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第一辑：童年生活印象
最初的回忆
“这孩子本来是给你的弟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的说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的那间屋子里做着针钱时，她常常对着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还有女佣在场）叙说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说着这话时，就抬起她的圆圆脸，用那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却想不到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微笑。
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头脑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不能够和母亲分离开的。我尤其不能够忘掉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四五岁光景我跟母亲从成都到了广元县，这地方靠近陕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在我的模糊的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总有六七进。
我们的住房是在三堂里面。
最初我跟着母亲睡，睡在母亲的那间大的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一点灯光在抖动，这是从方桌上的一盏清油灯里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但是我躺在被窝里，我并不害怕。我常常睁起眼睛，看着母亲的和平的睡脸。我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进书房去读书，地方是二堂旁边，窗外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永远对着我们摆起那一副和善的面孔。他会绘地图，还会绘铅笔画，他有着彩色的铅笔，这是我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识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和我一样，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我们给母亲行了礼，她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女子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
“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玩。”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顾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的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了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是肥大的，绿阴阴的。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的脸上放了光，她牵着我的手就往桑树下面跑。
馥郁的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我的鼻里。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拾鸡蛋。”
香儿连忙揩拭了她的嘴，就牵起我们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倾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
“我们看哪一个先找着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着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会找着的，因为我很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生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见得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这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着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的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着黑黄的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和普通的母鸡就没有一点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一起床，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后面鸡房那里去。
香儿给我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去吧，好好地去玩。”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来围着吃。
我便走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要比较迟一点才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那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就觉得是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周围是很静寂的，没有人来惊扰我。
“大花鸡，不要叫。再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着一点鸡毛。
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的。
傍晚吃了午饭过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着天快要黑了时就和三哥一起，香儿陪伴着，去把鸡一一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都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会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见少了一只鸡。
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掉了。”
香儿望着我窃笑。
“杀掉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一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说话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我气得流出眼泪来。
“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来捉鸡去杀，你晓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告诉你，就是了。”
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那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那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那拐门里遇见了香儿。
“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那种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
“太太又叫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快说。”
我圆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生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就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