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某些人的眼里却成了不祥之兆，于是他们开始了筹谋和算计……。
爸爸终于重回小学当了一个烂班的班主任。尽管这并非情理中的位置变换，但爸爸依然尽心尽责，一丝不苟，因此很快获得了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赖和社会的认可。但此时爸爸还只是一个场派教师，命运仍在不测之中。终于，他等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想要一举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会成功吗？
待后请看第十章珍惜无价。
第十章珍惜无价之一枯木逢春
一九七八年八月，宣传队撤销，我奉调到二分场小学任教。
我历来习惯于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珍惜，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的。珍惜情愿的，能让理想成真；珍惜不情愿的，也往往能收获意外，甚至最终改变苦衷，让你的眼前亮堂起来，开阔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管何种珍惜，其实都是在珍惜时光珍惜生命，也就是珍惜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我如枯木逢春，春风、春雨和春暉给了我生机，我日夜憧憬的那种时刻，仿佛开始在我眼前展现。我终于有了一个我乐于从事的职业，我肯定会全力以赴，倍加努力。尽管我知道教学工作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来说会遇上多少困难。
我第一次执教小学四年级的语文。打开教材备课，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汉语拼音。我只接受过小学六年的系统教育。解放初期我们念小学时没有汉语拼音教学，以后几十年也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对我来说，汉语拼音别说教，就是学也要从零开始。
我要感谢《新华词典》的编辑们，他们在这本书的后面搞了个汉语拼音方案。而且每个声母韵母都用汉字注音，拼音方法也有举例。我就是从这里入门，刻苦了一段时间，终于摸出了一些门道，后来经过中师函授学习又有较大进步。在函授学习中，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原则这些专业知识也有一些了解。就凭着这种现买现卖，第一个学期忙忙碌碌算是混过来了。
这第一个学期，我所教班的统考成绩，与全场同年级同学科的其它班比，虽不是倒数第一，但较那些好班就存在明显的差距。这是我预料中的结果。
在全场集中统一阅卷的时候，我以最快的速度（阅卷是年级交叉进行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想多挤出点时间翻看全场同年级其它班的语文试卷，与自己任教班级作对照，看有无自己的优势。更主要的是想找出本班试卷中反映的知识盲点，发现自己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以利在今后的教学中扬长避短。
第二个学期开学，我的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如果说我第一个学期的教学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那么第二个学期就基本上做到心中有数了。对于每节课的教学目的，重点难点，教学过程，要求学生在课堂消化的和课后巩固的知识，基本有所把握。这个学期的统考（也就是学年考试），我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以微弱的优势勉强列全场同年级之首。
一九七九年下学期，我奉调到总场教育办公室工作。
当时总场文教干事是丁翔，就是当年在二分场派我骑车到水轮泵站工地通知青年回来开会的那位团支部书记。现在他同时兼任南山中、小学校长。可以说，南山的教育大权基本由他独掌。此人不苟言谈，性格内向，年龄与我相仿。
党委通知时，交待我负责全场的教育工作。但教办已有一位文教干事，我具体负责什么总场并未明示。因此就有必要再找文教干事问个明白。
南山的教育干部历来在中心小学办公。那天我来到南山小学，正好文教干事丁翔在晾衣服。平时我们来往很随便，每次见面从不讲客套。可今天见面与往日不同，今天我是来向顶头上司接受任务的。因此我不无尊重和客气地说：“丁干事，晾衣服呀？”
丁翔没有抬头看我一眼，也没停手招呼一下，我只隐约听见他“嗯”了一声。与往日偶尔一见的平和无拘大不一样。但是我们两人相互都很了解，任何一方的表现都不会给对方造成多少影响。我接着说：“总场通知我调上来，我的具体工作是……？”
这个问题我必须问清楚，而且还必须问他。因为业务方面的事只有他熟悉。没想到这位丁干事说出一句话来，真让我难辨阴阳。下面笔录的是没添一字，没减一字的他的原话：
“一句话，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明天你就去县教育局参加一个会议。”
好一个“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多么简单的交待，多么低俗的要求。好大一会我就象在云里雾里，对领导的意图吃不准，摸不透。
这里我又要顺便一提。一九八六年我在党委会议记录中，发现党委这一次关于我的决议是：金成调教育办公室任文教干事。但后来我一直干着文教干事的活，却无文教干事之名。我还发现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党委就曾作出决议：金成调南山中小学任教。也是无声无息。这又是为什么？
上任的第二天，我按丁干事的指派赴县参加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部署三教工作（即普及教育、业余教育、和函授教育――简称“三教”）。三教中普及小学教育是重点。县局要求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学生巩固率必须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普及率（当时只提普及六年小学教育）百分之八十以上（此数据未核实当时资料，恐记忆有误）。业余教育在当时农村就是扫除文盲。县局要求三年实现无盲县。根据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所谓无盲就是十五至四十五周岁的青壮年非文盲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扫盲对象的脱盲标准是，按县发教材授课，达到每人能识常用字一千五百个以上，能阅读报纸，能写借据领条等简单的应用文。函授教育就是配合师范学校抓好本地区小学未达标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
散会回场，我首先向丁干事作了汇报，并就贯彻会议精神谈了自己的想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我提出一年实现双百场和无盲场。
丁干事坚决反对，说这是不可能的。他的观点是，不可能办到的事说出去是收不回的，到时候弄得自己下不来台。还是稳妥一点好，能在两三年内实现就很不错了。
我坚持认为，实现这两个目标，只要我们工作到位，是完全可能的。我同时认为，从我场的实际情况看，这两项工作只能速战速决。特别是扫盲，如果时间拉得太长，工作断断续续，势必拖得上上下下心烦意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当然也不能期望一劳永逸，我们在打好速决战的同时，还要坚持打持久战。
我向丁干事阐明，三教中，难点是业余教育。难就难在要动员青壮年中的文盲半文盲投入到扫盲活动中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必须得到党委和各基层领导的重视，然后还要对扫盲对象做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如果得不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一年实现无盲场和双百场确是不可能。
我提出的所谓速决战，就是利用今冬明春的农闲，采取办速成班的形式突击扫盲，力争尽快实现无盲场的目标。至于小学教育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只要动员全场各校教师做好工作，一年实现双百，应该是可以的。
我说的持久战，就是基本实现上述目标后，继续毫不放松地抓紧巩固扫盲成果和普教成果。使那些脱盲对象不再复盲，使适龄儿童入学一个不漏，在校学生一个不流失。这样长期坚持就能堵塞产生新文盲的渠道。业余教育和普及教育就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水涨船高。
我提出这个目标决非纸上谈兵，而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场共有八个农业分场，三个工副业单位，这是全民部分。全民职工家庭多数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经济条件都优于附近人民公社的农户，历来重视子女上学。所以原来就有较好的文化基础，真正的文盲半文盲并不多，青壮年的非文盲率基数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国家标准，所以扫盲任务并不重。
我们场还有两个挂勾集体大队，即山前大队和林西大队。这两个大队与全民分场相比有较大差距。因农村传统的重男轻女现象，加上贫困农户相对较多，故青壮年中，特别是女性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高，这是我场业余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如果集中力量首先在这两个集体大队有所突破，一年实现无盲场是有把握的。
丁干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只有向党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党委的支持。
一边是丁干事的反对，一边是党委听了我的单独汇报之后的支持。这就把我自己推上了矛盾的顶端，又象是把自己推上了舞台的中心，能否演好这台戏对我来说责任重大。
我决心把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做好。如果做不好被人家废了，就是活该！无能就受贬，我赞成这条严肃公正的游戏规则。
要演好这台戏，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于是，我连夜起草了《南山垦殖场三教工作和学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这个文件中我暂时把业余教育放在首位。根据文化户口簿统计的有关数据，我首先分析了我场的文化结构等情况，明确提出了抓住今冬明春的有利时机，一年实现无盲场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文件分别规定了从扫盲对象、业余教师到各级领导的具体责任与要求及其报酬和奖惩。在起草的时候，我特别注重实际效果和可操作性，注重各级各类人群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文件对全场各校的管理，三率的保证以及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提高，都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和要求以及具体的措施和奖惩办法。
文件草稿几经修改后呈党委审查，很快得到肯定和支持。有了党委的支持，就有了开展工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有了搞好工作的基本保证。
任何文件，只有付诸实施才有实际意义。我心里明白，一个出自平民之手，平时又并不属于各级领导日常工作范围的三教文件，要得到各级干部的重视，进而通过他们动员起各级各类人群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让业余教育在全场实实在在地开展起来，决非我之力所能及！而这又是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达到既定目标的必需条件。那么，谁会有这种权力和权威在全场掀起这阵扫盲风暴？场党委！只有场党委才能呼风唤雨，把握乾坤。
我找到林如春书记，扼要地向他介绍了文件的基本精神和我的基本想法，建议召开一次全场三教工作会议，重点传达县局会议精神，目标是贯彻《办法》，主攻三教工作中的业余教育。鉴于未来扫盲工作必然是一场攻坚战，因此我建议参加会议人员应该是各分场大队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各学校校长，并强调各级一把手必须到会。为了显示会议的重要性和党委对三教工作的重视，我还建议党委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全部出席。我是想通过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使与会人员从会议的形式和规格就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加重会议精神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分量，为我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一个高起点的思想基础。
林书记同意了我的意见。当即敲定了会议时间、地点。并指示办公室正式通知全场，还嘱咐我将有关材料尽快准备好。
会议如期举行。与会人员应到尽到。
大会首先由分管教育的付书记传达县三教工作会议精神；然后由主管场长宣读并解释了《办法》；最后林如春书记总结。
林书记紧扣会议主题和《办法》的关键内容，强调了三教工作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今年冬季，决不要拖到明春，一定要完成各单位的扫盲任务。他用一句时髦而极具份量的话表达了党委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他说：“我们一定要以抓计划生育的精神抓好今冬的扫盲工作。”他还特别强调各单位一把手一定要亲自挂帅，散会后就要着手开好两个会，即支部大会和群众动员大会；要尽快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工作，落实扫盲对象，做好宣传，造成声势，在短时间内把速成班办起来。林书记最后宣布，具体工作由文教干事金成同志负责（他在这里称呼我为文教干事，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记错了或是口误，并未在意）。
林书记的讲话抓住关键，突出中心，强调重点，表意准确，颇具逻辑性和号召力。他的讲话不仅给我今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还仿佛当众授予我“上方宝剑”，鼓舞了我理直气壮开展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天，我就赶到山前大队，找到大队领导商量贯彻会议精神，落实办速成班的事。
我之所以选择山前为突破口，不仅是因为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历来比较开明团结，富于开拓性，对贯彻上级精神一贯比较迅速主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九六七年春节那场古装戏风波之后，我与山前的领导和群众往来不断，建立了一种互谅互信互尊互助的良好关系。凭这两条有利因素，我想在山前开展工作相对会比较顺利些。如果能在山前尽快把速成班办起来，对全场必然产生积极影响。
山前的领导班子不愧是一个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在他们的重视下，我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很快就落实了业余教师、扫盲对象、办班场所和开课时间等相关事宜。会后第三天就集中了全大队的扫盲对象，不分昼夜地鸣哨开课了。
山前大队开课多日，而仅一路之隔的林西大队却仍无动静。我多次找大队领导摧促，他们也很快有了打算和部署，可就是迟迟开不了课。据说那里的群众就是不肯参加扫盲班学习，说人都中年半世了，还学什么文化！
相邻的两个大队，为什么山前的群众是一呼百应，所有阻力一点即化。而林西的扫盲班却迟迟办不起来，到底是群众落后保守，还是另有原因？
有一天，林如春书记和余生副书记等几位总场领导来山前，看到这里的扫盲班搞得红红火火，很是高兴。林书记赞许地说：“金成，搞得不错！”
听了领导的赞扬当然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带领导到班上去看上课的现场。我认为在领导面前过早地宣扬成绩是不明智的。因为全场的扫盲工作还很不平衡。所以我接过林书记的话，毫不掩饰地说：“可林西还纹丝未动！”我想，实事求是向领导汇报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弊端。
林书记说：“你多去催一催。”
我说：“我几乎天天都去。”
林书记略加思索之后说：“你去打个电话到林西，叫李正书记来一下，说我找他。”
我脑筋稍稍转了一下，想到，我是什么人？在人家眼里，我有几斤几两？如果我给大队书记打电话，尽管是总场一把手找他，但话从我口中出，就怕人家听了打折扣，影响回应效果。因此我提议说：“这个电话最好请余生书记去打。”
如春书记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点头同意说：“余生书记，就麻烦你一下。”
余生书记到大队部摇通了林西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李正。不到半个时辰，李正书记就一阵风似地来了。
林如春书记一见面，头一句就问：“你们的扫盲班办起来了吗？”李正书记一时语塞。林书记接着说：“你先去看一看人家山前，集中了那么多人，早就办起了扫盲班，搞得有声有色……。”
这一回，李正书记没有摆任何客观原因，也没有说一个“难”字，明确表态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开班，马上就开班。”
如春书记回过头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