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于是答应了，叫他自己去找教导处报名。小家伙不愧在外面闯荡了一年，无人带领也很快找到了教导主任，并被安排在初二年级插班。
明明进校后，学习很刻苦，表现也不错，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同学们跟他的关系也很融洽。因此，他的学习进步很快，念完初二就名列全班前矛。至初三毕业成绩非常优秀，并以高分考取宜春师范学校。正当宜春师范快要下录取通知书的关键时候，有人写了举报信，举报明明是留级生、补习生，弄虚作假冒充应届生。
其实，当时虽然不提倡留级补习，但也无明文规定留级生补习生不能报考小中专。在正常情况下，留级的，补习的照样录取。但现在既然有人告了，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举报人手段之厉害实在不敢小觑。举报信的内容本来是有关招生的，举报人却不寄县招办，也不寄行署招办，而是直接寄到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既然有人举报，纪委肯定要批复上高招办处理。这种重拳出击的手法，效果当然就非同一般。上高招办接到地区纪委批复的举报信，当然高度重视，立即作出取消明明录取资格的决定。当时争抢小中专的录取指标是很紧张的。特别是农村家庭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成绩比较好的，初中毕业后大多数都想报个小中专，早点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所以一听说有人被取消录取资格，马上就有人来争这个名额。在这种情况下，被举报者如不能及时设法化解，取消录取就不可避免。既然县局招办及时告知了我，说明了上级对我的爱护和尊重，也说明了事情的紧迫和严峻。
我心里明白，举报者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尽管明明的学籍我从未插过手，但如果明明一旦被取消资格，许多帽子就可顺理成章地扣在我的头上，如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欺下瞒上等等。如果事情果真到了这一步，即使学校工作做得再怎么样，只需检取这几顶帽子中的任意一顶，就可以把前面的一切全抹，置我于臭水泥塘易如反掌。
我再细想，县招办没有简单处理这件事，而派了一位副主任专程赶往南山，向我通报此事，也许并不仅仅因为明明是校长的亲戚，很可能是事情本身并无多大的原则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擦边球而已。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被人告了，惊动了上级，所以必须尽快设法过关。
我离开了母亲一行，火速赶到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找到主任。那年中招在新余办理录取事宜，主任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赶路赴新余。我如实地向他汇报了明明的学藉报考等情况。主任表示，他会向地区招生办汇报。此时录取工作已进行了多日，主任的回话让我稍稍放心，说明明明的档案材料还没有被退回，事情还没到绝处。
我不禁为明明庆幸，为自己庆幸。以前我回家从不走小路，这一回赶时间走了小路，碰巧正秀也因事情紧急抄小路与我不谋而合，半途相逢，我才及时赶到了县招办，见到了主任。要是我在路上耽搁了，哪怕晚到一时，主任就上路走了，事情就有可能失去逆转的机会。
然而，招办主任只是说向上级汇报，并无明确表态，结果如何还是很难预料。这天晚上我翻来复去几乎没有睡着，分析各种情况，思谋解困办法。我想，录取的具体操作都是由各招生学校派出的招生人员把握，如果能找到宜春师范的有关人员，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招生动态，也可以当面向他们说明情况，争取他们的同情。于是，我决定去宜春师范碰碰运气。
第二天上午我乘车赶到宜春，并很快找到了宜春师范学校。可是走进校园，因为是暑假，到处都是关门闭户。想向人打听负责招生的有关领导和老师，我又叫不出一个人名，更说不出所为何事。转悠了一天，什么线索也没找着。看来，事情就只有听天由命了。眼看时间已晚，我决定在宜春暂住一宿，准备第二天回家。难得一人清静在外，第二天早上我睡了个懒觉，直到上午七八点钟才起床，急匆匆漱口洗脸吃饭，再上车站买票。我在窗口站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一张下午的票。我揣着票，还得在车站等候四五个小时。
候车室全是陌生脸孔，一个人懒洋洋地坐着实在无聊，我便站起身，踱至车站外，东张西望欣赏街景。突然，从车站的出口处走来一个熟悉的人影，我定睛一看，是县招生办的副主任小杨。等他走近，我主动打招呼：“小杨主任，是你呀！”
小杨也热情地迎过来说：“啊，金校长，怎么你也在这里？”
我说：“有点事……你呢？你去哪里？”
他说：“我去宜春师范。”
这天，我对“宜春师范”四个字特别敏感。因为小杨的特殊身份，我立刻意识到，他来宜春一定与招生有关。我不也是为此而来吗？这可能又是个天赐良机，我必须紧紧抓住不放，非探个究竟不可。我想宁可身上的车票作废，也要与他一同前往。
我赶快接嘴说：“呵，这么巧，我也是去宜春师范。”本来我说到此，小杨应该会插上一句：“你去师范干什么？”但他并没有问，我估计他对我的来意肯定也是心中有数。于是我反问他：“小杨，你去师范一定是有重要公干吧？”
小杨毫不隐晦地说：“带来三份档案，要换下三个学生。”我估计被换下来的三个学生一定是被取消录取资格的，怀疑其中必有明明。但又不好明问，有时话说得太白，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我只有故作无事，把话题闪开，等到了现场见机行事。
我们一起走到师范，看得出来，小杨对宜春师范学校很熟悉，他不用看路标，不用问路人，径直来到教导处，我也一步不离地跟到教导处。敲开门，里面只有一人在办公。从小杨对他的称呼中，我知道此人就是宜春师范的教导主任，而且是招生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小杨落坐后，主任问：“你们县还有什么问题吗？”小杨笑着说：“我带了几份档案，想把那……两个学生换下来。”小杨主任说到换档人数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终于没有把那个“三”字说出来，而换成了“两”。我马上就联想到明明，心里闪过一丝苍天保佑的感觉。小杨说着，从提包中取出两份档案，主任也从抽屉中拿出花名册说：“换掉哪两个？”小杨立即叫出了两个名字。主任提起笔，当场从表上画掉，换上档案袋上的两个新名字。
事已至此，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但还未掉在地上。我还没有听到他们对明明的最后判决，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没等主任把录取表放进抽屉，我大胆地把表拿过来说：“我看看李明明……。”
主任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接口说：“这个李明明很危险哩，人家告了状啰！”
我也大咧咧地接嘴说：“是呀，我是他的校长，又是他的姐夫，这件事我有责任，给你们添麻烦了。”
主任说：：“算了，这个学生我们要了，就这么定。”这时，我心里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在庆幸之余，我感到，这一回县招办对我实在是太关照了。要不，我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明明被人告了；更不可能跟着招办的领导深入招生的腹地……，后果就难以预料。这件事摆平了，我仿佛又过了一道险关。但往后的日子如何，心里仍是不安。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四好事多磨
一九八七年暑假的一天，我去县教育局办事，不巧教育局所有工作人员全到实验小学监考去了，我只得到那里去找人。刚入实验小学大门，就见江副局长（就是当年的县文化站主任）在不远处向我招手，要我过去。局长招我，一定有要事，我赶快来到他身边。
江局长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对我说：“金校长，好事好事……。”
江局长是教育局领导中我认识最早的人，说话比较随便。我忙问：“局座，什么好事？”
江局长神秘地小声对我说：“昨天晚上，局党委开会决定把你调过来，你快去找曾局长，他会详细跟你谈。”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曾局长跟我谈什么？”
江局长反复说：“谈你调动的问题，调动，把你调到教育系统来……。”
啊，局党委还会考虑一个场派教师的调动，真是闻所未闻啊！我心里掠过一阵从天而降的惊喜。此时正好曾局长与分管教育的金副县长从小学办公室那边过来，我忙迎上去叫了一声：“曾局长……”
曾局长在我身边站住了，说：“想帮你调动一下，你愿意吗？”我还来不及说“愿意”二字，曾局长接着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局党委的决定。我们知道你在南山工作困难。”他又回过头向金县长介绍说：“这就是南山中学的金校长。”
金副县长看了我一眼，说：“金校长，我知道你的事，有困难就调动一下嘛。”
曾局长又问我：“你看南山会卡你吗？”
我说：“可能会。”
金县长说：“先去办嘛，等他卡的时候再说。”
两位领导你一言我一语，句句扣人心弦。他（她）们的话，如向溺水者漂来的船，又象大雪天送来的炭。我看着两位领导，脑海中不禁呈现出“恩人”“贵人”这些古老的称谓。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好人遭难时常有贵人相助。这回，我真的遇上贵人了！我回到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正秀听了，也高兴得彻夜未眠。我们谈论着，盘算着，只要能离开南山这块是非之地，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随便调哪里都心满意足。
可这次调动毕竟还关系到妻子的工作，全家的生计，对未来的新单位我们还是想了许多许多。我以为进县城是不可能的，也不敢存这种奢望。局党委能把我们调去，由场派教师转为国家教师，吃皇粮，用皇钱，已是仁至义尽了。再说我们全家都是农村户口，如果进了城，光上户口就难上加难，再麻烦局领导，那就太得寸进尺了。我哪敢把好事想到这个份上。我和妻子最后只是想，能调到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或小学就好了，这样对解决正秀的工作问题就多一点希望，只要能拿工资就不愁生活。如果能到垦殖场学校那就再好不过了，那里安排工作空间更大，毕竟我们在国营农场待惯了。可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犯了难。听说现在调动工作都要自己找单位，主管部门只是负责给办手续。如果教育局要我自己去找接收学校怎么办？前一段时间，我活动了那么久，一点收获也没有。现在又去求人，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难。最后只有自我解愁：嗨！别想这么多，还是按金县长说的，先去办，一切到时候再说。说不定车到山前就有路！
第二天，我向a领导提出了我的调动要求，请他高抬贵手，放我一码。
a领导问我：“你想去哪里？”
我拐了个弯子说：“不知道。你答应放我，我再去找单位。”‘a领导没说放也没说不放，只轻轻地“哼”了一声走了。
一九八七年下学期，南山领导倒是优先考虑了我的调动问题，只是把我从中学调到了小学。不过a领导也没让d坐上中学校长的交椅，而是亲自从外地请来一位公办教师任南山中学校长。
弱者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被人宰割了，还说是工作需要，属正常调动。领导把我从中学副校长调任小学正校长，还能说领导亏了我么？至于那些是是非非的问题，能向谁说呢？告状么？人家有无数条理由，无数条渠道开脱得一干二净，谁会相信你一个平民百姓片面之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这些年来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言，但一直没闪现过向上级党政部门反映的念头。
我忍气吞声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我是a领导提拔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把一切都忍了下来。我希望他总有一天能明白真象，能回过头来想想！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到？其实他现在可能什么都清楚明白，只是走远了就是不想回头。身处困境的我，尽管深知走投难寻路，可心里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
现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线光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如果第一关就被卡住了，调动就有可能泡汤。想到这里，心里又涌现一阵无奈。有时我也想，万一走不了就算了吧，在南山呆了这么多年还不过来啦。但是我了解a领导的性格，他既然盯上我了，往后的日子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左思右想，前后总横着一个“难”字。
然而，事后我才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都不是孤立的。不管是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起周围人群的各种反应。支持反对，赞赏唾弃，同情厌恶……，这些褒贬迥异、是非分明的情感表白，总是要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或近或远地扩散流传。这是正义的评判，公正的土壤。所谓凡事自有公论，不管你信不信，它确是一种社会主流，不以你我也不以a领导d老师的意志为转移。正是这种社会主流，使许多沉冤昭雪，把无数坎坷荡平，为弱者撑腰鼓气。我——一介平民，与a领导d老师之间的一场风波，居然惊动了上级领导，并在他们的支持下，让我因祸得福，一举改变命运，就是一个例证。
县委领导大概是在八六年底考察基层班子的时候，就知道南山中学有这么一个校长有这么一件事。记得那年年底，有几位场领导先后对我透露，说县委领导来南山考查班子时，他们都谈到a领导与我的关系问题……。听语气看表情，显然对我不怀恶意。
我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的预备党员，可是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底，已经预备了三个年头，还在预备，这就又让组织部领导知道了金成这个人和金成这件事。场部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告诉我，在一九八七年底召开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县委组织部的龙部长在总结报告中曾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一个单位，预备党员拖了近三年，既不给人家转正，又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这是党章所不允许的，这种做法是极不严肃的。”听某领导说，组织部就我的问题还曾到南山调查过。难怪一九八八年初我去组织部反映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时，几位在场的同志都愤愤不平地说：“真不像话。”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也找过县委书记，简略汇报了我的情况，要求领导帮我调离南山。书记也好象早知此事，明确表态说：“你放心，我会要主管部门去解决。”书记所说的主管部门就是县教育局。
我说：“主管部门与南山是同级单位，恐怕南山不会卖账。”
书记毫不含糊地说：“那我就派一位副书记去。”态度的明确，答复的干脆，出乎我的意料。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事情好像在县政府院子里早就传开了。一些熟人碰到我就拉着我打听详情；甚至还能听到一些不认识的人也在议论南山的a领导与一位金校长……。听到、看到、得到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此时我才感觉到，弱者并非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诉。
但是，县官不如现管，我的调动问题一直拖到一九八八年仍是毫无进展。壳仍卡在a领导那里。看来我只有痛下决心，该说的话不能不说！
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向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署名信，如实反映了我的情况，要求纪委领导过问此事，促a领导放行。明人不做暗事，第二天上午，我告诉a领导，我已向县纪委写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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