搞的嘛……”王欣接过发票瞟了一眼，脸色骤变，目光闪躲。他显然没有料到，事隔一个多月，金成这家伙还会保留着这么一张薄薄的小纸片。
他哑口无言地愣在那里。而我却还有一些话必须当着总场领导的面作一点表白。我说：“我们几个当事人天天都在你的眼皮底下，随便问谁一声，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事情就清清楚楚了。可是你一不了解二不调查，却乘我不在，突然在群众大会上对我破口大骂，你就不怕口臭牙碜？今天幸亏这张发票还在，否则，只能由你一口咬定，横批竖斥，哪有我申辩的余地！我金成人穷志不穷，一张几元钱的发票还赔得起。只是赔了钱还受冤，你王书记的良心就过得去吗？”
我说这番话，两位总场领导并不打断。余生书记不时地睨一眼呆若木鸡的王欣，嘴角露出一丝强忍犹露的笑。如春书记听着我的慷慨陈词，有时微微点头，好象是同情也好象是认可。当然他们不可能当着我的面批评王欣，也不可能当着王欣的面明确表示对我的支持。我能理解，他们要从全局出发，照顾王欣作为一级领导的威信。然而，两位领导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特别是林如春书记最后说的几句话，既为我消气，又帮王欣下台。我的话刚停，只见他习惯性地干咳两声，露出满脸笑容，俨然象一个和事佬似地说：“金成，算了啰，你是个知识分子，写剧本的人，宰相肚里能撑船。老王，你把金成这张发票签字报了算了，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嘛。”
王欣只得拿起笔，在发票上签了“同意报销”四个字，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大名。我本想拒绝，说一声我金成再穷也不会希罕这几元钱。但转念一想，有两位书记的现场磨合，该说的也基本上都说了，又何必得理不饶人呢？算了吧，今天留根线，日后好见面。再说人家是书记，我惹得起吗？于是拿了发票就走了。
不久，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步步深入。深挖四人帮在各地的线上人物也紧锣密鼓。接着就轮到我们这些人“说清楚”了。先是学习有关文件进行宣传动员。我们的王书记在动员大会上甚至用上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政策警句。还号召群众要大胆检举揭发，打一场路线斗争的人民战争，让阶级敌人无处藏身。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和过去一样，我第一个站起来，说清楚了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因为没有人检举新问题，也无人发表其他意见，王欣书记也说不出什么，我的“说清楚”很快在江背分场获得通过。
但是，文革期间，我一直在二分场，我的主要活动自然也在那里。我料想，早晚还得回那里去“说清楚”。果然没过几天，二分场就通知我回去参加“说清楚”大会。接到通知的那天下午，我提前吃了晚饭，步行了六七里，亮灯时分到了二分场。
二分场与果园场原是同一分场，现在虽然分了家，但果园场的许多职工仍住在二分场，我的家也在那里。那天我风尘仆仆地进了家门，家里却是黑洞洞的。我叫了一声“正秀”，没人答应，拉亮电灯，只见正秀抱着儿子，蜷缩在后门口抹眼泪。
我走过去问：“怎么啦？”她掏出手帕，揩干脸上的泪水，向我哭诉起刚才在自家门前受到的屈辱—
农村很多家庭都会养鸭子，我家也养了两只。鸭子爱群体活动，每天早晨各家的鸭子放出来，它们很快就集合到一起，呷呷呷地欢叫着，争先恐后地蹿入水田，跳进池塘，觅食，嬉戏。这些家伙疯得很，常常出了门就不思归，直到很晚，不去赶它就不回来。所以每天傍晚就有人把鸭群从老远的地方追赶回来，围堵在分场前面那块空地上，各找各的捉回家。
今天正秀见左右邻舍都提了鸭子回家，也赶快跑出去找鸭子。自家的鸭子天天见惯了，一眼就认识。我们家那两只打小就在头上剪了毛做了记号。现在长大了，羽毛长长了，但刀剪的痕迹仍然可辨。她很快就找到自家那两只，拎着脖子，摸摸鸭背，看看标记，确认无误才提回家去。
刚到家门口，一个女人追了过来，嘴里喊着：“傅正秀，别走，这两只鸭子是我的。”
正秀说：“我做了记号的，不会错……”
那女人说：“我也是有记号的，我在它的脚上箍了铁丝。”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