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被抛弃在暗无天日的阴沟里。那些有意留在高楼大厦旁边的池塘湖泊，虽然照旧活着各种色彩斑斓的鱼儿，却绝无蹿上大街的可能。
我们正在变成老人，那些在大街上捉过鱼儿的少年也会跟着变成老人。后来的人偶尔想起那些口口相传的古老故事时，多半会将其理解为神迹。一般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会是那种广义上的泛神主义者，对人世间一切不可知的事物，从来不乏敬畏之心。
记忆中，一岁那年，父亲请了两个挑伕，挑着我和姐姐，还有家中简单的行李，离开依依相伴的长江，将古城黄州故里黄冈抛入梦乡，来到大别山腹地名叫石头嘴的一座小镇，从此就将他乡作为故乡。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这些还不觉得。那时候，大人们很喜欢指着拖儿带女外出逃水荒的人，说当年我在箩筐里哭哭闹闹，很像那些饿得不得了的孩子。这类戏言，让我难过了很长时间。后来长大了，开始感觉到人生的短暂与急促。每每回想这些凭借别人竭力口述，才能重新属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次比一次明晰地认为，这也是一种只会属于特定个人的神迹。这样的事并非普通人众都能遇上。才几年时间，山区就通公路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一家人离开石头嘴，顺西河流水而下，来到一处叫贺家桥的小镇，就是坐在一辆卡车上。
有近十年的时间，每到冬天，我们这些孩子就到位于贺家桥的居所后面的山坡上，用竹筢扒那从松树上落下来的针叶。日常生活中，都叫它松毛。经过反复扒过的山坡上，真正的松毛已经少之又少，多数时候，是将竹筢伸到茅草丛中，使劲地扒那枯萎后的茅草叶，然后放在一只竹篓里，背回家当柴烧。有一年冬天，山里下过雪，紧接着雪又融化了，我们几个孩子从茅草丛中扒出一只圆滚滚湿漉漉的草球。草球的模样很奇怪，大家围在一起，用棍子拨开裹在上面的乱草，才发现里面躲着一只刺猬。一阵惊呼过后，我们连松毛也不扒了，用那竹篓装回刺猬，在门口的竹林旁挖了一座土洞，将刺猬放进去。随后大家就开始争论应该给刺猬准备哪些食物。直到如今，我也不晓得刺猬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那时候，我们也是按照各自的想法，有人用弹弓打来麻雀，有人钻进茂密的荆棘丛中采摘一种名叫刺梨儿的野果，放进土洞里任由刺猬自己选择。哪曾料到，刺猬不领我们的美意，相隔一夜，迫不及待等来天亮，再来察看，用石块垒得十分严实的洞门完好无损，洞口的新鲜黄土上有一串细小的脚印，而刺猬已经不见了。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刺猬是如何逃走的。最有可能的是，小刺猬能够像人一样，将垒得严严实实的洞门拆卸开来，脱身之后重新将其复原。这个念头让我们立刻想到了在乡村无时无刻不在流传的鬼怪妖精的故事。这些都不是神迹，而是普普通通的神话。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一只斑鸠投入竹林发出的巨大声响，吓得我们几个孩子乱成一团的模样。 。 想看书来
心有结菩萨敲（5）
那时候，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充分预见，也许是哪个大人蓄意放走了小刺猬，同时又童心未泯，将洞门复又垒好，引出孩子们的加倍好奇。我们没有如这个隐藏在暗处的大人所愿，在这件事情上久久追究下去。山间的小动物很多，新出现的野趣足够娱乐每一颗童心。大人们想必也将灵光闪现般的童趣深埋在繁重的乡村生活中，连自己都不记得了。剩下来的这一串留在心中的刺猬脚印，经年累月，变得比在城市里所见到的各种人的痕迹还清晰。
这乡土的小小自由哟！
每一次，只要想起来，就会在心中如此感慨。
乡土的自由从来就大不了，乡土也不想有太大的自由，太大的自由对乡土来说毫无用处，如同这只小小刺猬，能在一堆新鲜的土壤上留下一行不再受人干扰的脚印，就是一种莫大的满足。乡土的山水无法自由地搬迁，乡土的气韵不可能与都市同在。如果说，真实的乡土就如那只刺猬，别将它关在土洞里，只要走得实在，走的时候，身前身后没有粗暴的斥责与鞭笞就行了。
那年冬天，雪特别多。春天来得晚不说，被称做倒春寒的日子，也过得没完没了。冷几天又热几天，好不容易盼来春天，大家便上山去采细米蒿，拿回来做蒿子粑吃。我们往山顶上爬，一只硕大的野兔从麻骨石岸上的草丛中窜出来，跑到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处就不跑了。在乡村传说中，兔子也会占山为王，一面山坡上只会有一只兔子，如果有第二只，一定是临时路过。我们早就晓得后山上有这样一只当了山大王的野兔，下雪的时候，曾经专门上山寻找过它。地理上属于南方的大别山区，再大的雪也不会将一面山铺得如同一床棉絮。虽然那是我们最盼望的，盼望它能像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盼望它能像北极圈边缘白茫茫的冻土带。那样，一只小动物躲在积雪深处，雪地的表面上就会出现一对热气腾腾的小窟窿。我们都到了迷恋小说的时期，因为身边一直落不下将一切物体遮掩得无影无踪的大雪，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最终一致认定，比较大小兴安岭、天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大别山的名字最难听。我们就用这种评价，来对大别山的冬天雪落得太小的懒惰，进行重大报复。
之前，后山上的野兔，只要一被我们发现，便一溜烟地翻过山脊，聪明地绕上老大一个弯，这才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属地。春天的这只野兔一反常态的样子，很容易让人想起，传说中的女妖，就是这样一程接一程地为追捕它的猎人设下圈套。大孩子们还在揣测野兔的心机，小一点的弟弟妹妹，不管这一套，只顾往麻骨石岸上爬。在野兔的藏身处，长着大片鲜嫩的细米蒿。就这样，我们发现了一只极为可爱的小野兔。或是双手捧着或是撩起衣襟兜着小野兔的当然是女孩子们。她们将它抱回家，将那只曾经装过刺猬的竹篓倒过来罩住小野兔，然后上自己家的菜园，抠出一把刚刚长出第三片叶子的苋菜，撒在小野兔的鼻子前面。没想到仍然是枉费心机，甚至最惨。傍晚时，一家人在外屋吃饭，掇起饭碗之前，小野兔还活着。孩子当中动作快的先放下碗筷，一到里屋，便惊叫，小野兔死了。
小野兔没有吃一口专门为它准备的最多才三片叶子的苋菜就死了。没有人相信小野兔就这样死去，都以为它是装死，等到没有人时就会重新活过来，女孩子用自己攒下来的花布头为小野兔铺了一张小床，让它独自睡在上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心有结菩萨敲（6）
过了一夜，孩子们全都醒过来了，小野兔不仅不醒，那副软软的身子变硬了，侧躺在花布头铺成的小床上，很薄很薄的野兔僵尸，唯有那仍然闪亮的眼睛，仿佛是在照耀有阳光的窗口。在乡村，泛神主义者通常被视为胆小。在我提起野兔一只耳朵的刹那间，手指接触到的小耳朵是柔柔的，一点力量也没有，感觉上却有一股坚硬的东西直插心底，并从那里出发，快速抵达全身各个敏感之处。在我们长大成人后，一次难得的团聚日子，不晓得如何说到这件事，我忍不住问大家是否记得小野兔当时的模样。出乎意料，大部分人都同我一样，刻骨铭心地记着当时的情景。那些不记得的，马上被我们认定为，当时一定是背对着窗口。当年居所中睡房的窗户正朝着远处山坳，刚出山的太阳总是将它塞得满满的。被拎起来的野兔僵尸实在是太薄了，很浓很浓的阳光轻松地穿透过来，将小野兔体内的肠肚心肺和骨骼，隐隐约约地投映在我们眼前。
按道理，那时候乡村里宰杀牲畜的情境我们早已见惯了，杀鸡杀猪杀羊杀牛，非但不怕，还站在附近挪不动脚，非要将整个过程看完了，最终嗅到开膛时浓酽的血肉芬芳才肯离开。小小的野兔僵尸让我怕了，一连多天，如果无人做伴，自己绝对不敢独自待在睡房里。再上山捡柴时，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遇上野兔，身上就会无法遏制地冒出一堆鸡皮疙瘩。
多年之后，儿子长到我当孩子时那么大，有一次，带他去爬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因为汽车出了故障，只上到山腰，天就黑了。在汽车的前大灯照射下，一只果子狸趴在山间公路上不敢动弹。儿子连忙下车将果子狸抓住，又从汽车的后备箱中拿出一只纸箱，将其关起来。在山上的几天，一群孩子天天趴在纸箱旁，逗那只难得一见的小兽。临下山时，爱不释手的孩子们却一致决定，将果子狸放归自然。我无意在同为孩子的两代人之间，以文明的名义作比较。
童年的乡土，只要有所决定必然都是天赐。
因为小野兔之死，那一阵，最怕的反而是租住地所在生产队记工员的女儿。她比我们中最大的孩子略大。早几年她就高小肄业不再读书了。大家都说她很快会接替父亲，因为她的文化程度已经超过父亲。记工员的女儿大概患有鼻窦炎，长年累月，鼻孔底下若是没有乡间所说的鼻脓，就会现出两股鲜红渍印。在小野兔之前，附近所有的孩子也都怕她，原因是这位记工员的女儿，从会吃东西开始，只要一沾所谓有眼睛的食物就肚子疼。吃斋饭、念黄经的和尚尼姑们还能吃鸡蛋，记工员的女儿连鸡蛋都不吃。大人们所说的佛缘当然难以被孩子们理解，害怕的原因是大人们更为通俗地说，她是受天上菩萨差派下凡的。平时孩子们就有些躲避她，这时候便更明显了。关于记工员女儿最后的印象是在小镇的供销社门前，同我姐姐一起互相教对方打毛线。也只有打毛线时，我们才不怕她。之后不久她就嫁人了，似乎不到十六岁。婆家只有十几里远，我们却觉得足够安全，不用怕她了。
乡土的童年，那些大树上，一年四季都会吊着一只只硕大的“葫芦包”。如果要用文字来规范，应该叫马蜂窝。男孩子几乎人手一只的弹弓，最大的用途，同时也是最惊心动魄的用途，就是埋伏在各种各样的地形后面，对着高挂在树梢上的“葫芦包”射去。只要被射中，就会有大群的马蜂沿着弹丸的无形轨迹俯冲而来。此时此刻，孩子们便会齐声喊着：日本鬼子来了！一边将各自的身子一动不动地藏起来。这样的日子每年都有许多，最盼望的就是将那“葫芦包”一举击落。真的击落了，又马上变成我们的最怕。无数失去巢穴的马蜂，会在头顶上盘旋许久。最长的一次，我们曾趴在一条地沟里整个下午都不敢抬头，眼看天都要黑了，因为怕回家晚了挨骂，大家便学电影中的土八路，一步步地倒着往远处爬。在乡土的童年中，这样的马蜂并不可怕，马蜂个头很大，看得见不说，真的飞近时还能听到嗡嗡声。最令我们不寒而栗的是那种在地下深处做窝的土蜜蜂。土蜜蜂很小，哪怕是一大群飞到头上了，仍看不见。在乡土，能让孩子们害怕到不敢下手的，从来就不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反而是那些没根没底无影无形虚妄的事物。
心有结菩萨敲（7）
关于土蜜蜂的传说深深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土蜜蜂没有马蜂多，其中适合孩子们攻击的更少。那些将巢穴筑在石缝里的土蜜蜂，孩子们看见了也会熟视无睹，唯有那种在土里安身立命的土蜜蜂才能得到我们的青睐。传说中，土蜜蜂的巢穴里有大块的蜂蜡，甜得不得了，又说附近的某某人曾经挖开一处土蜜蜂的巢穴，取出蜂蜡，最大的一块有十几斤重。这样的传说，没有哪个孩子不相信。所以，一旦发现合适的土蜜蜂巢，常常会同时吸引几群孩子上前发动攻击。所用的方法大同小异，都是在锄头柄上系一根绳系，由力气大的孩子上前去，挥起锄头对准蜂巢进出口，猛地挖下去，然后扭头跑回预先选好的藏身之处。其余的孩子则抓住绳索，用力猛地一拉，蜂巢上面的土层顿时飞扬起来。有一窝土蜜蜂正好在生产队记工员家后面的红芋地边。附近的孩子几乎都来攻击过它们。受到攻击的土蜜蜂，很快就会从被锄头挖得稀烂的土堆中掘出新的出口，疯狂地蹿出来。有一次，正在家门口打毛线的记工员女儿，被愤怒的土蜜蜂当成了报复对象。女儿挨蜇肿成了四大天王模样，记工员一怒之下，拿起生产队的喷雾器，拧掉上面的喷嘴，将长长的喷管直接插入土蜜蜂进出的土门，灌进许多可湿性六六六粉。本以为那些土蜜蜂必死无疑，哪想到时隔一夜，土蜜蜂们又顽强地从土里钻出来，翱翔在仿佛比我们更熟悉的乡土之上。
记工员女儿的怪癖正是趁着这个时候往我们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我们一边窥探记工员的动静，一边做重新攻击土蜜蜂的准备。隔得如此之近，一直十分了解的记工员女儿突然被人说成是有佛缘，大人们只说一句话：若是闹得土蜜蜂再次蜇伤记工员的女儿，当心菩萨会在夜里敲你。在乡土，人人都晓得菩萨会敲人。孩子们在一起讨论菩萨如何敲人，方案全部来自大人。其实大人们也不清楚所谓的敲。有人说，就像大人打孩子时最方便的动作那样，将手指弯曲起来，用那坚硬的关节狠狠叩那还没长圆的脑袋。有人说，不过是用手在头上摸一摸。有人说得厉害一些，形容敲就是往人的脑筋里放入一件如紧箍咒般的东西。最为恐怖的一种解释是，菩萨趁人睡着了做梦时，凭空一挥手，将一颗人头变换成狗头或者猪头。关于此种神秘莫测的敲到底如何，至今我也不清楚，甚至连是否应该使用敲打的敲，来约定乡土中人所共知的菩萨的敲，我也不敢说是十分正确。那些普遍流传在田野上的诸多乡言俚语，从来就是字典与词典的天敌，能用此“敲”来形容彼“敲”，已经是一般读书人的侥幸了。
受到可湿性六六六粉重创的土蜜蜂，复原得比先前还诱人。只是无人再敢去惹它们，不为别的，是真的害怕记工员的女儿与神灵有某种联系，万一被她在菩萨那里进了一言，换来被敲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
所谓神迹往往似是而非，真正的神迹其实看上去总是如此信手拈来。一辈子以乡土为生，用乡村做伴的爷爷，在八十八岁那年，终于走到生命尽头。目睹爷爷收拾完人生最后一丝风采，让我日后时有感悟，自认高贵的人，只有当面对生命烟消云散时，才明白一切生命，哪怕曾经被他人尊之为伟大不朽，在本质上与那只小野兔并无不同。乡土中最刻骨也最文雅的咒语，是说，不再吃人粮了！属于爷爷的最后十几个日出日落，天设地造了一篇篇可以阅读、可以梦想、可以抚摸、可以拥入怀抱的神迹。是谁在使爷爷一点点地断绝人粮，从米汤到糖水，再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清水？恍如夜风中一粒烛光的爷爷，平静地洗净了整个肉身，仙风道骨地躺在那里。终于等到了那一刻，早晚都要来家里为爷爷巡医的大夫，冲着我们轻轻点了一下头。大夫没说一个字，那意思却无人不明白。父亲开始带领家人给爷爷穿上最后的新衣服。一身新衣服的爷爷在自己的床上静静地躺到黄昏，突然地开始抬起自己左手上瘦得不能再瘦的食指，像是有所指示。父亲贴在爷爷的耳边问了许多问题，爷爷都没有反应。最后，是母亲在一旁小声提醒，是不是要戴帽子？父亲用这话去问时，爷爷的眼皮终于眨了一下。黑黑的布帽是人生最后一道关隘，一经戴上，就会一去不回。父亲犹豫地将那顶早就预备着的帽子戴在爷爷的头上，两只手刚挪开，爷爷的眼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