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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村还没有一个初中生。村里的孩子最多是小学毕业后就在家舞弄那把篾刀，或跟着父母心安理得地守着那一片水田旱地，风雨无阻地按照架在村中心的那面大鼓发出的指令，出工收工，收工出工，无休止地做着那个千遍一律的既简单又枯燥的机械运动。
开始一段时间，我也曾下定决心，当农民就当农民，别人能当我为什么就不能当。但是当我成为那些上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的人群中的一个时，这就意味着我已经步入了社会，人们再不会给我一个“小孩子”或一个“小学生”的待遇了。我每天跟着父母与全村男女社员一道为争那四个工分而耕耘劳作。在人们的眼里，我是同我的父母无多大区别的一个下等劳力，常遭受扣工分的处罚，也少不了无端的训斥。我感觉到自己只不过是大人们脚下的一根小草，遭人践踏，生存艰难。渐渐地我厌倦了这种生活，晚上常做各种噩梦。我的幼小的心灵再也遏制不住那种不安的躁动，我的稚嫩的大脑虽然不敢再想上学读书的事，但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走出去谋生，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四 我就这样踏上前程
但是，这块天地在哪里，人世间有属于我的天地吗？我抱着一分难耐的渴望向人们打听，在墙头报端寻找。
一九五八年六月的一天，我发现黎圩街的墙头上贴着一张布告。走近一看，头一行字醒目地写着“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招生简章”。我眼前一亮，一口气读完全文。一时间只觉得心跳猛地加快，浑身的血液迅速沸腾起来。意外的惊喜倒让我象是一个在茫茫沙漠中断水多时的行者，突然眼前出现一汪清泉，这从天而降的奇迹真让人怀疑是幻觉还是现实？
我本能地又连读了两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是一所新创办的新型大学，总校设在南昌，全省各地都有分校。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对报考学生的文化、学历要求极低。更让我振奋的是，学生入校无需交任何费用，而且每人每月还发给五元零花钱。
好啊，这正是我梦中的学校，梦中的去处！我飞快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父亲母亲听了也兴奋不已，异口同声地催我快去报名，还鼓励我一定要考上，远走高飞奔前程！
一切手续出乎意料的简单。那天，我按照布告通知的时间地点去报名。到了目的地一看，前来报名的人很多。工作人员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表，要求当场填好交上去。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大部分栏目填好。可填到“籍贯”一栏，就患了难，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最后记不清是问了别人填上了还是空着这一栏交上去的。这就是全部报名手续，或许也算是文化考试吧。
回到家里，我牵肠挂肚，担心没考上。谁知不几天就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在“共大白云山分校”。可是，当我看完通知书的最后一行字时，又被惊呆了：赴校时，在黄土岗站统一乘火车，每人需交车票费六元。
这括号中小小的一行字着实给我的父母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啊！生产队没有分红，即便分红也分不到钱。家里又无其他收入，哪来的六元钱呐。时间在忧患中流逝，眼看动身的日子渐渐临近。父母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我的心里更是如虫咬油煎。难道我的前程就被这六元钱断送了吗？
还有两天就要上路了。母亲那双小脚支撑那一副瘦弱的身躯，已经跑了不止一天，仍是一无所获。正当大跃进年代，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闹钢铁，谁敢捣鼓那沾着资本主义铜臭味的东西？母亲还不死心，这天清早又出去了，直到下午太阳下山还没回来。
明知没有希望，我还是揣着一丝侥幸，憧憬着母亲带着六元钱，笑盈盈地回到屋里，把钱包得严严实实地交给我，帮我放在最保险的地方，然后给我收拾行装，高高兴兴地送我上路……
当我从白日梦中醒过来时，看着太阳已经下山了。夜色象一块巨大的黑纱，把天地万物笼罩得朦朦胧胧。鸟儿们也一对对，一群群飞回了自己的窝巢。只有极少数老弱病残仍在空中拍打着翅膀，挣扎着寻找栖身之处。两个弟弟伴着我（姐姐早已出嫁）从村东望到村西，从村前盼到村后，焦急地从暮霭中搜寻母亲回归的身影。许久，不远处，终于出现一个晃动着的黑点。我估摸着那一定是母亲，就带头跑过去，边跑边扯着嗓门叫：“妈——”
“哎，细崽！”声音虽然低沉，但还是听得出这正是母亲的声音。母亲平时就是这样叫我们的。三兄弟簇拥着母亲进了村，回到家里。父亲忙划着火柴点亮灯，顺口问了一句：“借到了吗？”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我感觉到几滴浓稠如血的东西滴在我的脸上……。
我说：“妈，没借到就算了。”
母亲再也忍不住了，竟声泪俱下地哭得那么动情，那么伤心。前几年那样艰难母亲也没这样哭过。我知道，母亲这是为我而动情，为我而伤心！这人世间只有母亲会为我动这样的情，伤这样的心。这时，连父亲也哽咽起来。面对此情此景，我感到一种悲哀，又感到一种恐惧。我找不到合适语言劝慰双亲，只是摇着母亲的肩膀喃喃地说：“妈别哭别哭……。”然后又摇着父亲说……。
此时，正好有一个好心的女人路过我家门前。我们平时叫她“桂英姆姆”（即大妈），一贯与母亲相好。桂英姆姆听到屋里的哭声，便进门来劝解，关心地问母亲有什么难处。母亲止住哭，抹去泪水，把事情的原委说给她听。桂英姆姆听了，拉着母亲的手真心实意地说：“伢仔考取大学是好事呀。我给你指条路，昨天我娘家弟弟卖了一头猪。你明天赶快去看看，估计还有钱，你就说是我叫你去的……”
真是天不灭曹啊！第二天清早母亲就匆匆出了门，中午刚过就喜滋滋地回来了。一进门就从怀里掏出六元钱，一张五元的，一张一元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恩人哪，这六元钱贵若千金啊！就是这六元钱，成全了我挑战命运的一次机遇！就这样，我揣着这六元钱，踏上了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第二章 就学的感觉
导读﹒偶感（二）
爸爸人生之旅的第一站是劳动大学。砍柴、开荒、建校、大闹钢铁……是他们的主课。不少人进校是文盲半文盲，四年后离校仍是……。爸爸却不然。仅上过小学的他竟“鸡入鹤群”，进了全校文化基楚最高的一个班。一只瘦小的鸡雏能与一群高大的鹤们并肩而行吗？一个小学生能一步登天进入高层知识的殿堂吗？据说刚毕业的他还曾与一些正规大学生、中专生短兵相接较量过一回，初出茅庐的爸爸是他们的对手吗？所有疑问爸爸在第二部分“就学的感觉”之一、之二和第三部分“初出茅庐第一回”中回答如是。
第二章 就学的感觉之一 外面的世界真好
一九五八年七月的一天，学校派人把我们这一片的学生约百把人，接送到白云山垦殖场的高岚分场。
白云山位于四县交界处，山高林深，地广人稀。一九五七年江西大批干部上山下乡，创办了许多垦殖场。白云山垦殖场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总场设在白云山脚下的一座古庙内，直属宜春地区，定格是县级单位。共大白云山分校创办后，校部就设在离场部不远的白沙村（后迁至古庙附近的新址）。
高岚分场离场部约30公里。我们到那里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山，没有食堂，没有教室，更没有课桌板凳，连住的地方也要自己动手搭茅棚。有的同学行李还没放下就打起了退堂鼓，第二天就卷起铺盖回了家。
而在我的眼里，这正是我向往的地方。向往的总是美好的。那荆棘丛生的山丘，那多半袒露着红土灰岩的荒原，那人迹罕至的寂寥，那苍苍茫茫的天地空间，无处不散发着这一片静土的原汁原味，展示着这一片贫瘠土地的纯洁与质朴。我仿佛觉得这一切又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显示着一个大大的“0”的概念——“0”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0”是一条起跑线，所有参赛者都得从这儿起步，没有例外：“0”又象一个显微镜的视孔，能把人的里里外外看穿。人在“0”中抒怀，方显男儿本色。而当我第一次满满地盛了一碗白花花香喷喷的米饭，端起一碟色香味俱佳的辣椒炒豆角（这可是我在共大见到的第一位领导——胡志澄主任的夫人一手烹饪的），狼吞虎咽地把肚子填得饱饱实实的时候，我犹如身在福地仙境之中，那种满足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然而，在同学面前我是个小字辈。大多数同学年龄都比我大，而且壮实彪悍，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而我却是瘦小如柴，习惯性地连说话都胆怯心虚。劳动时只顾埋头干活，很少直腰喘气。这种表现倒也落得一片“老实肯干”的赞誉之声。
大约一个月之后，接学校通知，我们从高岚搬到离校部不远的鸟坑村。这里有两栋新建的平房，房前有一块空地，旁边还有一个食堂。条件比高岚好多了。在鸟坑的主要活动是修公路、开荒、建校、为炼铁厂挑运木炭。
十一月份，学校突然通知近期举办一次全校文艺汇演。正在紧张劳动中，难得有这么一次轻松轻松的机会，各班学生（其实那时还没有编班，学生只是按地区居住）都饶有兴趣地积极准备。
离汇演日期只剩两天了，不知为什么，几个年长的老乡同学突然来找我说：“金成，我们也来搞一个节目参加汇演吧？”
我说：“我又不会演戏。”
他们不管我会不会，竟叽叽喳喳地把他们显然是早已商量好的意见落实到我头上说：“我们演一个抓壮丁的戏，你就演那个小壮丁。”
其实，我从小就爱看戏，只是从来没演过戏。现在说要我演戏，心里倒是有一些想试一试的意思。于是，我问他们：“怎么演？有剧本吗？”
他们说：“不要剧本，情节很简单。就是两个兵押着你在路上走，你一边走，一边唱就行。”
我看过大戏，也看过小戏，可从未看过这么简单的戏。我笑着问：“连剧本都没有，我在台上唱什么？”
年龄最大的那个同学说：“专唱苦事。由你自编自唱，唱得越苦越好。”
这时，我才明白他们选中我的原因。我满肚子装的都是苦水，他们找我演苦戏，真是独具慧眼。尽管我从未上台表演过，在他们的一再鼓励下，还是嗫嚅着接受了任务。
一个姓邹的大龄同学自告奋勇当导演。他教我说：“出场时，先唱四句：我被官府抓壮丁，就在家里来动身，起身就把家门出（做一个过门槛的动作），一出家门往前行……。后面的词由你自己编。唱到最后没词了，就用左手向拉二胡的挥一下，他就知道你要刹板结束……。”就这样只排练了两个晚上就上台演出。
舞台就搭在白石村后面的一块平地上。那天，全校师生，还有一些附近的群众早早地聚在舞台前面等着看戏。整个场面热闹而有些杂乱，欢乐而不乏紧张。
我毕竟是没见过世面的，一到现场，心里象揣了只兔子砰砰直跳。演出开始了，我根本无心去看别人的表演，只是反复地背着自己编好的唱词。可是越背越是丢三落四，颠前倒后。我只好静下心来默记，可心里又是时虚时幻，难以归位……。正在我越急越乱时，导演通知要我上场了。
我们慌慌张张来到后台。等那位拉二胡的同学在舞台左边坐定后，两个官兵押着五花大绑的我，在幕后吆喝一声“走！”我便被他们从幕后推到幕前。随即二胡拉响前奏。
我一登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嘈杂之声震耳欲聋。一个维持秩序的学生站起来振臂高呼“一——二”，接着就有一群学生大声响应：“肃——静！”连续呼应几遍，会场安静了一些。可是这一阵吼，我本来紧张的心情就更加慌乱得不行。只觉得双腿发抖，嘴唇直打哆嗦，把编好的词忘得一干二净，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在当时没有扩音器，台上在不在唱，唱些什么，台下根本听不到。我就按照导演教的，万一忘了词就咿咿呀呀哼过去，绝对不能停下来。只要嘴巴在动，台步在走，下面就看不出毛病。
我在台上咿咿呀呀也不知有几分钟，木讷地走了几个“00”字，慌慌张张就想下台。可是我的手被反绑在后面，无法向“乐队”示意。我就急中生智，用左脚向左边一踢。二胡心领神会，马上放慢旋律，及时刹板。我就顺势止住，迅即溜入幕后。
没想到，我还被评了个演出二等奖。更没想到的是，表演这么一个蹩足的节目，居然还对我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影响。汇演后没几天，学校就通知我到文艺系报到。后来我才知道，学校赶着搞这次汇演，除了活跃师生精神生活外，就是为成立文艺系选拔“人才”。
文艺系设在白云山垦殖场总场和共大白云山分校校部所在地，我们男女分别住在两间用竹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附近有商店银行小学。门前一条沙石公路直通县城。每当远处公路上传来“嘀嘀嘀嘀”的汽车鸣笛声，我就会站在马路边看着远处沙尘滚滚，一个庞然大物飞驰而来，从我的旁边擦身而过，就在我感到地动山摇的一刹那，它早已一溜烟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真是神奇极了。初来乍到，我仿佛是从乡下突然就进了大城市一般。一切是那样的新鲜，那样让人荡气回肠。
文艺系共二十二人，大多是宜春萍乡等地的城里人。男男女女一个个白皮嫩肉的，穿着很洋气，衣服裤子没一块补丁，好象每天穿的都是新装。女孩子更是靓丽—有的头上结着两条长长的发辫，每个发辫上都用花手绢扎着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脚下穿着花袜子，配一双讲究的皮鞋；身上的衣服白的白得晃眼，蓝的蓝得夺目，花的花得绚丽；走起路来轻盈柔美，真如仙女下了凡间。这些城里人有时打官腔，有时讲方言，声音是那样的动听。他们有说有笑，打情骂俏，好象心里只有甜和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苦涩”二字。
文艺系也有乡下人。最土的当然是我。穿着土里土气，说话土腔土调，一口黄牙，一头乱发，粗糙的脸上还长满讨厌的青春豆（因为我从未用过牙膏肥皂等卫生用品），真是自惭形秽。所以我经常会本能地躲开别人的目光，抿着自己的嘴巴。在文艺系几个月，排练文艺节目这种出头露脸的事，理所当然地轮不上我。在这个本该活泼热闹的地方，我却感到难堪的孤独和寂寞。
一九五九年初，白云山垦殖场成立文工团。文艺系的大部分同学都进了文工团。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并入了林学系304班。这是全校学历最高的一个班，学生全是经过选拔的尖子生。好象只有我是小学毕业。显然，我本来没有资格进入这个班的。正因为我在文艺系过渡了一下，避开了那次文化挑选，才有机会混进了这个重点班。我连想都没想我该不该鸡入鹤群，就做了这个大专班的一名小学生。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