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大小船只在忙碌作业。我虽然没见过一中的挖沙船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既然在人家手里能采沙，为什么就不能在我们自己手上采沙？于是，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尽快把船收回。
在公证处的全力支持下，几经周折，最终总算把船收回了，停泊在自己的码头旁。船开回时，我不在家。回来以后，接船的老师简单地说了一声“船停在码头边，交给你了”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下到码头走上船，只见承载机器的两条木船，船板已严重腐朽，用手一掐就能剥下一片；木板与木板的衔接处缝隙纵横，大缝用破布堵上了，可小缝仍进水如泉，如不及时排水，随时都有可能沉没；再看机器，不但严重变形，而且不少零件都已不见踪影。而那几条运沙的小船也都快要寿终正寝，不作大修，无法承担生产任务。没想到费尽心机接过来的竟是这样一堆朽木废铁！这时我才明白那位接船的老师为什么象送瘟神似的把船往我手上一交就离得远远的。
船是接过来了，不但无法组织生产，反而惹了一大堆麻烦。就象家里平白添了个危重病人，需要有人日夜护理。
首先船四处漏水，需时时堵漏。船到码头正值梅雨季节，连日大雨，船舱中最易积水，需有人不断排水。机器在外，难保无人破坏，需日夜守护。我们无钱，请不起护工。一切只能靠几个还在领工资的女人和我这个厂长。白天由办公室几个女人轮流值班；晚上无人可派，就只有我自己出马了。
每天晚饭后，我披着雨衣，穿上套鞋，拿支手电筒，或蹲或坐在江边那棵老树下，监视着四周的动静，每隔不久，还要下船去排水。就这样通宵达旦，彻夜看护。尽管如此，有一天晚上，大概是我太疲倦了，打了一会儿盹，不知是有人破坏还是船体漏水太凶，船还是沉入了江底。不久，船上的一台柴油机也不见了……。
我想，干脆让它沉在水里，还可省了许多事。可是晚上还得有人守灵，否则机器会被拆光。再说在别人的眼里，几十万元的设备沉入江中，腐烂生锈，无人问津，舆论的压力更加伤人。这个烫手的山芋，真是蒸不烂，煮不熟，嚼不碎，咽不下！
领导也说，我也想，这堆破铜烂铁还得打捞出水。出水后，能修则修，不能修就争取转手出卖。
两条大木船装满两船泥水，上面还承载着一台庞大的采沙机和其它设备，足有上十吨重，要从水底捞出水面已非易事。况且船出水面还要赶快排水清泥，塞洞堵漏，工程之大决非少数人所能完成。经学校领导同意，我请来了一部大吊车，雇来了十多个临时工，折腾了整整一天，才把沉船吊出水面。但船体几乎散架，机器变形改样。经过长时间排水清淤堵漏，吊车才可松下挂勾，机船才勉强浮在水面。这次打捞花费两千多元，这可是大集体工人身上的肉啊！
显然，船不但没指望，而且还是个沉重的负担。不赶快甩掉这个包袱，什么事也干不了。我认为，卖船是最好的选择。虽是一条破船，现在出手，说不定还能值几个钱。更主要的是，卖了船，也好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情。
在请示领导之后，我把船撑到对岸浅水处，委托一位退休老船工看守。然后，一方面四处张贴广告推销，一方面奔赴附近县市找买主。跑了几天，终于在高安找到了一个想买船的人。现场看船之后，人家最多只肯出价八千。我心中有数，一条几乎报废的船，能卖八千是八千，拖下去就有可能一文不值。可是，集体的事七嘴八舌就是通不过。一条花了几十万元成本的机器船只卖八千元，亏得太多了！至少也要卖个三、四万才说得过去……。第一个买主就这样打发走了。接着我又跑了几天，但再也没找到第二个买主。我便拉着有关领导，开着专车到新余、吉安、高安一带连续招售了两天，根本无人认购。卖船之路就这样断了。
破船停在江面，不但丢人现眼，而且每天还要花上十元请人保管，实在令人心神不安！其实，我原来就有过修船的想法，但是明摆着的许多难题让我望而却步。首先，船破损成这个样子，即使修了，能否正常作业，让人怀疑。如果为了修船把仅有的几千元活命钱花光了，仍不能创造效益，我怎么向学校交待？怎么向工人们交待？再者，当年锦江水面仅一中独家一条机械船，尚不能立足，现在江面仅机械船就有多条，小木船更是无数，都是各占一方，水面早已瓜分殆尽。我们的船修好了从何下水也是大问题。当然如果花大力气，利用国家权威，通过法律手段争得一段江面是完全可能的。但明的赢了，暗的能否斗过人家也要打个问号。如果能保证船的正常运转，再花大力依法捍卫倒也事有所值。但如果花钱修了船，官司又破费，船虽下了水，而机器不争气，河沙捞不上，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最终我觉得这船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
我多次请示，这条船怎么办？领导也很为难，但又没有别的办法，最终表态先修好船再说。修船实在不是我的所愿，但又别无选择，只有姑且为之，边修船边想辄。
我从机械厂请来几个工人，先把机器拆下来移到码头上；然后与班主任联系派了一个班的高中男生把木船拖上岸；再到造船厂请来几位师傅，给船大动手术。
船刚刚动工修理，附近就传出了一种声音：“嗨！一中修船，我看他到哪里取沙！”船未修好，就有人出来叫板，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正在此时，我听说有人想承包这条船。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立刻委托传话人约见这位陌生老板。
此人姓傅名绍文。见面后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机敏，见识广，有承包经营能力。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还是我们杨校长的亲戚，称杨校长姑夫。我想，由他承包至少杨校长对其有一定的约束力。有这层关系，量他不敢乱来。只是不知道杨校长会不会支持他承包？如果杨校长反对，事情肯定告吹。
我问傅绍文：“小傅，你姑夫知道吗？”
傅绍文说：“我到县城时间不长，还没去过姑夫那里。”
我心里暗暗高兴，决定打通杨校长这一关节，促成承包成功。说不定借助承包人的力量会让死船出现生机。
首先，我们共同商定，修船经费由双方负担，甲方（一中）已为修船付了一部分现金，剩下的不足部分均由乙方（傅绍文）负担。船修好后由乙方组织生产，并向甲方按期交纳一定承包费。接着，我就找杨校长汇报，并特别强调，请校长不要给傅绍文泼冷水。我说：“如果你把傅绍文吹了，我就辞职不干。”他虽然不太赞成，但驳不下我的面子，也就勉强默认了。
尽管我与傅绍文的协商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我仍为船的出路担忧。
当修船快要完工，我心里愁云不散的时候，又有一位姓胡的老板找上门来，想与我们联营到新余去采沙。据说新余沙源丰富，建筑用沙供不应求，而且价格也比本县要好。更为重要的是小胡老板是新余本地人，他的父亲是沿河某乡的领导，船到新余就在他的河段采沙。与他联营，就可避免在本县采沙的诸多困扰。
经过一番考查之后，我们的谈判很顺利，三方很快达成了协议。机械船由原来的傅绍文一人承包改为由傅、胡二人共同承包，校办厂派刚调来不久的黄德辉老师赴新余协助承包人操作，并监督合同的履行。
搭上校办厂的全部家当，总算把船维修组装下了水。但柴油机早已被盗，需要配置；挂桨机也锈损报废，需要更换；变速箱又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需要重装；加上船开新余的柴油，一路的其他费用开支，算起来，船到新余至少还需两三千元！
可是，校办厂已是山穷水尽，向学校要又不可能。为了成行，我只得动员有关人员各掏腰包，许诺先借后还。我是厂长，首先瞒着妻子偷取了家里仅有的三百元存款（至今妻子不知）；黄德辉老师也拿出了七百多元现金（我与黄德辉的钱至今未还），其余不足部分由承包方自负。七月一日趁着锦江梅雨水满，船总算启锚出发了。
船到新余，形势确实喜人。机器未响，立足未稳，就有不少人前来订购河沙，并当场预付定金。面对大好形势，我仍然忧多喜少。忧的是机船修好后，匆忙上路，未作充分试产，机子性能如何没有把握。万一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河沙打不上船，岂不是劳民伤财，空忙一场？但心里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如果机器能挣扎着转动，只要捞得上沙来，其效益无多有少，也不枉这段时间的辛苦。
第二天鸣爆开机，旁边十多条运沙船排队等着装沙运石。可机器没转几圈就熄火断气了。连续几天都是活短死长。一天到晚，不但沙子捞不了几勺，就是卵石也上不了几块。那些老板们见这儿不是养家的主，吵着退回了定金，一哄而散。而我们的那条船孤伶伶地躺在江心，就象一个早已生命垂危不治待寝的老人，根本无动于医生的救药和亲人的呼唤，始终不现丝毫转机。更为致命的是，不到半个月，机船又沉入了江底！
见此情景，新余的小胡老板很快就退出了承包，结帐散伙。破船又回到了傅绍文一人手中。小傅惜于已经搭进的老本，仍不死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船打捞上岸，自己投资再作一番修理，并将木船换成铁船。下到江中，虽然再不用担心沉船，但机器运转仍是有气无力，难以维持正常生产。更为艰难的是，一个外地人，孤身谋生，每天机器难响还不算，村干部天天上门高额摧缴地皮费，资源费，这个税，那个税……。而那些无赖地痞的明抢暗偷，敲诈勒索更是难以招驾！最后逼着小傅只好把船如废铁一般卖给了当地人。船终于甩掉了，甩得一片不剩，颗粒无收。
船虽然没了，但目前一无项目，二无资金，三无技术，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其他生产。因此，我又打起了校内的主意。
我们学校大门口有几间私人搭建的简易瓦房，开了几家小百货店和饮食店，生意非常火爆。我想，如果我们利用集体事业的优势，在校内开一家两家店铺，经营文具，百货，零食，冷饮等。既可安排一部分大集体工人，说不定还能给集体积聚一点资金。同时，我又建议学校少请一点临时工，安排几个大集体职工到食堂等力所能及的部门，以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也给校办厂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校委会通不过。因为担心校办厂工人不熟悉食堂工作，怕不能按时开饭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至于校内开商店就更不允许，因为学校是教学单位，不是贸易市场。
人贵有自知之明。看来我天生就不是这块料。到校办工厂以来，我不但没有办成一件事，还把原来的一条大船玩得连木板也不剩一块；不但没有为校办厂工人们谋一点福利，还把他（她）们赖以生存的一点活命钱花得精光。我无颜再待下去，只有向校长辞去厂长职务，请求调换工作。可校长说，等有人接手的时候再考虑。全校近两百教职工，能人贤士多的是，可谁会来接这么一个烂摊子呀？一九八九年，我费了很大的劲把黄德辉老师从白云山调来校办工厂，他本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接班人选。可没干完一年，他就改行调总工会去了。
我空着两手，孤军作战，也曾小打小闹先后搞过几个小项目。但都不到三、五天就偃旗息鼓。我实在无所事事，就常到校长办公室去蘑菇蘑菇。可校长也是无可奈何，说：“你没事就到校办工厂去坐，这里来往人多，影响不好。”
干惯了活的人，一下子冷落下来，我还从未象现在这样度日如年。
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到一九九二年八月，我在校办厂足足度过了五十个月，也就是说我虚度了四年多的光阴。人生有多少个四年啊！如果要说这四年的收获，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奈！这个“第一次”对充实和认识自我也许是有益的。我同样在心里珍藏着这个人生的“第一次”。
第十二章弱弩之末之二求证未知
一九九二年下学期开学前，我再次向学校请辞厂长职务，要求下班任教，并要求当班主任。学校见我态度坚决，终于同意了。但只同意当老师，不同意任班主任。
黄校长问：“你以前当过初中的班主任吗？”
我说：“没当过。”
黄校长说：“初中的班主任不好当。你这么大年纪，任几节课算了。”
我知道，领导是怕我不能胜任，难下台阶。当然，我自己也有些担心，主要是怕误人子弟。我感谢领导的照顾，既然领导不松口，我也就只好算了。最后学校把我分在初一年级，任教三、四两班的语文。愿望总算得到部分满足，我的心里漾着几分高兴。对于班主任……不当就不当，还免得多操许多心。但是八月二十九日中午（也就是正试开学的前一天），黄校长突然来到我家，进门就说：“老金，（4）班的班主任还是要请你出马。”我心里一愣，不大明白。当初我迫切要求当班主任你不同意，现在已经放弃了，你又找上门来请我出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届的初一年级一共有五个班，其中一个少年班，四个普通班。一二三五班的班主任都是有多年班级工作经验和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无论是从年龄、教龄，还是从以往的业绩看，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值得信赖和寄托。而四班的班主任是个刚走上讲台不久的年轻女老师。可能家长有些不放心，班分好后，部分家长把本来分在四班的子女，当场就抽出报名表，换到了别的班。而换进来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女老师又不太清楚。分班时学生本来是按成绩对应搭配的，可现在一换就全乱了套。这位女老师一气之下当场撒手，这班主任不干了。学校没办法，一时找不到合实的人选，这才又来找我。
我是聋子不怕大爆竹。黄校长一说，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满口答应，把一叠学生报名表全接了下来，然后就象抓着一叠百元大钞，一张一张地核对了数目，装进了提包。这样，我这个班主任就算是领证上岗了。这时我已年满半百又四个月，是全校年龄最大、教龄最短、学历最低、而且是唯一没有职称的班主任。
我心里明白，初中的班主任确实难当。初中学生年龄不大不小，升学又未经筛选，成绩优劣、情趣爱好、性格特点、思想操行等差异极大。几十个人三载同窗，将在我的管教和监护之下，完成其生理由少年到青年的过渡；知识由低级向高级的提升；思想品德由朦胧向自觉的转化；个性特征由稚嫩到成熟的启蒙。我感到班主任的责任重于泰山！正是这份责任，从接过报名表的那一刻起，我就象连升三级似的精神振奋！正是这份责任，让我觉得，就象运动员的价值在运动场一样，人民教师的价值就在讲台上，教室里，学生中，要靠全力以赴的搏击才有可能得到裁判员和所有人的认可。
我之所以为一个班主任头衔兴奋不已，是因为我还有一点深层的隐情。我耿耿于怀在南山中学当副校长的时候，曾对全校教师和班主任提过许多要求和“指示”，几乎每次集会都要搭上一段“个人意见”，而且会后还要检查是否按我的要求在执行。现在我要检验那些要求别人必须做到的“个人意见”，今天作为一名普通老师的自己能否身体力行，不折不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