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她怎么想。只有这两个人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才会觉得一切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平静。当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平静的。当我感觉到我和玲姐的感情比较平稳之后，我又出去跑业务了。银子还是要紧的，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上也不能输给老易，应该早一天超上或超过老易。我劲头十足，很有一点乐天的感觉。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得意忘形”这句成语是古人对人性深刻洞察的结果。我感情上一得意，再加上业务上又烦又忙，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对玲姐就没那么细致宽容了。虽然没什么大冲突，但生几天气的情况有时候会发生。
我做销售员的第三个月里，不记得为什么事我们又生了几天气，互不理睬，也不打电话。有一天我正在跟一个客户谈判，忽然接到了玲姐的电话。玲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哭起来了，然后说她在医院。我心里沉了一下，说：“我就来！”挂断电话就去跟客户告别，客户有点不高兴，但这会儿我顾不了那么多。玲姐很少用那种声音跟我说话，也是我年轻不经事，一听见那种受了伤的幼儿跟亲人说话的声音，我就稳不住。我不知道玲姐出了什么事，眼前闪现出种种恐怖幻象。我有点懊悔自己不该跟她赌那么久的气不打电话。我一边往街上走，一边拨玲姐手机，现在我有时间面对一堆疑问了，我问她在哪家医院，现在怎么样，怎么回事等等。一听说是在楼梯上摔了一下，已无大碍，我稍稍松了口气，但一直跟玲姐通着话。出租车经过一个水果摊时，我看见水果摊后面有家花店，心中动了一下，有点想下车去买，最后还是决定先到医院再说。虽然玲姐后来在电话里轻描淡写的，我还是想先见到她。我问玲姐怎么在楼梯上摔倒的。她说：“我撞到鬼啦。”接着笑了起来，哎唷一声，说她把嘴巴笑痛了。这时候我已经推开了病房的门，玲姐又哎唷一声，扔掉手机，慌忙戴上口罩。
但在那一瞬间，我已瞥见了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有点乌肿。一条眉毛上贴着一小块纱布，两只手上都有淤痕，涂了碘酒，身体被病号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伤得怎么样还不清楚。我很想俯下身抱一抱她，但她不让。我傻傻地站了一会，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能从她眼里看到一些笑意，我心里又宽松了一些。
玲姐说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是大前天的事，她说她正下着楼，走着走着脚一软，就摔了，“你说这不是撞见鬼了又是什么？”我努力笑了一下，心里有些疑惑，不过没有细问。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决定找医生和护士拉拉关系套套近乎。没用多久，我就知道玲姐并不是在楼梯上摔的，而是从折叠小铝梯上摔下来的。一个女医生对我说，请一个小工刷墙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表姐兴致好，偏偏要自己做，好在伤得不算太严重，再观察几天也许就可以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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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病房，心中很歉疚。我对玲姐说刷墙这种事以后让我来干，然后问她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刷墙了。
玲姐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支支唔唔的，从口罩里透出来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异。有一会儿她想把话题转移开，我没接她的话。她双手抓了一阵头发，抬起眼睛望着我，说：“天儿，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好不好？”
玲姐叫我天儿的时候不太多，每次这样叫都有点央求的味道。我肠肠肚肚都牵动了一下，但心中的疑惑也更深了。按理说刷墙这种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没吭声，去阳台上站了一会，然后到医院外面买了一束花。买水果的时候我想了想，最后买了些能挤出汁的桔子和不太麻烦牙齿的香蕉。回到医院的路上，我自己找了个理由把自己摆平了。我觉得玲姐可能是怕我太内疚，才不提她自己刷墙的事。
玲姐喝了一小杯我挤出来的桔子汁，问了些我跑业务的情况。为了让她开心，我告诉她业务进展很不错。这样继续下去，不到３年，我就能买一辆她喜欢的甲壳虫送给她。她双手一拍，口罩里还发出一连串含义不明的叫声。她好像越听越高兴，抬起手比比划划的，有一次还差点把口罩扯下来。
正说着，她手机响了。她喂了一声，有一阵子不说话，接着嗯呀啊的。挂断电话后，又闲聊几句，她要我去帮她买些美国甜橙，“喝着桔子汁，忽然就想吃美国的甜橙了。”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很陌生，仿佛一张口罩把我和她隔在两个世界了。我带着满腹狐疑走出医院，直觉告诉我，玲姐刚才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我走到医院旁边的几家水果摊上挨着问了一遍，结果都说没有什么美国甜橙，也不知道哪有卖的。只得给玲姐打电话，她又嗯呀啊了一阵，最后说像西单商场那样的大商场都会有。我打了一辆车，问司机，司机说不用跑那么远，附近一家商场里就有。 买了美国甜橙，我在街边打车，天色越来越暗，好像要下雨。我等了好一会也没有等到空车，我想也不算太远，走回去也是可以的。我走着走着，越走越快，最后竟飞奔起来。
回到医院，脚步一下子沉重了许多。我走上楼，走到病房门口，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我看见一个男人背冲着我，坐在玲姐的床边。这个男人大背头，穿一件铁锈红的皮夹克，他抓着玲姐的手轻轻抚摸着。我像给定住了一样，不能动弹，眨了好几次眼，眼前的一幕却没有消失。
我听到了几句玲姐跟这个男人的对话。我听出这个男人就是那个老易。我还听出玲姐跟老易已定下了婚期，他们决定婚后住在老易那边，玲姐就是在刷老易的房子时摔下来的。
我转身走下楼。脑袋木木的，像填满了烂木屑。走到医院门口，又折回身，走到医生值班室，把一袋美国甜橙搁在那个女医生的办公桌上。我记得我还掏出了几只送给了女医生，我对她说真是太让你费心了。剩下的怎么办，我好像没有说。
走出医院，天开始下雨了。我在心里说好！好！好！像灵魂出窍似的，能看见自己在雨地里走，像看见一部电视剧里的年轻主人公，在雨地里傻傻地走。这一切真他妈的太像电视剧了。
接着我哭了，分不清脸上的雨水和泪水。
没走多远，玲姐打电话来了。听出是她，我没有说话。玲姐问：“你怎么啦？后牙槽都在响。”
我说：“没什么，请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你怎么啦？又发什么神经？”
我大笑起来：“哈哈哈，我是在发神经，我真的是在发神经，我真他妈的神经病！”
“天儿，天儿。”
我赶紧关掉了电话，很想嚎啕大哭一场，但一个男人能去哪里哭泣？有一首歌中唱道：一个男人只能在暴雨中哭泣。现在下的这场雨，还太小。我双腿发软。玲姐一声天儿，像抽掉了我的骨头。除她之外，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母亲叫过我天儿。时光迅速倒流，穿透越来越密集的雨线，把我送回到模模糊糊的童年，模模糊糊的景物中回荡着我的｜乳名。父母离婚后，有一阵子我不许母亲叫我天儿，她要叫我也不答应，她只好叫我小天了。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母亲来看我，样子很奇怪，说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都不能来看我。我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听她说话，然后很不耐烦地打断她说我要上课去了。她塞给我一个购物袋，里面有衣服、玩具和零食。我抱着大袋子离开了，听见她在后面喊了我一声：“天儿！”我没有回头，答应一声就飞快地跑掉了。我没有回教室，抱着袋子坐在楼梯下的角落里哭着，我记得哭着哭着好像就下起了雨，我一直哭到下课，然后把袋子里的东西都送给了同学。
这一段往事我讲给玲姐听过，她搂着我的头喃喃地叫了好几声天儿，还轻轻拍我的背，差点把我拍睡着了。在玲姐家里，有时候我真是有重过一次童年的感觉。
这之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坐在玲姐家阳台上看报纸，玲姐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给我织毛裤。阳台给玻璃和铝合金封着，细小的尘埃在阳光里悬浮。屋子里除了电视机的声音，听不见其它动静。我看不见玲姐，玲姐也看不见我。忽然听见玲姐叫了我一声：“天儿。”我楞了一下，然后嗯一声，问她什么事。她说没什么事。屋子里又只有电视机的声音了。我继续看报纸，但报纸上写的什么，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那一刻，在我的想象中：我会常常坐在阳台这张竹躺椅上，玲姐会常常坐在客厅那张沙发上，我看报纸，她打毛衣，我们对粉笔灰一样不断飘落在头上的时间满不在乎。我们一点一点变老，她58岁了，我40岁了，我们坐在床头回忆着过去22年共同的生活，成功化解了一次危机。接着，她78岁，一脸福相的老太太，腿有点小毛病，我已经60岁了，一个还算精神的老头儿，推着她去公园里散步，给她的腿盖上毯子。再接着，她98岁，我80岁，但看上去她比我生动得多。由于在阳台上看了60年报纸，我已老眼昏花，但随时擦亮眼镜从报纸上方探出脑袋，盯着一个经常给玲姐送花的百岁老家伙。一转眼，她已经128岁了，我已经110岁了，我俩颤巍巍的相对而立，让孩子们抬起我俩的手，互相摸着对方的脸，此时她118岁的妹妹已经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不久前，这一对老姐妹俩由于都爱上了我而反目成仇，如果不是因为都老得像婴儿一样举不起枕头，我相信，她俩一定会大打出手。
现在看来，这些想象中的故事都不再有机会发生了。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怎么样，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关系。我的梦想，已经被击碎，被病房里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和玲姐一起联手击得粉碎。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把一棵大树从血肉中拔出来，然后想办法填平留下的巨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受这种罪了。
我在雨地里慢慢走着，顶着一颗混混沌沌的脑袋，膝盖在打颤，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现在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等着我，没有一扇门需要我走进去，没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地方可以让我栖息。惊雷阵阵响起，暴雨开始抽打我，让我觉得好受了一些。暴雨最好把我打到水泥地下面的泥土里去。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车道上，而且是逆着车流。汽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至，溅起积水从我身边掠过。不时有几颗泥星和水珠打在我脸上。不时能听到司机的大骂，骂的是什么我一句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站住了，我看见雨水闪亮的快车道上有一只大风筝，一瞬间就被碾得稀烂，还有无数的车轮碾过去，碾过去，碾过去。
直到一个交警抓紧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岗亭那儿，突然涌到心口的疼痛才让我清醒了一些。那种疼痛的感觉，有点像给一辆车撞了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一辆车撞着了我的手，当时感觉不到疼痛，几个小时后那只手才越来越肿，越来越痛。只不过这一次是受了内伤。这个弯转得实在太急了，虽然此前有一些小坡小弯，基本上是在平直的幸福大道上奔驰着的，突然这么急一个弯，就冲出去了。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撕裂了。接着头也开始剧痛起来。
交警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
我双手挤着太阳｜穴，想了一会儿，才告诉了他。
交警说：“你好像病得不轻呢，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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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交警拦了一辆的士，要司机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半道上我让司机改变了路线，把我送回家。我一躺上床，就睡着了。醒过来后，头还是又重又痛，在黑暗中转着眼珠，渐渐想起了医院病房里的一幕，觉得心脏肺叶胃都在朝不动的方向撕扯，撕扯，撕扯。
经过多次回想，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疼痛了。２００１年秋天，我回想过一次，我想起多年前身体里刮过的那场疼痛风暴，还能感觉到内脏一阵阵紧缩，但同时觉得很好笑。一切真的有点像电视剧，我仿佛刚刚从一场电视剧中走出来，对自己刚刚扮演的那个角色很有点不屑的态度。到了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决定开始认真回想生命中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经历时，觉得２００１年秋天的我，对更年轻的我，很不公平。我重新对电视剧和我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毫无疑问，刚满２２岁的那一年，我一切都还没有定型，还处于自我塑造和被社会塑造的阶段。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不用形容了，当时我的各种观念，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是从电视剧中学来的。我的行为，有时候是在模仿某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有时候是在模仿几部电视剧揉在一起后重新拼凑出来的一个主人公。这种模仿，有时候是自觉的，像我有意识地照搬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的著作一样。有时候是在潜意识里对我产生影响。我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人格”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有人深入研究过。我希望有，并且希望能把研究结果反馈给电视剧制作者，以便商业化的同时不排除加进去一点点责任和良知。
从医院里回来后，我在疼痛和高烧中躺了三天，把冰箱吃空了，也不愿下楼。打开关了三天的手机和座机，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到铃响，我还以为是玲姐打来的（我有点恨自己还期待接到玲姐的电话），结果是粘糊小妹。粘糊小妹说她作东，请我上现代城那边的一家餐厅吃饭。我说身体不舒服，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说：“你跟阿伍说吧。”接着听到了阿伍的声音，阿伍说：“你快来吧，你要不来，这一顿我也吃不成了。”我想了想，也好，也该出去喝点酒了，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人的夜晚不会好过。
我洗了洗脸，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瘦了整整一圈，眼窝深陷，头发蓬乱。赶到餐厅时，粘糊小妹和阿伍已经坐在桌子边了。我能从他俩脸上看到惊讶的表情。他俩不出声地研究着我。我打量着餐厅。这是一家装修很怪异的餐厅。二楼地板是透明的玻璃，我们坐在楼下，可以看见楼上人的屁股和鞋底。我估计上这家餐厅里来吃饭，可能是阿伍的主意。北京有特色的餐厅，阿伍差不多都去尝过。他常说自己的工资除了供楼，都贡献给三巴了。一巴就是嘴巴，二巴是什么不用说了，三巴是中巴（阿伍住的地方只通小公共）。由于这三巴的缘故，他上班常迟到，我还在总部的时候他经常把卡交给我，让我帮他打卡。
他俩大约把我研究得差不多了，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阿伍问粘糊小妹：“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小天？”粘糊小妹说：“眼睛好像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也多了些，好像比那个小天哥哥好看一些哦。”阿伍说：“还是老办法，你亲自来一口试一试？”粘糊小妹脑袋歪来歪去的笑着。阿伍也笑，意味深长地望着我。粘糊小妹问：“亲爱的，谁把你怎么了？”我笑了一下，没说话。阿伍说：“好像是失恋了，不过没听说过他有女朋友嘛。”
阿伍的一句“好像是失恋了”，触动了我一下。哗哗的雨声立刻在我脑袋里响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跟玲姐这一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段无法命名的感情：不像爱情，不像亲情，不像友情，又什么情都有一点。每次我反省，都觉得感情这个词到了我们的关系里，就没法再细分了。我只能说我刚刚经受了一场感情上的挫折，失恋这个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