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合理。司马迁或者误采战国时异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史记》有误字，亦必然。《新序·节士篇》亦谓“赵朔妻成公姊”，可见说或有自。
贾逵、服虔、梁玉绳、杨伯峻均倾向于庄姬为成公女，有道理。至于说赵武于赵氏族诛时生于景公宫中，亦不能成立。据前引“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宫中”，《国语·晋语九》引邮无正语曰：“昔先主文子（赵武）少衅于难，从姬氏于公宫。”又，赵朔死于鲁成公二年（晋景公十一年，前589）之前，均证赵朔子赵武早已出生。
那么，何以称赵武为庶子呢？这要从赵氏家族内部的嫡庶地位变化谈起。赵武的父、祖、曾祖分别是赵朔、赵盾、赵衰。《赵世家》称，赵衰始事晋文公重耳，重耳即位前，“以骊姬之乱亡奔翟，赵衰从。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晋时，赵衰妻亦生赵同、赵括、赵婴齐。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返国。……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为嫡嗣，晋妻三子皆下事之”。所云“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7）所记同。《晋世家》则为长女妻重耳，少女妻赵衰。《赵世家》说赵衰从重耳出亡之前既已娶妻生子，返国后前妻迎还翟妻，并以狄妻所生子赵盾为嫡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元年，前636）却言赵衰返国后，“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子余，赵衰字。赵同、赵括、赵婴齐三兄弟因各食邑于原、屏、楼三地，故称原同、屏括、楼婴。《赵世家》说赵衰娶赵姬是在随重耳出亡之前，《左传》说在其后，究竟二说谁对？杨伯峻认为：“赵姬之言，‘得宠而忘旧’，说明赵衰之得已在叔隗（即出亡后所娶翟妻，赵盾生母）后，赵盾卒于鲁宣公七年八年（前602…前601）之间，而鲁成公五年（前585）原同、屏括放婴齐，鲁成公八年（前583年）晋讨赵同、赵括，似赵姬三子皆幼于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鲁僖公二十四年说，赵姬并以衰狄妻为“内子”，亦即正妻，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引宣公二年，赵盾称赵姬为“君姬氏”，认为赵盾仍视赵姬为嫡母，故知赵姬应为正妻。）杨先生倾向于娶赵姬在后，今采其说。据之，赵盾生母本是狄人，而赵姬是晋文公女，理应为赵衰正妻，所生子应继赵宗，但因赵盾具有才干，加上赵姬谦让，才被立为嫡子，成为赵氏的宗主继承人。赵衰死，他代父执政，先后立晋灵公、成公，是晋国最有势力的卿大夫。
“赵氏孤儿”考辨（5）
晋灵公死后，赵氏家族的地位又有提高，其内部的嫡庶地位也有变化。《晋世家》成公元年（前606年）记：“赐赵氏为公族”（《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所记同，但是于晋灵公十四年），《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十四年，前607）称：“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狄人也。’公许之。冬，赵盾为旄东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按公族，杨伯峻先生有解释：“公族有二义，凡公之同姓子弟曰公族，此广义之公族。……公族大夫亦省曰公族，此狭义之公族。”（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条）上引公族显系狭义。晋君姬姓，赵氏以异姓跻身公族大夫，故称“赐”。这是赵宗地位提高的标志。同时，赵宗内部嫡庶关系起了变化。赵盾大概有感于嫡母赵姬的贤让，也有可能受到“兄终弟及”习惯的影响，提出以异母弟赵括为公族大夫，继承赵宗，自己则降为“旄东之族”。杨先生认为，旄东之族即余子、公路，是嫡子之外的支庶子弟，赵盾从此“以余子自居而以正卿兼掌旄东之族”（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条）。是则赵盾又由嫡子降为庶子，由大宗降为小宗。
赵氏内部嫡庶关系的变化，似乎并未影响赵盾、赵朔父子在政治上的地位。《赵世家》称赵盾在晋成公时仍然“任国政”，“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晋景公时，赵朔任职仍高于其叔父赵括。晋景公三年（前597）晋楚之战，“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士会将上军，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史记》卷三九《晋世家》、《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此条记载便是明证。晋景公十二年（前585）赵括才列为卿（《左传》鲁成公二年、《史记》卷三九《晋世家》），这时赵朔可能已死，赵括作为宗主和卿大夫，在赵族内部终于确定了族权和政权方面的优势。正是由于宗族内部嫡庶关系和政治地位的改变，赵朔死后，年幼的赵武已无缘继承祖父曾经获得过的权力优势，所以他只能列入“庶子”之类，故称“赵庶子赵武”。后来，大概是因为属于“庶子”，又由于同晋景公的亲缘关系，他才躲过这场族诛之难，还由于韩厥的帮助，重新继承赵宗，赵氏势力才又兴旺发达起来。
除上述分析之外，细读《赵世家》，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对赵简子以前赵氏先祖中衍至简子之父赵景叔，出现的名字起码涉及有二十多代，但这段先祖史所记的总字数只有两千多，而赵氏族诛一事则占了一半的篇幅。赵朔之前和之后，叙述都非常简单，而唯独这个事件的故事性极强，整个事件的过程、人物的对话详细而生动，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当然，如此生动的描述离不开司马迁的如椽妙笔，但这决不是司马迁的凭空臆造，显然是对赵氏后代有关这段历史传说的剪裁加工的。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所谓“赵世孤儿”云云，纯属子虚乌有，我们同意杨伯峻先生“全采战国传说”的判断，但赵氏曾遭族诛一案则确有其事。经过以上辩证，对此案可作如下概括：
（一）赵氏族诛事件，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赵武复立，可能是在晋景公十九年（前581）。因此，《赵世家》所言实误。
（二）赵氏族诛的范围可能限于赵同、赵括两个支族，赵婴齐一支是否受到株连，不明。但起码赵朔及其后代（即赵庄姬所生子女）未受波及。
（三）赵氏族诛起因于赵庄姬的“谗言”，但更主要的因素是栾氏、郤氏势力的排挤和倾轧。
（四）赵武复立主要是依靠韩厥的支持，韩厥“昔吾畜于赵氏”，表明在晋国的政治活动中，韩、赵二氏的联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国语》卷一一《晋语五》：“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亦可见赵盾与韩厥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对赵氏族诛一案所知甚少，但上述辨析仍然有助于我们从客观上加深对晋国政治史的认识。人们熟知，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大动乱的时代，在当时社会政治舞台上主要有三大势力，即周天子为首的周王室，各国诸侯为首的公室和各国内部的卿大夫。这三种势力之间，各诸侯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分化和组合，构成了当时新旧贵族之间展开斗争的基本格局。这些矛盾和斗争，在春秋时期的各个阶级表现不尽相同。初期主要表现为周王室同诸侯之间的矛盾；中期主要表现为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后期主要表现为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在晋国，卿大夫同晋公室、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斗争尤为明显。晋文公时期称霸中原，这既是对诸侯斗争的胜利，也是对周天子权威的进一步削弱。晋文公之后，随着私家势力的发展，卿大夫对晋公室的矛盾、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日益纷繁复杂，错综交织。晋景公时期赵氏族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赵氏族诛，这固然存在着晋公室抑制卿大夫势力的意图，而栾氏集团的排挤却是这场斗争的最深刻背景。可以说，赵氏族诛是晋国内部卿大夫各集团之间矛盾的一次公开冲突，也是晋国政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如果说六卿专权、三家分晋是卿大夫同晋公室旧贵族的斗争所致，那么，赵氏的一度族诛以及栾氏、郤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诸侯集团的覆灭，则是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现经作者修订后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