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太急于去挣钱！”王领说。
“把他叫来，”英达故作严肃地，“我得好好给他上上课！这哪儿成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得好好批评批评他！如果他态度虚心，我就给他传授经验：教他怎么能娶到摇钱树。自己挣多累呀！”
我们家的第一辆汽车，第一天开出去就被撞得很惨。
直到后来他已经套上了工作的“大马车”以后，还总在家里拄着一根同事送给他父亲的拐棍，“我什么时候才能到‘晚年’呀？急死我了！”他常常这样叫唤。
我从来没有对他真生气，因为他让我气不起来。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爱你没商量》的导演来请我演女主角周华。我非常喜欢那个剧本。故事发生在一个剧院里，我演的是一个话剧演员，历经坎坷，最终走出了自己。那个故事很动人，我特别懂那个角色，因为我就是话剧演员。
虽然我小心翼翼地怕失去这次机会，但我还是对导演说：“你让我演周华我特别乐意。但英达必须演方波。”我没说不让英达演方波我就不去演周华，我还没那么自以为了不起。但我的确非常诚恳地要求导演考虑方波让英达来演。方波在戏开始时是周华的男友。我用许多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个角色非英达莫属。导演当时犹豫着说等过两天再给回话，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于是，过了几天，我和英达一起兴高采烈地走进了《爱》剧组。
客观地说，英达的“方波”演得很精彩，他把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小算计，浪漫而又现实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那时已经演过了《围城》里的赵辛楣，有了一定的表演经验，再加上他天生松弛并有很高的悟性。我是那么以他为荣。
拍完《爱你没商量》，我就到美国度假去了，《爱》剧在国内的反映与我们的预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许多报刊杂志批评、嘲笑这个戏。当然，批评最多的是我的表演。
“幸亏你不在国内，”英达打长途告诉我，“不然我真担心你受不了。”他因为报刊对我的“不公正”评价气愤至极，他为我四处喊冤，夸奖我并为我的“才能”平反。
其实对于观众和记者的批评我并没有感到承受不住。我早就知道演员的艺术道路不可能永远只是鲜花和掌声。我比英达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我在美国度假期间英达和王朔一起见了《我爱我家》的投资商。从我认识英达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他一直想拍一种在美国已流行多年的“情景喜剧”，他梦想做导演，导自己的戏。
他打国际长途告诉我这事有进展，我没当回事，我对他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因为他懒。然后他告诉我他和英壮、梁左一起到西山远离“尘嚣”创作去了，当我从美国回来一进家门，他就拿出了几集《我爱我家》的剧本。他不让我自己看，非要念给我听。大概他怕我看不出来那些“包袱”，而念出来会比较逗。
《我爱我家》圆了英达的导演梦，并且一炮打响。他人缘好，对工作人员及演员都很尊重，大家都喜欢他。他干上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的“杂学”派上了用场，自此他不可能再懒下去了。投资商投了钱，摄制组一建起来，每一天的花销都很大，摄制组要以最快的速度运转，否则资金就不够了。
英达异常勤奋起来。有一天早上7点，我睡眼矇眬中发现他在擦地！
“我睡不着。”他告诉我，“压力太大了。”他摘掉了戴在他头上多年的“觉皇”的帽子。
了不起的勤杂工
在英达没什么工作的时候，他有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在我身上。记得我28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他谎称睡不着，想干点儿事，让我先睡。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我们小小的单元门厅被布置得焕然一新。墙上有一张我的画像，那是他用细水笔画的，上面写着“年方二八”，据说他为此画到了天亮。桌子上摆着他“变”出来的蛋糕。点亮的28根蜡烛上火苗欢快地跳跃着，他的父亲、外婆和保姆小花都坐在桌前等我。我一出现，大家就高声说：“生日快乐！”英达把给我做的纸皇冠戴在了我的头上。无法形容当时的我沉浸在怎样的幸福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英达挣的第一笔大钱。那是《我爱我家》的作曲关峡付给他的分成。那天他和关峡在他的小书房里谈了一会儿，送走关峡他来到客厅。
“丹丹，看！噔、噔噔噔（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主题音）”他嘴里打着拍子，一下解开了棉外衣，里兜儿揣着整整齐齐的6万块钱。他以最快的速度一叠叠地抽出来，撒向空中，有一叠落在了房顶的大吊扇上。大冬天，我们不得不启动它，让“无数张”百元大钞纷纷飘落下来。我们全家都撅着屁股捡，满屋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
第二部分
那时我的确很能干，家里的煤气出了问题也由我修英达有名了，能挣钱了。他的事业有成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和依赖。我什么事都和他商量，听从他的决定。不可否认在那10年的恋爱及婚姻中我是幸福的，但是也很累。很难想象我竟有如此韧性，长此以往地担当着那个家庭的“顶梁柱”，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那时的英达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的人，他不会也不愿做属于男人的家务，他的忘性令人发指。他从来不记得我交代他做的事情。如果别人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万不能由他中转，说不准他会随手往哪儿一扔，然后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一次我给他的小书房安窗帘，我把缝制好的布交给他，并给了他一根细长的铁丝，“帮我穿上”。我开始在窗边钉钉子，我们边聊天边干活，很久了我才发现他那根铁丝一点儿都没穿进去。
“它老扎出来，这活儿我没法儿干！”他急了。
我拿过来，把铁丝头弯回来一点儿，一分钟就穿上了。每到这种情形他都会发怒：“为什么你老想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白痴？！”基于他的这些能力，我很少让他或指望他能干什么。家里修灯、修锁、修煤气、修马桶样样都是我。
有一天我们的汽车坏在半路动不了了，谁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英达打算放弃，要叫辆出租回家。
我对他说：“把前盖打开。”他笑了：“你什么意思？你想修车？”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我根本不理，挽起袖子就开始瞎碰。请注意，我根本不懂车的构造，我那会儿还不会开车，也丝毫不知道车前盖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散发着热气的东西是什么。但我把它“修”好了，触拨几下车就发动了，我们开车回了家。
“你是魔女。”他对我说，“你有一双神手！”我也许天生不该做演员，我其实可以成为了不起的勤杂工！
我们在1988年就买了刚才提到的那辆车，墨绿色的、流线型的英国车：Vauxhall。英达说在美国留学都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我们对它心爱极了。
新车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全家兴奋得坐立不安。那天正巧我刚从外地拍戏回来，吃完晚饭大家决定开新车出去兜风。请注意：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还没有驾照，只是英达和他父亲在美国都曾开过车。那天晚上他父亲喝了许多酒，临出门时揣上了他的“人大代表证”。
“万一出什么事，谁也不能抓我！”他说。
我们笑着走下楼，我埋怨他这话说得很不吉利。
英达把车开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红领巾公园附近，那里没什么人。他父亲强烈要求“过过瘾”，我们同意了。他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先是发动不着，打火的时候发出一阵阵金属摩擦的刺耳的声音，英达在耐心教他。终于发动着了，然后车“噌”地一下就蹿了出去。
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车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在飞奔，眼瞅着就冲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去了。那个女的还回头仿佛微笑了一下，她全然不知身后的这辆绿车的驾驶员多么可怕。他喝了许多的威士忌，并且很多年没开过车了。他没驾照，只有兜里的“人大代表证”！
我和英达都在大吼，我们疯了一样地喊：“快踩刹车呀！”然后就看见老人家手中的方向盘拐到了一边，只听见“嗵”的一声，车右侧的后视镜在1秒钟之内就没了，“咣”地一声车子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
车停了，我们谁也没动，那个中年妇女又回了一下头，继续骑走了。我听见车窗外一个老大爷的声音：“镜子在后边那，还不捡去！”我们回去了。把车停在楼下谁也不肯上楼。英达父子俩蹲在单元门口，英达说：“这下可好了，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一转眼就变破车了。”我们看着车鼻子前面巨大的“酒窝儿”，谁也没埋怨已经吓坏了的“人大代表”。
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父子俩说夜里做的都是撞车的梦，其实我也一样，我的脚在梦里一直使劲儿地在踩刹车。
这辆车我们开了不到两年，英达相继弄丢了行车执照和车钥匙。没办法我们只好请了监狱里专干溜门撬锁的小偷把车打开了。他每天出门我都大喊着：“带驾照！”而他比预定的时间晚回来半小时我就坐立不安。最后我坚定不移地把车卖了，要不然我有可能死在这上面。
我们那个家的最后一次派对
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3年我到欧洲演出，在意大利给英达买了一双细腻如丝的皮手套。那副手套太漂亮太精致了，花了我一百多美元！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他买的，交给他时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千万别丢了，本来我可以给自己买双皮鞋！”他很郑重地收下了。
一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办事，出家门的时候他第一次戴上了新手套。他们一起走到胡同口叫了辆“面的”，当然他就把那副手套落在了出租车上。他只戴了不到100米，然后，是对那个朋友的一路叮咛：“不许告诉丹丹！”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要出门，仿佛很随意地对我说：“是不是应该给我买双手套？太冷了！”
“你的高级手套呢？”我担心地问。
“怎么问我？我哪儿知道，我从来没戴过。你不舍得让我戴，谁知道你又藏哪儿了！”我开始在家里找，急死了。我想我真是老了，什么都记不住。我把箱子柜子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十分歉意地上街又给他买了一副。
过了很久那个朋友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没生气，我已经知道他那么怕我唠叨，也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要求他做“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在接受他的优点的同时接受他的缺点，反正我们在经济上已经不窘迫了。
在这儿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为这事儿我差点儿得心脏病。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是一个极其顾家又热爱“科学”的人。很多年前，在别人还没听说过那些新鲜玩意儿的时候，他就把日本出的“换气机”和英国产的“电灭蚊器”搬回了家。插上电源我不知道空气是否被换过了，反正电表的指针老是在“揪”我的心。而我在“电灭蚊器”里没看到过一只蚊子，即便把它放在院子里也一个小虫都没有。
有一天，他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3800块钱的真空管太阳能使您一年四季24小时享受热水。”于是他决定安装。大卡车拉来了设备，能装几吨水的大锅炉往房顶上扛。我们所谓平房房顶都是斜瓦，我真怕那几个工人掉下来。我们的墙被凿了无数个大洞，直径近1尺的大圆管子从房子的最东头穿到最西头。洗手间的瓷砖都碰坏了，墙上好几个窟窿连接着错综复杂的电线、好多个水管的开关和电插座。装好以后，我们果真看见房顶的锅炉冒着烟，可以肯定水开了。可是打开我们所有的水笼头，却没有一滴热水。
我打了无数次电话请他们来修，他们确实每次都上房顶看看，但丝毫不见成效。我请求老人家让他们把它拆下来，房顶上压着一个盛着几吨开水的大锅炉实在让人害怕！他去了，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人家决定不收我们1分钱，并且把那些“真空管”都送给我们了。后来我发现水不冒烟了，也就没再想这件事。
不久后我去了美国，有一次跟英达通长途电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咱们家两个星期以来一直顺着房顶往下哗哗流水，1秒钟没停过。院子里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隔壁残疾人基金会每天都来敲门，因为水也流到他们院子里去了。”我在电话的这一端一下子就懵了，心动过速。
我大喊着：“快去找人修呀！”
“我不知道找谁！”
“快把所有的笼头都关上！”
“关上了。”
“再把卫生间所有的插销都拔掉，别挂电话，现在就去，然后告诉我情况！”他放下电话去了，然后气喘嘘嘘跑回来说：“好了，水停了。你快回来吧，家里没你不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让你得心脏病，而你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4年我们的四合院准备拆迁。城建公司在方庄给了我们两套单元房。我觉得房子分配得不够到位，就四处奔波上告要求再加一套。
“我们家有老人有孩子，我公公和英达都需要书房。如果不多给一套，我们没法生活。”我在相关人士面前喋喋不休。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争取到了3套单元房。这下可有活干了，我开始了漫长而劳累的装修。
所有的装修材料、设备、墙纸、瓷砖、洁具、大理石、花岗岩和热水锅炉都是我挑选并拉回来的。3个单元有3个洗手间、3套洁具、3个锅炉和无数的瓷砖。我一趟趟搬运，往返于城南和城北。历时近1年，房子终于快装好了。有一天我对英达说：“今天抽空来看看新家吧，瞧瞧我的劳动成果。”
刚离婚，我的生活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原点他来了，一进门看见我正趴在地上给地板打蜡。“你可爱死了！”他对我说，“咱们家真漂亮！”装修花去我太多的心血，几乎每一个钉子我都那么熟悉。我把好多从国外带回来的小饰物挂在墙上，给许多画和证书都配了框子挂起来。整个家看上去是那样整洁典雅。
不光是心血，装修还花去了许多的钱。11间房子，每一个房顶都需要吊灯，6个房间需要空调，添买了新的电视，并购置了很多家具。没有一样不是我一个人买回来的，没有人不为我的“能干”而惊叹。当然，我也总忍不住去炫耀自己的能力，后来我发现为此英达有些不高兴。
“你让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他说，“而实际上你什么都不让我做，什么都要按照你的意志。”他说得对，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是那么霸道，那么精力充沛。记得有一年我出国回来，英达为了让我高兴，把家的样子改了，客厅的家具都挪了位置。我看着别扭极了，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在当天夜里3点钟，我一个人把所有家具又放回了原处。不能想象我是如何挪动那些大柜子和大电视的。我总显得那么力大无比。直至今天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和一个人共有一个家，你要照顾对方的感受。你要与他共同分享一切，包括情感，也包括劳动。
当爱已成往事
1991年英达的父亲出现了第一次大吐血。当时血就像水笼头里的水一样从嘴里喷出来，我被那情景吓得一声声尖叫。这样的事情自1994年至1996年又发生过多次。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每每遇到这个局面我都会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开始漫长的守候。病房允许支床的时候我就支张行军床，不能支床了我就蜷在沙发上，一住几个月。
“你去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