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往往是漫长的。可今天的等待是愉快的，甚至是惬意的。我想到了妈妈看到我的惊喜，父亲看到我时的坦然和不动声色，这让我和战友们的心情越发的轻松。天慢慢地黑了，我们都在右胳膊上系了一条白毛巾，这是跟换防部队的区别标志，天黑，有了这个明显标记，就不会走错了。
各班分成两个小组，正副班长各带一组，行进时靠在公路右边，避免不慎掉入悬崖。出发时是成一列纵队行进着，走了没多久，就涌成了一团了，这是轻装，又是撤离，走起来真的是脚下生风，大家越走越轻松，越走越快。连长见了，喝令各排长管理好自己的部队，不要走的那么急，以免与换防部队发生混乱，这才恢复成一路纵队行进。
大概走了二十公里的样子，遇上了行进中的换防部队，他们与我们一样，是轻装，他们行进在路的中央。不同的是他们的脚步快速而沉稳，与我们的轻快随意完全不同。我想起了十一个月前的那个夜晚，让我们背那么重的物资急行军几十公里，不知道是哪个浑蛋指挥的。
还有保密也有问题，我们这边在换防，越南人就在那边拼命打炮，不知道你换防人家就不会打那么多炮，大概是吃了上次的亏，这次换防一切正常，这也说明保密工作做的更好了。
说不清楚是什么时间到了什么地方，那里有车队在等候我们，说好有人在那里收缴枪里的子弹的，也没人管这事了。我们登上卡车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就出发了，黑呼呼的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后面的车灯。也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越来越安全了。随着车厢的摇摆，我睡着了。。。。。。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118） 八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晴。
一抹耀眼的阳光刺进车尾敝开的车箱，我醒了。不知在什么时候，庞大的车队已经挣脱了险峻大山的怀抱，行进在一段介于大山与丘陵之间的山道上。车队没有了来时爬坡的巨大轰鸣，一路轻快地向下滑行着，只是时不时在拐弯处点一脚刹车，强大的惯性，会让坐在车箱里的我们，上身一致地倾向一边。我在心里骂着司机太毛燥，别他妈的打仗没伤没残，却在凯旋的路上出车祸，那就掉大了。
尽管车箱是如此摇晃，大部份人仍处于酣睡之中，我伸缩了一下有些麻木的脚，就是这轻轻的一动，却把摇都摇不醒的张国富弄醒了。他先是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外面，伸展了一下身体，这一动；又把他旁边的郝受弄醒了，就这样大家都醒了，车箱里开始燥动起来。“他妈的这司机是不是不想让咱们活了？”
骂归骂，司机照样把车开的飞快，一排排的杨树飞快地从两边逝向远方，透着遮挡不住的春机和盎然。两旁的山坡上一片金黄，是麦子熟了？真的是麦子熟了，让我不胜惊讶。这里的地貌与我的家乡十分相似，都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十一个月的战争曾让我多少次梦回故乡，突然置身这熟悉的地貌，竟然让我如此的新奇和惊讶。
“哦！哦！哦！”前面车上传来拉长了音调的哦哦声，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路旁一个姑娘像飞逝的杨树一样消失在远方，我们都顿足捶胸，后悔没跟这位姑娘打个招呼，当然更恨车开得太快，才让我们错失了这宝贵的机会。
再听到前面车上“哦哦”声时，不管是否看到姑娘的影子，我们都大声哦哦哦地起哄，后面的车也跟着哦哦哦地叫，依次类推了下去，庞大的车队里，“哦！哦！哦！”的喊叫声一浪高过一浪，不管遇到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们都用拉长的哦哦声来传达我们的兴奋与愉快。
一辆满载乘客的白色客车从后面超了上来，两车并排行驶的当口，我们一起向这辆车上的乘客招手欢呼。没想到车里的乘客表情冷漠，毫无反应。我有一瞬的伤心，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生活的很好，不需要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当然就不会理解我们此刻的心情了，甚至有可能认为我们是在撒野，因而不屑一顾。
汽车继续行驶，到达了我们的终点文山州砚山县的盘龙镇内。这又是一条由木楼组成的街道，有的木楼因为年代久远，已被土墙取代为平房。我们二连住在信用社和一个万元户的楼上，竟感觉是回到了战前集训地………古木镇的木楼里。每走一步，地板就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全连一上楼，感觉整座木楼都在打鼓，都在晃悠。
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清静，没有出现我想像的欢迎场面，百姓们各自忙着，我们的到来，在他们眼里就像是早上刚出门的邻居回来了，无需报以特别的礼遇和关注。
运送个人物资的车早就到了，先到的张忠元把五班人员的物资也搬到了住宿的房间，我们匆匆忙忙铺开被子，然后齐聚在楼下，渴望在街上有成群结队的姑娘走过，可依然像来时一样清静。
下车后，连长明确并强调了纪律和要求，不准随意上街，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强买强卖，不准。。。。。。一下子宣布了那么多的不准，难道要把我们困在这座木楼里不成？划地为牢的日子都呆了一年了，那是没得选择，这都回到后方了，还要划楼为牢？
不过想想也有道理，我们还都是荷枪实弹的，万一哪个小子的行为过激惹事生非了，那闯的祸就是把天捅了个窟窿。连带责任追究下来，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吃完中饭还没喘上一口气，通讯员冯国兵就吹响了口哨，要求带上战斗装具和所有个人物资到楼下集合，我很纳闷，刚刚安顿下来，这是为什么？无意中听到是点验子弹和手雷，我迅速将手雷和从枪里退出的十五发子弹藏到瓦沟里，当然也看到其他战友在藏匿同样的东西，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然后迅速加入到集合的队伍里。所有的物品都打开平放在地上，在干部的监督下一一清点，不知道的，子弹和手雷，以及掏净了TNT的地雷都被统统收缴了。
点验的成果，是我们换得了外出的自由。
冯国兵去营部取信，我忙不迭的跟了去。没我的信，我有些失望，就在信封上撕邮票。听说集邮也能累积知识，刚开始集，战争就让我中止了。我想从现在开始，还有被迫中止的素描，稳定下来后，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冯国兵递给我一个大纸包，我以为他拿错了，又分明写的是“王辉同志收”，寄出地址是一行醒目的红体字“贵州青年杂志社”。我一看更迷糊了，杂志社怎么给我寄东西？寄的什么？急忙撕开，原来是《青年时代》第四期，“哇！投中了！发表了！”我欢呼着跳了起来，血液沸腾了起来，全身的血液直往脸上涌，通红燥热，激动得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文章刊登在第36页，标题叫《心灵的邮路》，这是我在32号阵地上完成的，讲的就是我和喻红的故事。她曾给了我那么多的快乐，不管我们以后是朋友还是陌路，我都应该为她唱出这首心中的赞歌。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119） 八六年五月八日，阴。
进入盘龙十多天了，当初安全撤离的兴奋早已被没完没了的教育和集中学习冲涮得荡然无存。不逢集的时候，从楼下的街道上望出去，能看到正在水田里忙碌的人影，街道只在逢集的日子里喧嚣半天后，然后恢复到像来时一样的沉静。
盘龙镇和古木镇不一样，古木要比盘龙繁华许多，那里虽是少数民族居住区，但那里盛产田七，又是大镇，三天一逢集的市场上是人山人海。盘龙则是六天一逢集，人流和商品都要逊色许多，古木的市场上除当地农产品外，还有大量的工业制成品；而盘龙只有当地的农产品赶集。
今天不逢集，是我们为牺牲的烈士们举行追悼会的日子。
昨晚九点，尖利的口哨又像电流一样击打着我的神经。这些天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暗涌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浮燥。细究起来，其实就是这讨嫌的口哨声，它一吹响，我们就得集中起来接受教育，就得集中起来学习，然后又是集中讨论教育和学习心得，讨论完了还得把心得写下来贴到墙上，供大家共同学习。但这次的口哨不是学习，是点名，我想又该有人倒霉了。
连队撤下来后，各种各样的不良现象十分明显，但又不是违纪。新兵不在一味认为自己是新兵而对老兵恭敬有加，战士对干部也同样如此，因为大家都有了同样的资格作战。咱们牛B的资本一样，多当一二年兵那算个狗屁？如此一来，老兵和干部们享受惯了的尊敬不再享有，干部训班长，班长训战士，战士则反过来顶撞班长，甚至是干部，阵地上的相互关受和友谊不见了。日复一日的学习和教育也收效甚微。但连队领导对这一切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人员不在位，因我们还担负着兰州军区预备队的任务。
我慢慢穿好衣服，我已经睡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变得特别嗜睡，除了集体活动，我好像都在睡觉，一天到晚头浑脑胀，四肢酸软。睡又睡不踏实，总是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梦。班长一开始以为我病了，我说没病，他竟认为我有思想包袱，我不知道我为何如此无力而又嗜睡。一切都变了，变得熟悉而又陌生。指导员点完名，竟然没有人缺位，我有些遗憾，遗憾没有出现我所期望的倒霉蛋。然后，指导员宣布了今天上午开追悼会，并强调了注意事项。
上午九点，追悼会在一个学校操场上举行。只我们一营住在盘龙，二营，三营和炮营都从附近赶来了。这是战后全团的第一次集合，二千多名将士，左胸和左臂佩带二千多枚表示哀思的白花和黑袖章，齐刷刷地站在烈士们的遗像前。镇上的居民，学校的学生也都来了，这是小镇历史上最为盛大而又特别的###。烈士们的遗像成三列挂在条幅上，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在烈士遗像群里，我努力搜寻我的战友刘继旭，刘光新，谌新民！好难找啊！所有烈士的脸都是一样的年轻，都是一样灿烂的笑容，都是一样的军装，都是一样的军帽，都是披着一样的黑纱！
我一刻不停地注视着他们，我试图记住他们的样子，并告诉自己在将来不要忘记了他们的样子，可是看来看去，我没能记住一个人，我只记住了他们灿烂的笑，他们的笑已深深烙在我的心里，是那样不忍，又是那样震憾。他们的笑容越是灿烂，我的内心就越是难以承受。因为那灿烂的笑容里，充满了太多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与憧憬。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是如此美好，甜蜜的爱情也曾让他们是那样的期待和向往，可是他们舍弃了这一切离开了，抛开了肝肠寸断的父母和亲人离开了，只留下了一张让魔鬼也善良，让善良人痛惜与不舍的灿烂笑脸。
仪式在一项项的进行，第一项：奏国歌。第二项：向全体烈士三鞠躬。第三项：向全体烈士遗像默哀三分钟。第四项：向烈士敬献花圈。第五项：向烈士英灵敬酒。第六项：政委致追悼词。第七项：向烈士遗像告别。每一项都是那样沉痛悲壮，悲壮的情绪感染了地方群众，或者说是烈士们的灿烂笑容不得不让我们每一个人动容，她们在哭泣，二千多将士也在悄悄流泪。仪式进行最后一项，向烈士遗像告别。我们走到遗像前，行鞠躬告别礼时，这才从烈士遗像群中找到了刘继旭，刘光新，谌新民三位战友的遗像。我的心一震，近在咫尺却已不能用语言交流，我深情依恋地看着他们，只能用深深的九十度鞠躬来表达我们的友谊和对他们的敬意与祈祷了。
走到遗像前的王建武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深深弯下的腰定格在战友的遗像前，不忍离去却又不得不作最后的道别。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120） 八六年五月十三日，晴。
三天前，连队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并强调这是上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我们以前立功的人都傻了眼。“除在（八五年六月十一）期间立功的人员不参与重新战评，其余人员全部参与战评，原立功等级全部作冷结处理”。别人都傻了，我却一点也不担心，我是战士当中的第一个二等功，再怎么重评，连队领导都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的。
三天前也恢复了出操，在连续的几个清晨，咱们一营的五个连队把盘龙这个宁静的大村庄变成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大军营。虽然这几天面临评功评奖的困惑，各个连队的士气都很低落，连长和指导员不相信自己连队的士气也是那样低落，就想展现一下，也顺便让其他连队看看。就在跑动的队列里，和着步调的节奏，让带队的值班干部喊起了“1…2…3…4”的号子，没想到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声音，还没有值班员一人的声音宏亮，把连长指导员气得够呛。
立功名额是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总政一再严令的控制指标。人多功少，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无法跨越的坎，心里都有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三个月的战前训练，加上十一个月的猫耳洞蹲守，吃了那么多的苦，流了那么多的汗，一次又一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回来了，荣誉就是对这所有付出的肯定与褒奖。可是，只有三十个人能得到肯定，另外七十多人的付出与牺牲用什么来证明？又用什么来回报日夜牵肠挂肚的父母？
教育一场接一场地进行着。什么“如何正确对待荣誉，做到不争功不抢功。如何正确看待军功章与付出”。每场教育之后就是一场讨论，讨论之后又是一篇心得体会，最后还要求在“不争功不抢功”公示板下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所有的教育和要求我都是在被动地接受着，甚至是违心地敷衍着。我的心里也开始惶恐起来，担心我的二等功会不复存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将如何向我的父母交待？又将如何向亲朋好友们解释我原来的二等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不，是恐惧，是一种让我不寒而砺的恐惧。连队的教育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潮………演讲，班副张念勇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六零炮班一名战士和连队八名干部也都发表了演讲，都坚决表示把功让给牺牲的烈士，伤残的战友和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战士。可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谁的贡献突出，谁的贡献不突出呢？
指导员也一直在教育中强调：不能评上功的同志，你们也有贡献，你们也有牺牲，你们也吃了同样的苦，流了同样的汗，你们也与毒蛇和老鼠为伍生活战斗了一年，攻击的丛林里也留下了你们的脚印，防御的战壕里也留下了你们的身影，甚至有的同志流过血负过伤，你们也承受了巨大的生与死的压力。但由于名额的限制，你们需要再度作出荣誉上的牺牲。。。。。。
狭小的房间里十分拥挤，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烦躁，每个人都心思重重，每个人又都不能沟通，不，是不能吐露自己的心声。木楼后面就是一片开阔的水稻田，我想，此刻那里才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我赶着西下的夕阳来到稻田边，辛劳的人们还在水田里插秧，这是我家乡的劳动场景，也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生活场景，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年复一年过来的，而我的兄弟和姐妹也将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我不想继续下去，于是不满18岁的我参了军，希望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努力自学，企图提升自己而有机会改变，战争的命令来了，一切轨迹都改变了。但我把战争看成了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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