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为此戏，千百人哭皆失声。
明传奇除堂会之外，通常不作全本演出，戏场上表演的多为其中的选折。公孙杵臼“说一番，唱一番，哭一番”，同《八义记》本子的剧情不尽相合，当是演员临场的增饰发挥。颜容得有连演《赵氏孤儿》戏文的机会，并非剧本出色，而应当看作是故事本身深入人心的结果。
这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已同其他元杂剧一起退出了戏台，但作为案头的文学作品，却征服了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前面我们引用过王国维“亦无愧色”的定评，其实是对两本悲剧的共有评价，另一本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共同的交点，即在于“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火赴汤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王国维的这种认识和阐述，正是基于西方美学对“献身”意识的崇拜。以程婴、公孙杵臼为代表的古代中国人有如此博爱的胸怀、神圣的目标、坚定的意志、豁达的生死态度，我们不难想见传教士们发现时目瞪口呆的神情。
1732年，在中国福建传教的耶稣会士马若瑟神甫，于法国《墨丘利》杂志发表了对《赵氏孤儿》杂剧的节译，未署姓名。次年全剧译毕，收入法国1734年出版的《中国通志》，随即被转译为英、德、意、荷、俄各种文字，引起了欧洲读者的震动。大约在1750年左右，法国文豪伏尔泰（1694—1778）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五幕剧《中国孤儿》，在巴黎出版与上演。在此前后，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亚瑟·墨菲，法国武官布歇，德国《中国公正命运》的佚名作者，纷纷进行了改编《赵氏孤儿》的尝试，就连大诗人歌德的歌剧《埃尔班洛》中，也有取自该剧的情节。其中虽或有经过西化的较大改造，却有助于我们多方位地领略原著的魅力。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专为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而作，无疑是西方最有影响的《赵氏孤儿》改编本。该书的中文全译者，为范希衡（范任）先生。编者得到其后人的惠允，将范先生遗译收入本书。范先生不仅译笔优美，还撰有《与》（编者按：此书已与本书同时出版）的学术力作，以历史考证与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鞭辟入里，多有创见，很值得读者细读。
《赵氏孤儿》杂剧在国内更不会寂寞，昆曲流行时期即有《接婴记》、《节义谱》等继作。清代中期地方戏盛起后，更是化身千万，渗透于众多剧种之中。京剧、秦腔、汉剧、越剧、川剧、湘剧、黄梅戏、山西梆子……或移植，或新编，蔚蔚彬彬，遍及全国。翁思再先生特意为本书提供了孟小冬手定的京剧《搜孤救孤》珍本，并作了相关的说明。该剧本结构完整，可以作为尝一脔而知全味的代表。孟小冬（1907…1977），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为老生泰斗余叔岩的女弟子，于《赵氏孤儿》中初饰公孙杵臼，继饰程婴。她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离异后，伶界曾有安排两人同台演出该剧的计划，惜未果行。往事如烟，如今只能徒然摹想丰采而已。
南宋灭亡后谢枋得被解往大都，拒绝为新朝服务。降元官员魏天佑问他：“封疆之臣当死封疆，当初信州失守时你为何不死？”言下有讥讽之意。谢枋得回答：“程婴、公孙杵臼，一存孤，一死节，都是赵家的忠臣！”这不是为苟活寻找口实，“死易立孤难”确实是旧时士大夫得到的启蒙。“赵氏孤儿”故事可以因人而有不同角度的解读，但其所闪耀的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光芒，却是古今同慨的。
《赵氏孤儿》人物志（1）
陈明
要叙述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人和事总不免要多啰嗦一些，因为它们跟许多我们并不熟悉的规矩、意识、心理、客观条件纠缠在一起。
引子
历史不是自然科学，几乎所有问题都不能用可重复实验加以验证。历史更像人类发明的足球游戏，在“真实”的问题上，有着两重性。一是那个时空里的真实，英格兰遭遇了昏哨，法国队充斥着内讧，乌拉圭玩起了排球：这都是真实的。二是对后人来说，相对恒久的真实，那就是曾经很不光彩地小组赛里输给了瑞士的西班牙最后拿走了2010的大力神杯，而此前的那些悲欢离合、输输赢赢都成了令人懒得回忆的过往。历史也是如此，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势。往往你知道的不是真实，而真实的你不可能知道，或者不需要知道。
足球只是一种模拟，历史上五彩缤纷的人事远远比它复杂得多。事实上，生活中的具体细节绝大部分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永远地遗失了，不要说牵涉成千上万人的大历史，就算是我们自己，两个月前的某一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早就忘光了。然而，一旦我们成为受众的时候，又希望别人跟我们描述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有丰富的细节、生动的景象，最好有身临其境的效果。
喂，兄弟，两个月前你自己的细节和景象都记不清了，你叫人家写历史书的人怎么知道？那可是说别人的往事啊！于是，让人觉得精彩的历史故事，常常是虚实参半，夹杂了作者自己的想象，而枯燥乏味、语焉不详的历史记载倒很可能是尽其可能做到了真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一般人都喜欢生动形象的描述，因为把读者奉为上帝，史实的记载常常会出现小说化的手段，在这一点上，文学和历史走得如此接近，以至于人们不假思索地把一句话挂在嘴上：文史不分家。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事件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月黑风高之夜，一个刺客爬上了屋顶，看到了他的猎物，随后把自己变成了一具尸体——为什么会这样？他老人家受了什么刺激？除了那个死去的刺客，绝不会有第二个人确知。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左传》里记载的刺客在房顶上的思想斗争“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这个刺客的故事接下来会说到，按下不表。
如果仅仅是为了让事件的因果完整、过程详尽，这样的添油加醋并没有很大的妨碍，即便是生活中普通的闲聊，无论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有一定的“兼容性”，对于一些主观想象、故意吹牛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不会产生很大的误解，也没必要较真。可历史不是生活式的闲聊，历史文献多半是关于政治、军事斗争或经济、制度建设的，历史书的读者中很多人却是没有这些高端事务的处置经验的，如果再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加以弥补，那就难免产生各种郢书燕说的效果。
说到这里，关于历史故事的基本概念已经呈现：
一、不要去过分辨析真假。凡是故事，总有假，勉强能算得上全真的都是枯燥的流水账（即便有些“实录”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权力人物改动过）。
二、假的也会变成真的。很多故事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左丘明这么写、司马迁这么说就是铁证如山了，此后两千年人们都坚信这是曾经发生过的真事，直到有一天，人类突破了三维空间，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时候，才哭笑不得地发现原来这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在此之前，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内容才是足具王道的真实。
《赵氏孤儿》人物志（2）
三、假的也有其不同的意义。假的并不总是可恶的，因为人的追求是多元的。对于一个事件，进行情节、细节上的造假往往是为了更加准确、具体地反映社会的、心理的背景。如果这个事件是相对比较遥远的，那么有的叙述者会用它来反映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背景（也包括那些时代差别不明显的人类共同特征，即所谓“人性”），有的叙述者会用它来反映事件所处的时代背景。前者我们称之为文学家，后者我们称之为史学家。
《赵氏孤儿》的事件从发生到一再被加工转述，其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今天，我们所知的这个孤儿事件已经是过了两千年的时间，历经很多人的转述和创作，是一个多层叠加的成果。对于学者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对史学、文学、社会学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现在，我们不着急向专家的方向进发，先搞明白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一个来龙去脉。
公孙杵臼 / 程婴：义士和善报
在早期的具有权威性的文字记载中，这两个人出现在《史记·赵世家》，同时，比司马迁稍晚的刘向也提到过。当然，他们都出现在戏剧版的孤儿事件中。两千多年后，我们没法判断《史记》中的故事到底由司马迁本人杜撰了多少，又由不知名的民间人士创造了多少。至于这两个人物，或许实有其人吧，但当时赵盾的门客中究竟是否有一个叫程婴，有一个叫公孙杵臼，这问题已经很不重要了。
唐代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志》记载，二人的墓在太平县（今襄汾县古城镇，不是安徽的那个太平县）南二十一里、邯郸县西十五里各有一处。中国人很注重养生送死，所以，如果大多数人和你有感情，你是一定会有墓和祠堂的。而墓的主人，常常未必是真实存在过的人，有的只是一个符号。女娲墓、黄帝陵下面埋的究竟是什么已经很可疑了，而福建顺昌县居然有孙悟空墓，安徽颍上县有何仙姑墓……没的说，人类自古就有丰富的八卦精神。
老百姓造墓，多半出于自娱自乐的动机，当然，这墓主不管是人是神，也不管是否真的在这墓里安身，总要有值得纪念的地方，是人们对其认可的一种表示。所以，像秦桧、严嵩这样板上钉钉的奸贼，要找墓是很困难的。
老百姓闲来无事找两个名人供奉一下，这还不难理解，日理万机的皇帝王公却也会干这事。宋神宗元丰四年为二人在绛州立庙祭祀，并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皇帝大臣，文化水平比老百姓高多了，同样的事情，让他们一做，这文化含金量也就大大提高。
宋神宗二十岁即位，也算有一番作为，唯独有一件事不太顺心，那就是儿子不够用，他的前十个儿子有八个是夭折的。一个国家，铁矿或木材不够用可以买，皇帝缺儿子可没法买，而这偏偏又关系到帝国继承人的问题，很严肃，很严重，比自然资源匮乏严重多了。
元丰四年的一天，可怜的宋神宗正给刚刚四岁的八儿子赵倜喂药，不久之后的事实证明，这药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一般人儿子生病可以请假，皇帝没处请，还得上班。幸亏他上班，看到了一个叫吴处厚的大臣的上书。内容大意是：
一、根据《史记》等书的记载，程婴、公孙杵臼二人是保全赵氏血脉的功臣。
二、根据我大宋兴起的地域来看，太祖赵匡胤（当然包括皇帝你）应该就是赵衰、赵盾的子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赵氏孤儿》人物志（3）
三、二人是赵家的恩人，也是国家的恩人，大宋立国一百多年，没有好好祭祀他们，以至于先前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多年，最终居然没有子嗣。
四、尽管仁宗皇帝没有子嗣也是因为上天有意安排您老做皇帝，但程、公孙二人显然是赵氏传宗续统的头号功臣，根据“能救人的也能杀人”原理……您老自己琢磨吧。
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是个人都不免向迷信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宋神宗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时隔一千多年之后，程婴和公孙杵臼不仅得到了很高的福利待遇（立庙，岁时致祭），而且还混了个侯爵。也许这一招真的管用了，接下来宋神宗第十一到第十四个孩子个个成活，而且仅有的六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中就有两个做了皇帝。
在皇帝，特别是赵姓皇帝眼里，这两个人就是神灵。
天宝十一年，李白在河北游历，在邯郸城楼写下了激昂的诗句：
提携袴中儿，
杵臼及程婴。
空孤献白刃，
必死耀丹诚。
在他眼里，这两个人物就是侠义精神的化身，舍生取义，忠心事主，这样的人值得讴歌，值得称道。
在诗人眼里，这两个人就是富于激情的义士。
赵盾：强权在他手中
赵盾，是孤儿事件中的塔顶人物，犹如《杨家将》里的杨业、《说岳》中的岳飞，戏分未必最多，但无疑是辈分最高的、品行最光辉的。
因为孤儿事件发生的年代太早，所以必须先说一下中国史中的一个关键期。在阅读历史相关的内容时，我们总会遇到一个词：先秦。所谓先秦，就是先于秦朝的时代。为什么只说先秦，没有说先唐、先明的呢？因为历史时间轴上的秦朝犹如中国地图上的秦岭，是一条十分明显的分界线，秦朝前后的中国是迥然不同的。秦朝之后，不过是改朝换代，大致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心理总是大同小异的，这两千年间的很多人和事都能类比，一旦超过了秦朝这条线，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
就说赵盾这名字，看着没什么别扭。他爹叫赵衰（不好意思，先秦时候的人名有不少是今天的人打死不会用的），除了让人联想到衰哥，还是符合姓名规范的。但是，赵衰的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他叫重耳；重耳的孙子给赵盾做老板，名叫夷皋。这都叫什么名字啊！先秦的人，名字大抵如此，乱七八糟。这话就要从头说起了。
按后人的习惯，赵盾，姓赵名盾……错了错了！后来哪怕是乡下的穷汉，总也有个姓名，王阿大、李二狗，有名有姓。但在先秦，一般人最多也就有个名。姓，是家族的符号，是贵族才有的，而且姓和母系氏族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先秦常见的姓好多都是女字旁，比如姬、姜、妫。而赵盾和后来的秦始皇一样姓嬴，从形声字来说也算是女字旁。先秦的书籍少，流传下来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文献，没有闲人写的笔记小说、街巷猥谈，所以，出现的人物也多半是贵族。他们有姓，往往也有氏。赵盾的赵就是他们家族的氏，因为他的祖先有一个名叫造父的，是周天子的司机（赶车的），也算有头有脸，得到一块封地叫做“赵”，后来子孙就以封地的名字为氏，子子孙孙都叫赵啥赵啥的了。
关于姓氏，姑且不展开了，这里只是为了说明赵盾不是小老百姓，也是血统高贵、有头有脸的人物，往上可以推到造父，再往上还能推到伯益——嬴姓的始祖。这样的事在后来最多属于新闻里的花边，在先秦，可是最重要的，因为平民跻身贵族行列，那是极为罕见的事。一般说来，贵族和后来的皇帝一样，是靠血缘世袭的。在现实中，政治圈才是最大的名利场，贵族的血统只是当时步入政坛的必要条件之一，整天养个鸟、遛个狗，也是一种贵族活法，比较安逸，比较安全，同时也比较猥琐，很难得到成就感，很难名留青史。所以，史册中的贵族又往往都有着政治上的实务，比如赵盾，就是晋国的正卿。 。。
《赵氏孤儿》人物志（4）
这样，又得说一下先秦的政治体系了。秦朝之前的中国，政治结构跟后世不同，拿周朝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王是指周天子，周天子也确实相当于后来的皇帝，是这个庞大帝国的代表和象征，但问题在于周朝的行政管理方式和后来不一样。秦始皇发明了这一套：把偌大的中国分为若干块，每一块都由中央统一调配人员、按照统一的制度进行管理和建设，至今还是如此。而在先秦，同样是把国家分为若干块，但这些板块是各自分封给特定的领主，并且世袭传承的，称为诸侯国，天子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