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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的话，给别人做点饭是算不得什么的，在战时却是另外一种情景，生活上的不规律加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还有环境的险恶和寂寞，很容易让人一味地陷在自已的情绪里出不来，这就是在阵地上常常看到有人坐在那里发呆的原因。一个人陷在自已的情绪里是不会想到身边其它人的，更不会想到还会做点什么，甚至是连人最基本的需求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这也是我们慢慢形成只吃两顿饭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神经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敏感而脆弱，当自已摔倒后，战友伸出的手会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而有力；当执行任务分别时，一句句“保重”会让我们为之动容，因为这样的分别常常让人想到或许就是最后的永别；当完成任务一身泥水地返回时，一句“辛苦了”会让身心疲惫的我们顿感释然，感受着回到战友的身边，就像是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一样温馨。
我在感动一班长为我们的作为时，我给自已规定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保证哨位上的做饭用水。阵地上的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背回来的水只能用于做饭和饮用，不是特殊情况，是不会用阵地上的水擦洗身体的。因为每个胶囊里的水，溶入的不仅是汗水和辛劳，更有战友的鲜血和生命，有的战友就是倒在背水的路上了。
胶囊里的水不多了，明天要去背水了。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34） 八五年七月十八日，小雨雾。
晚上我站的是午夜的岗，面对漆黑的夜，我已没有了丝毫的恐惧，与刚上阵地时的心态已有了根本的变化，秃立树桩的位置已熟记心中，面对黑暗也没有各种各样恐怖的想像了。已能理性地判断哨位四周发出的响动，蛇鼠触动铁皮罐头盒的声音也已熟悉，由于不紧张了，瞌睡反而打的少了。其实想想也是很有道理的，人越是紧张，就越是容易疲倦。
但为了保险起见，只要哨位周围发出响动，我们都会扔上几颗手榴弹。战前训练投弹时，教官会讲一大堆的动作要领，现在看来那完全是扯淡，那些所谓的动作要领没有一点是适用的，很让人怀疑那些编写教案的人，让我们按要领投弹不是为了打仗，而只是为了在训练时好看。
我清楚地记得在阵地上第一次投弹时，我是严格按动作要领来投的，我把拉火环套在小指上，然后后退一步用力扔出去，手榴弹在出手时才拉火，落地二到三秒后才爆炸。作为战场上的士兵，就是这二到三秒的时间差，可以提供足够的逃生机会，特别是对于丛林密布的热带雨林来说，其杀伤效率就更低了。
现在想想，当初按动作要领投弹是十分可笑的。我们现在是把手榴弹拉火二到三秒后，然后扔出去，手榴弹会在落地之前爆炸，弹片从空中四射开去，其杀伤效率不可与落地爆炸相提并论。
可能是蛇鼠之类的碰响了罐头盒，我不管是什么弄响的，扔了几颗手榴弹，然后把哨位交给了刘国清。
九点多的时候，我只穿着裤头从洞里钻了出来，浓密的雾气中漂洒着雨丝，仍然是十分闷热，这样的天气去背水是不错的。
为了省去洗衣服的麻烦，我找了个编织袋，用刀把编织袋划成背心的样子穿在身上。我用了两个编织袋才做成这件“背心”。在背心外面穿上子弹袋，背上装水的胶囊，戴上钢盔提上枪，脚上是一双破了口的胶鞋，加上只穿了一个裤头。刘国清取笑我是最经典的猫耳洞人形象，我也为自已在今天发明了一件“背心”而洋洋自得，收了几封要发走的家书，又检查了一篇猫耳洞人的三件宝；光荣弹，高弹力止血带，还有高压急救包。我们不论执行什么样的任务，这三件宝都是我们必须随身携带的。然后一头扎进战壕往34号跑去。
说心里话，我们虽然在黑暗中已经不紧张了，那是因为有工事的依托和防护。但离开阵地后，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总是担心炮击或遇到越军特工的截击，因为我们完全失去了工事的防护。一旦遇到炮击，生死完全是听天由命的。
我一口气跑到紧邻34号的一个阵地上（我一直不清楚这个阵地的编号是多少），遇到了一群着装整齐的军官，团首长我是认得的，他们显然不是，他们都穿着干净整齐的军装，与平时不同是他们的脚上穿的是水鞋而不是皮鞋，还有两名军事记者随行。我站在一边给他们让道，其中的一位年长者停下来握住我的手，问我是哪一个连队的，上阵地多长时间，名字叫什么，是哪里人。就在我一一作答的时候，两名军事记者不停地按动着照相机的快门。我的心里有些高兴，但我不知道这位年长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职务。
其他的几位军官也一一和我合影，这让我十分的难为情，因为我没有穿裤子，只穿了一个裤头，上衣也是一件我自制的编织袋“背心”，我很清楚我的样子有多狼狈，当军官们提出跟我合影时，我只是被动地站在那里，然后是记者一次次地按动快门。我想，他们跟我合影，可能是我经典的猫耳洞人的着装吸引了他们吧，说不定这穿着裤头和编织袋“背心”的照片还有可能被军事记者发表在报刊上呢。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位年长者是谁？他们上来做什么？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35） 八五年七月十九日，小雨雾。
今天是个血腥而残酷的日子，八里河东山一线阵地在清晨遭到了越军猛烈的炮击。炮击时间长达四十多分钟，不过，如此猛烈的炮击，我似乎一点也没有听到，钻到洞里防炮的刘国清也没有叫醒我，他说看我睡的特别香，叫醒了也没用，越军该打炮时还是要打炮，不如让我睡个好觉。
清晨如此规模的炮击，让人想到是发动进攻的前奏，二营营指设在八里河东山主峰34号阵地的背后，营指用有线电话向所有阵地发出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很有趣的是，同一方向上的阵地电话都是一根线，电话机的手柄一摇，一条线上的电话全响了起来，拿起话筒的人都能听到对方说话，自已说的话对方也能听到。
炮击开始几分钟后，43号阵地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在刘军医的洞里，刘军医只负责40和43阵地上的紧急救护，他听到好几个阵地上都在报告有人负伤，还听到了42号阵地上有人牺牲的消息。
炮击一直在继续，刘军医拿在手里的电话一直不敢放下，他不希望听到在40和43号阵地上有人负伤的消息，士兵们平安也就是他的平安，只要有人负伤，就是军医战斗的命令。而在这样猛烈的轰炸下离开掩体，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一直处在酣睡中。
从话筒里传来了我们二连的消息。我们二连一百多人作为预备队，已分散补充到了各个阵地上，首先听到的是刘光新和谌新民的洞被炮弹直接命中了，洞址变成了弹坑，估计两人都已牺牲。接着又听到副班长韩少年，新兵陈仓宝，于守作三人都被炸成重伤。
在炮击快结束的时候，40号传来了有人负伤的消息，刘军医扔下电话冲了出去。他在炮击停止后才回到43号阵地。
我一直还在酣睡中，刘国清在我事后的追问中说，在炮击的过程中，我只是翻了几个身。
刘国清是听到刘光新和谌新民牺牲的消息后才叫醒我的，刘光新和刘国清都是来自湖北钟祥的冷水镇，是地地道道的老乡，谌新民是来自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的，也是我们湖北老乡。他们牺牲的消息确认后，我和刘国清都很伤感，我们坐在洞里好长时间都没有讲话。随后传来了更加令人伤感的消息；从他们被炸的洞里，只找到了他们身体很少很少的一部份，用两块白色的床单，扎了两个很小很小的包袱。
听到这样的消息，所有的战友都很伤感，郝爱表现的更是忿忿然，质问为什么不多找一些遗体，人是死了，总不能身首异处吧？这叫战友的灵魂如何得以安息？拿什么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说到动情处，竟哗哗地流下了眼泪。我们都默默地转身离去，因为一切的劝慰都显得苍白而多余。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痛惜着，遗憾着。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36） 八五年七月二十日，小雨雾。
晚上我坐在哨位上，湿漉漉的空气直往鼻子里钻，吸一口这样的空气，不用喝水都能解渴，而且特别地滋润你的肠和胃。晚上没有白天那样闷热，不过，就是闷热我们也会穿好衣服，而且要扎好裤角和袖口，是为了防护蚂蟥和蛇的袭击。我感受到了雾的浓密，枪身冰凉而湿滑，我的军衣也尽可能地吸收着浓雾中的水分子，虽然潮湿，穿在身上却感到十分舒适。
我习惯地摸了摸冲锋枪的保险，保险定格在连发的位置上，我半躺在哨位上，把手移到射击手柄上，将枪横放在身上，这时你会觉得这冰冷的枪是有灵性的，让你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甚至可以和它交流。它知道我的需求，当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黑暗和险境时，是它驱走了我内心的恐惧；它也最懂我的意图，我手指的每一个动作它都心领神会；真正做到了枪人合一。
我也喜欢在这漆黑的夜色中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然后一任自已的心灵到处飞翔。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其实我也无须看到什么，战壕内长了几颗小草，是什么姿态；哪些地方有手榴弹，还有几颗；壕内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低；壕外长了几颗树，是怎样的地形，不用眼睛看，只要听到了响动就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无须照明就能在壕内敏捷地运动。就是因为熟悉，战壕内到处都是拉火环坠在外面的手榴弹，却没有一人因此而发生意外。这样的情形如果是在平时，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我又想到了刘光新和谌新民的死，别人都说越军在清晨猛烈炮击了半个多小时之久，我想不明白我怎么就没有听到一声炮响？刘光新和谌新民的哨位就在紧邻40号阵地的那个阵地上〈可能是39号也可能是38号阵地，也可能是副40号，我对那一带不清楚〉。到43号也就是二百多米的直线距离，而且40和43号阵地也落了好多炮弹，那炸起来也是山摇地动的呀，我怎么就没有醒呢？我想不明白我为什么睡得那样死，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醒了还是和我一样在沉睡中，如果是在沉睡中死去的，如果说死是无法避免的话，我倒希望我在死的时候也是这样死去。因为在等待炮击结束的过程中，不论你是如何的藐视死亡，人的心里都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不怕炸死，就怕把身体炸的残缺不全而还活着，那种情形真的是生不如死。
面对猛烈的炮击，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像我一样在沉在酣睡中而浑然不觉。他们可能是在清醒中死去的，那他们就体会到了由生到死这样一个瞬息感受，在他们眨上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就被巨烈的爆炸撕得粉碎了。这个眨眼的过程我是有亲身体验的，刚到43号经历的那次炮击，一发炮弹也击中了我的猫耳洞，我和陈成利，还有被炸伤了的宋振清，应该说我们也体会到了由生到死的瞬息感受，就是一个眨眼的过程，幸运的是，我们有机会把眼睛睁开，应该是说把眨上的眼睛眨开了。而这把眼睛眨开的过程，让我们体味了由死到生的巨大喜悦。如果那发炮弹不是臭弹，或许我们的眼睛还来不及眨上就被爆炸撕裂得粉身碎骨了，就不会有这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快乐体验了。
我不知道刘继旭的父母得到他的牺牲的消息没有，更不知道刘光新和谌新民的父母会在什么时间得到儿子的噩耗，我真的希望部队在第一时间内尽可能快的通知烈士的家人，因为不幸已经发生，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不能让烈士家属在无望的等待中延长和加重他们的痛苦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37） 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的阳光很不错，是因为不怎么耀眼。远山近谷在它的照耀下是那样的轮廓分明，不同的山峦在光线的作用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灰白的远山溶入了天际，不由得让你想像那里可能就是天堂。眼前的翠绿虽然娇嫩欲滴，绿得让你的心也一起跟着充满了生机和盎然，但你不得不承认，危险和恐怖正是来自这些生机盎然的绿色植物。可以说绿色离得我们越近，死神就离我们越近。跟植物同色的地雷不用埋藏，随便一扔你就很难再把它找到，不过，你只要不越雷池，地雷是不会伤到你的。但由于路滑，常常有人因为摔倒而意外触雷，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白天我们是不怕蛇的，刚上阵地对黑夜的恐惧是因为本能的紧张，现在对黑夜的恐惧则是来自各种各样的毒蛇。一班长在昨天晚上站岗时不知被什么蛇咬了，刘军医给他处理过也说了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依然肿的很厉害，一班长很担心，我们也害怕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
阵地周围的蛇多显然是有原因的。只要是有人类生存的地方，也是老鼠 最爱光顾的地方，猫耳洞里的大米和压缩饼干是老鼠最喜欢的食品。战壕前面无数的罐头盒，也吸引着老鼠在里面串来拱去。就是这些老鼠在黑夜里弄出的响声，曾经让我们的神经一次又一次地紧张，直到现在我们有了经验后，才不作过度反映了。显而易见老鼠又是蛇的美食，蛇“误入”战壕和我们的猫耳洞，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很多的时候睡在洞里，最怕的就是有蛇爬到了洞里。
我们实际上有两个敌人；越南军队和恶劣的大自然。虽然越南人带给我们直接的死亡威胁，但让我们的身心饱受折磨的还是这恶劣的自然坏境。
太阳虽然不猛，但直射一会，皮肤也有发烫的感觉，少见的湛蓝天空中漂浮着薄薄的云雾，和眼前翠绿峡谷中的淡雾相互映衬着，显示着原始生态的和谐与自然美。这是一个照相的好天气，我把胶卷装好，胶卷是负责后勤的李久清从麻栗坡带回来，然后又托人给我带上阵地来的。
我招呼刘国清和我一起照相，听说要照相，刘国清来劲头了，说照相是一件不能马虎的事情。要我换一件干净些的军装，他边说边换了一套缀钉了领章的军衣，鲜艳的领章在绿色军衣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他用湿毛巾擦净了脸，然后撩起潮湿的被角，把沾有泥土的钢盔擦干净了戴在头上，又把于双排长的手枪拿来挂在腰间，军人的阳刚和青春显现了出来。自从上阵地后，我们就没有认真的穿过军装了，有时甚至是只穿一条裤头。刘国清穿上标准的军装，我不由多看了他几眼，调侃着说；我要是姑娘的话，就会喜欢他穿军装时的阳刚。刘国清自然也是乐哈哈的。
我只带了作训服上来，自然没有刘国清神气，就在战壕里随意拍了几张，在阵地上能照相是件很奢侈的事，只要是看到我们照相的人，我都给他拍了一张，大家同守一个阵地，我想这是我应该为他们做的事了，只要能活着回去，就是一份珍贵的纪念。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38） 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晴。
陈成利醒的很早，趁着太阳还没有爬高，温度还不是很高的时候，去八里河东山主峰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