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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县的夏侯氏，就是夏侯婴的后人。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家族，虽然在夏侯婴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且早在西汉时就因为什么事被剥夺了封爵，成为平民。但在谯县当地，夏侯氏一直是响当当的大家族。曹家与夏侯家很早就开始通婚，这个传统以后还继续保持，使这两个家族结成了至亲的关系。
由于这层原因，夏侯家也把孩子送到曹府开办的私学里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中，知道名字的有夏侯、夏侯廉、夏侯渊等，他们父辈的名字都已不可考，他们跟曹操是同辈，年龄也相当。夏侯和夏侯廉是亲兄弟，夏侯渊至少有兄弟三个，另两个已不知名字，其中有一个，生了个儿子叫夏侯尚，夏侯尚又生了个儿子叫夏侯玄，都是后世的风云人物。
夏侯渊另外一个弟弟，虽然不知道名字，但却很有意思，因为他是蜀汉大将张飞的岳父，还是蜀汉皇帝刘禅的外祖父。她的女儿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嫁给了张飞，生下的女儿，又嫁给了刘禅，当了蜀汉的皇后。
少年时期的曹操，虽然不是一个用功听话的好孩子，但却跟曹氏、夏侯氏一帮兄弟们处得特别好。多年之后，他就是领着这帮兄弟纵横驰骋，开创曹魏基业的。
【六、曹氏接班人】
这一时期，曹操曾出过一次事，差点没了命。
根据《三国志·夏侯渊传》的记载，曹操不知道什么原因犯了罪，在谯县被抓了起来。
说起来少年时期的曹操也就是调皮捣蛋爱搞个恶作剧什么的，还不至于杀人放火。但这一回他运气不好，犯到了沛国相王吉的手上。这个王吉在《后汉书》中也有传，但那是在酷吏传中。酷吏是很可怕的一类人，说他们嫉恶如仇是好听的，其实他们是一群变态狂，到最后他们实际上已变成杀人取乐了。
这位王吉本来也是个读书人，但一直时运不佳，饱受社会的不公，直到他认大宦官王甫为义父，情况才发生了改变，他马上当上了沛国相，成为副部级的地方大员。
一个人被压抑得太久不是一件好事，一旦他掌握权力，昔日被压抑的那一面便会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出来，变成一种偏激和残暴。历史上的酷吏往往都是这样炼出来的。
由于养父王甫在背后撑腰，由于年轻时有那么点小名气和小才气，更由于曾经被压抑得太久、经历的挫折太多，王吉治理沛国的手段与众不同。
王吉在沛国推行了一套严酷的白色恐怖制度，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对于各种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他都在朝廷的律条之外做出新的司法解释，给各类犯罪者以超乎寻常的严厉打击。
比如小偷小摸行为，千万不能让王相国发现，在别的地方打二十板，在沛国就要打二百板，而且他还交代打板子的人，下手务必要狠。结果好多人撑不住，被活活打死了。
未成年人犯罪历来都会轻判，但王相国不这么看，只要犯了事，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重判。他还特别规定，有不孝顺父母的，或者父母遗弃孩子的，一经查实，全部活埋。
听起来不可思议，但那个时代的法律体系相当松驰，有时候判案拿的居然是儒家经典，比如《春秋》这样的书，所以量刑的自由度很大。
而且，王相国杀人的方式也很不讲究，他以杀人为乐。每次杀了人，还要将尸体碎尸万段，大卸八块地放在车上，游街示众。夏天尸体腐烂了，他就让手下人把骨头串起来，继续游街。
每当看到老百姓吓得惊恐万状、震怖瑟缩时，王相国就会觉得特别痛快。根据《后汉书》记载，王吉一共任沛国相五年，前后杀了一万多人。根据桓帝时的人口普查数字，沛国的总人口才二十五万。五年中，沛国老百姓因为他们的行政长官喜欢玩杀人游戏，仅此一项就使人口增长率净减百分之四！
曹操在这个时候偏偏犯了罪，而且犯在了王吉手上。要知道沛国的监狱不是那么好坐的，小罪在这里可以变成大罪，活罪就能弄成死罪。眼看曹操凶多吉少。
说起来王吉没有专门跟曹家叫劲的理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而且出身又相似，不说惺惺相惜，至少也不应该惺惺相斗吧？
可这位相国的脾气谁也摸不准，他已经由打击犯罪变成了杀人取乐，进而发展成精神分裂症和臆想狂，一旦杀红了眼，就会六亲不认。不过现在还好，曹操被关在县里的监狱里，还没有报到沛国相那里，曹嵩赶紧四处找人疏通，争取在案子报上去之前把曹操放出来。
费了好大的劲，花了好多钱，才给出一句话来，说要是有人肯主动站出来把罪行承担下来，县里可以考虑放人。
夏侯渊第一个站出来愿意替曹操扛罪。这样曹操就被放出来了。
后来曹嵩又继续活动，费了很多周折，才把夏侯渊弄了出来。曹操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因为没有其它记载，就成了一个谜。不过，推测起来，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平时喜欢恶搞，有时搞出了头，弄出一些乱子，倒是有可能，至于更严重的事件，可能性倒不大。对这件事，就连以抹黑曹操为唯一目的《曹瞒传》都没有记载。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对曹嵩的触动很大。乱世，衰世，做个顺民很难，你不惹事事情也会来找你，要做就做个强者，否则家业难保。
面对听话却稍显软弱的曹德和不听话却激情迸发的曹操，曹嵩曾一度想把曹德培养成接班人。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必须改变，只有强者，才能保护曹家在乱世里不受欺凌。
到曹操十三四岁时，按照风俗，要给他定婚了。曹嵩为曹操选了一门亲事，对方也是谯县的大族，姓丁。
丁家是曹氏在谯县除夏侯氏之外另一个来往比较多的大族，曹操的母亲就姓丁，估计也出自这个家族。丁氏家族里的代表人物是丁宫，此时在朝廷供职，官至尚书。丁宫的儿子丁冲日后成为曹操的好朋友和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丁冲的两个儿子叫丁仪和丁，深得曹操的欣赏，并成为曹植的好朋友，因为卷入曹丕和曹植争夺继承人的斗争中而被杀。
曹操的首任妻子就是丁家姑娘，至于跟丁宫父子是什么关系，已经不可考了。曹操跟丁夫人成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多年后因为一些事她与曹操离婚。这是后话了。丁夫人还有个亲妹妹，嫁给了夏侯渊。
三国时代，江东乔玄（不是名士桥玄）有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分别嫁给了孙策和周瑜，成为一段佳话；丁夫人姐妹两人分别嫁给了曹操和夏侯渊，也应该成为美谈。
第二章 目标，上流社会
〔作为太学生他不安心学业，心思都用在交友上，他频繁地拜访各地名士，希望得到他们的好评。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他就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挑战了最有权势的那些人，在清浊分明的社会里，青年曹操开始了什么样的政治谋划？〕
【一、乱世激流】
在曹操十三岁的时候，三十六岁的汉桓帝刘志驾崩了，这一年距他亲自指挥诛杀梁冀一族，夺回政权已经八年了。
作为一个忍受十多年的压制和磨砺的有志青年，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较量并且凭借自己的果敢、智慧和领导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年轻天子，开始的时候，刘志也想有一番作为，成为汉武帝、光武帝那样的一代明君。
刘志经常埋头于宫里的国家档案馆——兰台，翻出前代君王治理国家留下的档案资料认真学习。
在诛杀梁冀的那一年秋天，刘志草草处理完梁党的清查工作，虽然天气已经很冷，但他还是坚持在年内就开始了全国的巡游计划，第一站是西京长安。
来不及准备庞大的仪仗，天子的车队由虎贲和羽林卫士前后护卫着，缓缓离开了洛阳。桓帝下诏，凡是沿路所经过的县，每人赐粟三斛。汉代一斛为十斗，一斗粟约相当于今天的十三点五斤，一斛即一百三十五斤，三斛超过四百斤，基本上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车驾到了关中，桓帝更慷慨，对设有前代陵寝的县镇，每人另外多赐两斛，京兆尹下属的长安县，每人更是赐粟十斛。当时，京兆尹的人口超过二十八万，如果其中仅五分之一生活在长安县，仅赐粟米一项也能达到天文数字。
桓帝的大手笔来自于他的底气。出巡之前，廷尉寺、少府寺以及洛阳县共同奏报说，查抄梁氏家族的财产，变卖后可得数十亿钱，有了这笔钱，刘志觉得自己是个阔皇帝。
但是，不好的消息随后传来，与长安近在咫尺的凉州刺史部所属的陇西、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爆发了羌人起义。虽然在东汉一朝，羌人从来没有消停过，但这次情况有些不同，八个部落同时起事，金城陷入危机。刘志下令调名将段前往镇压。
刘志也不敢在长安多呆，车驾匆匆返回洛阳。全国出巡计划仅进行了一站便无果而返，刘志十分不悦。
更大的苦恼随即而来，段在那边大搞种族灭绝计划，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但军费开支也让朝廷招架不住。
桓帝也许很快会像他的多位前任一样明白一个道理，对羌战争是一个大坑，是把帝国引向崩溃的陷阱。在段后来上给朝廷的一份奏折里记述了前代对羌作战的财务支出情况，在永初至永和年间的二十一年里，共花费三百二十亿钱，平均每年超过十五亿钱。须知，当时帝国每年的税收才六十亿钱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此前二十多年里，朝廷每年都要拿出四分之一的税收扔到西羌这个无底洞里。
段司令打仗有一套，但花起钱来也不含糊，刘志抄梁家的三十多亿钱根本不够花。加上当初梁冀倒台时桓帝一高兴，曾下诏免除天下半年赋税，西巡长安时又大赏粟米，帝国财政顿时陷入严重危机。
延熹四年（161年），财政危机爆发，刘志下诏令公卿以下的公职人员全部减薪，并向王侯借一半的租税。即使这样也还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费用，第二年甚至连天子的虎贲、羽林卫士也接到了减半俸的命令。
快入冬的时候，虎贲、羽林卫士们都在等着换冬天的军服，却接到命令说，凡在营地值勤站岗没有外出任务的都不换装（住寺不任事者勿与冬衣）。朝廷里公卿以下各级公职人员的官服，原本也是朝廷供给，因帝国财政困难，当年的冬衣全部减半供给。
刘志没有想到，好不容易从梁家人手里夺回来的天下竟然是这样的，大司农卿作为财政部门的主管，天天愁眉苦脸，一见着皇帝就诉苦，刘志烦得干脆不见他。管理皇家财务的少府寺那边，虽然情况稍好，但也紧紧巴巴，刘志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憋屈，既不能花天酒地，也不能大手大脚。
宦官和朝官士人们还在继续开打，把刘志夹在中间。好在刘志是一位平衡术大师，也是抹稀泥高手，同时又能装猪扮虎，他今天哄哄这个，明天吓吓那个，总之让谁都不能太得势，又让他们觉得皇帝始终站在自己这一边。
“五侯”过于得意时就收拾他们一下，士人风头起来了就培植新的宦官来压朝臣。在一系列平衡手段付诸实施以后，他对“梁党”突然也有了新看法，何不启用他们，把局面搅得更丰富些？于是，“梁党”成员陆续被启用，梁冀伏诛后被免官的胡广、韩演等人回到了朝廷，胡广担任太中大夫，韩演任司隶校尉。
不仅国事衰败，人事颓唐，连老天爷也跟刘志作对。延熹五年（162年），从正月里开始，皇宫和多处陵园发生了神秘的连环大火。
先是这一年的正月，南宫一个叫丙署的地方起火。紧接着四月的一天，埋葬着安帝的恭北陵东门起火，大火还没有灭，位于宫内的虎贲寺掖门也起火。五月，殇帝康陵园寝发生火灾。七月，南宫承善门内发生大火。
从正月到七月，共发生了六场大火，这些大火背后有没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多数人已习惯于把这些突发事件与五行、天道、神秘预言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事件不是人为而是天意。
这还不算，四月里洛阳发生了地震，虽然震级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破坏，但与那些神秘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就更加令人惶惶不安了。
还是四月，一匹惊马和一头从御苑中跑出来的大象居然闯进了皇宫，这两个家伙在宫内横冲直撞，引发了更大的不安。在五行学家们看来，失控的马预示着“马祸”，是政治衰败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附会，起码这一次不是上天的预言，而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联系到洛阳发生的地震，这次惊马和惊象事件很可能是地震的前兆。
后来又发生了更令人恐慌的事，延熹七年（164年）的一天，在德阳殿的御座上竟发现了一条大蛇。蛇是有鳞甲的动物，五行学家认为蛇预示了甲兵之灾。
刘志是东汉诸帝中最信五行学说和神秘预言的一个，这些事接连发生，让他心情沉重。更让他感到恶心的是，在野王山上发现了死龙。
延熹八年后，各种灵异现象发生的频率更高，不断出现神秘大火，一会儿这里地震，一会儿那边的河水原来清的突然变浑，原来浑的突然变清。
还有一次，是延熹九年三月，京师洛阳的居民突然发现夜空中有一团火光在飘动，看到的人无不感到恐惧。
如果是现在，这一现象将成为UFO爱好者探究的对象，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上天在表达某种感受。
桓帝被这些事搞得很疲惫，中兴之事早被置于脑后，现在桓帝想，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好每一天就谢天谢地了。
这就是刘志最后的日子，他才三十多岁，享受着人间最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享受着最高的权力，但他的生命活力还比不过一个农夫山民，他被周围的一切折磨得无比虚弱。
他终于死了，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言，没有留下爱和恨。更要命的是：没有给帝国留下一个小太子。
桓帝刘志驾崩于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以太尉陈蕃为首的内外朝官员一致尊皇后窦妙为皇太后“临朝”，主持帝国的工作。
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先皇帝驾崩，皇后升格为太后，临朝，酝酿新皇帝人选，太后和外戚总揽朝政。
程序确实如此，但不同的是，这次主角换了，太后和外戚不姓梁而姓窦。
在太尉陈蕃和皇后的老父窦武一手策划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解渎亭侯刘宏登上皇位，这就是灵帝。刘宏是个亭侯，比刘志的县侯矮了一级；刘宏本年十二岁，比刘志当年小了三岁。陈蕃和窦武联手之后，势力很强大，朝野上下无不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一鼓作气，铲除日益不得人心的宦官集团。但是，在这一轮拼死较量中，宦官们再次占得上风，陈蕃、窦武被杀，以曹节、王甫、侯览、张让为代表的新一代宦官重新把持了朝政。
大约在刘宏登基前后，曹嵩重新回到了洛阳，随后目睹了陈蕃、窦武被宦官诛杀的事件。此时距离他返回谯县守孝大约已有十年。
这时，朝廷中有大批官员因为受到陈蕃、窦武事件的诛连而被罢官。宦官们不断以灵帝的名义发布新的任命诏书，当然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心腹和亲属，同时，还有胡广、桥玄这样政治上相对温和的士人。曹嵩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大司农卿的，这个任命远远超出了曹嵩的预期。
曹嵩被宦官阵营重用，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近年来的多次流血事变中，他都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