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了，连忙恳求道：“老师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试读半年吗？我半年肯定瘦下来，我要是瘦不下来您再不要我！”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换了其他女孩子可能一听说自己胖，早灰溜溜地回家哭去了。我却不肯，因为我在孤注一掷，考不上北京人艺，我当时的处境用走投无路形容也并不过分。
那是1981年初，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很多知青、社会青年回到学校，和应届生一起挤独木桥。我也不是应届生。我1979年考过一次大学，因为被初恋搞得五迷三道，差20多分没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爸每天中午都从单位往家跑，给我冰上一瓶北冰洋汽水，做一顿饭。后来我受不了，临阵脱逃，跑到青岛姑姑家去了，没几天又被我爸接回来。我连大街上给人看车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起码他们有个职业，干活儿干得理所当然，也没人嘲笑他们。每一个孩子，在这种生命的转折期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只是成年人不知道罢了。父母总叫孩子再努力一点，再用功一点，哪管孩子已经够茫然和无助了，哪知孩子的心早就飞到男朋友那儿去了。
我还并不知道人艺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只是第一次看到首都剧场那气派就暗自惊叹：“这个单位不得了！”于是考上北京人艺是我惟一的出路，如果我还不打算真去卖酱油的话。
“老师，我还有好多本事呢，我会学老太太！我就是从来没减过肥，您让我试试吧！”我一再地恳求着，根本不考虑面子不面子。
就这样，我也通过了复试，并在三试之前把报考人艺的事告诉了父母。
我爸听说我考演员过了前两关，完全不责备我三心二意，领我去见一位名叫周稷的阿姨。周稷阿姨是“文革”前的中戏表演系学生，我爸请她辅导我怎么做小品。她教我朗诵，给我辅导小品。临考的前一天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丹丹你记住，你走进考场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朴朴实实的，大大方方的就行。”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将它深深埋在心里。它不仅指导着我如何演戏，也指导着我如何做人。
会哭就没问题！
人艺三试是在一个大的排练厅里，全体老师一同出席，考生则参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专业课考试时我先朗诵了一首泰戈尔的散文诗，他的诗充满幻想。然后我接到了我的小品题目：妈妈病危，给爸爸打电话。
我的右手食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作拨电话状。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向大家说说我爸的名字。
我爸小时候在老家叫宋明东，十几岁时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就给自己起了个革命的名字。这名字学问太深了，“汎”，字典里没有，一般的汉字输入系统里也没有。念起来要多气人有多气人，叫“送饭”。光是“送饭”也还好了。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参加公审大会，身负各种罪名的犯人一一拉出来示众，姓张的叫“张犯”，姓李的叫“李犯”，偏有一次碰上一个姓宋的。“现在把宋犯拉出来枪决。”公审员话音一落，“刷”，同学们全都把头转向我，我简直羞愤难当。
还有我妈，本名常花珍，在投奔革命的路上看见大海，她说自己像大海上的一颗星星，于是改名叫“海星”。她就不知道海里有种动物也叫海星，写下来跟她的名字一模一样。小孩子之间开玩笑总是很残酷的。我有个同学就曾经拿着本画儿书来给我看，指着上面一只张牙舞爪的大海星说：“宋丹丹快看！这就是你妈！”所以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处处都很倒霉，连父母的名字也惹人笑话。
这都是旁的话。又转回那天的三试考场，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她我妈病了，手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
“喂？请问宋汎在吗？”
“噗哧”一声，我听见底下有人小声在笑。该死！我的心“咯噔”一下，注意力顿时集中起来。这时候蓝天野老师扮演电话中的对方说：“你打错了。”语气缓慢沉着。
我又重拨一遍，再问：“喂？请问宋汎在吗？”
“你打错了。”还是蓝天野老师的声音。
我有点儿慌神，但只有继续划圈儿，手指开始微微发抖。
“喂？请问宋汎在吗？”这一次，蓝天野老师没有说话。我等了一会儿，又对着“电话”说：“那您帮我找一下他好吗？”又等了一会儿，我想象“电话”那一端“爸爸”应该已经过来了。
“爸，我妈病了，住院了……”刚说到这儿，我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被刚才那些小障碍给吓的，可能是紧张，也可能是委屈……总之我那么意外地当众大哭，那么自然地进入了“规定情境”。
“哇……我妈病了，住院了，你快来吧！破伤风！”考试那几天，我妈刚巧因为破伤风住进了医院，所以连素材都是现成的，让我由着性子发挥，渐入佳境。
我实在不能忘记那最后一刻，要和“爸爸”挂电话的时候，是喜剧天分还是童心未泯，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抽泣道：“爸，你快……快来吧，来的时候给我带……带两瓶酸奶！”话音刚落，我听见所有的老师都哈哈大笑起来，大概他们觉得这孩子太有意思了，这会儿还惦记着吃呢。
听到他们笑，我突然有了种预感：成了！我会哭，会哭就没问题了！
出了考场已是天色擦黑，我心情奇好，一路唱着歌走回了家。
6月30日，人艺发榜，“宋丹丹”3个字不出所料地榜上有名。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光酸奶就不止两瓶。
“我一猜丹丹就考上了！”这是他进家门说的第一句话，“今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打开报纸就看见红彤彤‘喜盈门’仨大字，占一整版。太吉利了！我当时就一动心思——今天家里准有喜事！”您瞧，人逢喜事看什么都顺眼，电影《喜盈门》做个广告也成了专为您家张灯结彩了。
从那天起，我郑重其事地开始减肥。我要和李婉芬老师的预言作斗争。半年以后我再回家，已经成了个标准的瘦子。院儿里的小孩儿见了我无比惊讶：“丹丹，真是你吗？你这脸，打老远一看就剩个大鼻子了！”那时候我们还在剧院洗澡，我总是希望碰上李婉芬老师，希望她重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打量我一番。
我也慢慢地开始显露出喜剧天分，特别是演“老太太”的天分。同学的小品里要是缺奶奶我就去帮人家演，班里有人来观摩教学时，排演的小品也多是我自己编的。
在人艺，我非常幸运地与老一代演员同台演出过，包括《茶馆》、《红白喜事》。他们在做人的方面给了我莫大的影响。于是之老师写过一本书，他在书里说郑板桥的竹子之所以“好”，并不因为它“像”，画竹子很容易，寥寥几笔，但郑板桥的竹子透着作者的胸怀和品位，画如其人。
看于是之老师表演，我渐渐悟到，戏演得好，倚仗的是“术”和“道”。“术”是技术，唱歌、跳舞、节奏感、幽默感：“道”则是认知，你对世界的认知，对人和事物的认知。于是之老师在《茶馆》里扮演王利发，教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在诠释一个小市民，这个人物有文学性，有表演者赋予的很多定义。如果找一个真正的茶馆老板来演他自己，结果一定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我们结婚8周年的庆典上，在我自己虚设的“奥斯卡”仪式中，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张旗。她的一个偶然的举动改变了我的人生，使20岁的险些去卖了酱油的我峰回路转走进艺术的殿堂，传承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好恶和趣味，慢慢成为了今天的我。
张旗帮我垫的那两块钱我至今欠着。利滚利情生情，我是怎么也还不上了。
一个文学青年的梦
从人艺毕业以后，有一天，同剧院的梁月军找到我，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正在挑演员，演一个和工读学校有关的电视剧。她让我去剧组试镜。
到了剧组所在的招待所，有人领我见了导演。我在导演面前对着镜头说了几句台词，导演头一点：“行，就是你吧，你演宋晓丽。”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叫做《寻找回来的世界》，也不知道我所“试”的角色是一个女混混儿。
我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得到一个电视剧的角色，无异于“飞黄腾达”的开端。因为人们能看到的电视剧太少了，但凡有一个人演，就准有一百个人看。
我回到剧院大声宣布：“我准备去拍电视剧了，马上就签合同！下面的戏不要安排我的角色了。”接下来同事们一见到我就问：“哎，你怎么还没去啊？什么时候拍？”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下礼拜！”过了好几个“下礼拜”以后，剧组那边杳无音信，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照着他们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天啊，整个摄制组已经搬离了那家招待所！
我马上去找梁月军，她七弯八绕帮我找到摄制组的新地址。我风风火火就去了，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定，面前是剧组里的三五个人。
我胆子很大。我开始悲愤地控诉：“你们这算怎么回事？你们改变主意了不要紧，但必须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起码的尊重。我已经告诉剧院领导我要拍电视剧，所有人见到我都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告诉他们下礼拜。但是你们却连招呼也不打就搬家了！你们不能对一个年轻演员这么不负责任！”一边说，我一边哭起来。
这时候，我认识的那个小场记突然“滋溜儿”一下站起来跑掉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脚步轻快地跑了进来，“宋丹丹，你别哭了！导演说还是你演宋晓丽，马上就可以签合同！”180度的事态转变倒让我愣住了。后来才知道，起初他们的确想要反悔，但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演员。他们嫌我作为一个女混混儿不够漂亮。然后，小场记跑到导演房间里去通风报信儿，她说宋丹丹找来了，她在隔壁哭。导演正在闹胃病，他的胃经常出问题。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他捂着肚子慢悠悠地说：“那——咱们就用她吧。”命运向左还是向右，有时就取决于你所迈出的微小的一步。那天我签下合同，并且拿到了剧本。
剧本里的工读生宋晓丽成天撒泼打滚，动辄大哭大闹，作风不端正，生活不检点，而有关她的成长背景却是一片空白，仿佛她生就一个野丫头，命中注定女流氓。对此我感到不解。
我正在热爱文学，我以文学的视角审度这个故事，它因缺乏情理而不让人信服。于是我擅自做主，加了两场戏。不谦虚地讲，今天的我都未必能有这么灵光的念头。
其中一场戏，是宿舍里的女孩子夜里不睡觉，打着手电相互算命。一个同学说宋晓丽的命特别好，宋晓丽一撇嘴：“得了吧，净骗人，我还命好呢，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我刚懂事我妈就进大狱了，谁有吃的我跟谁走……”然后有一个同学问她：“晓丽，你想你妈吗？”
“我才不想呢，我一个人更好。”说话的时候宋晓丽笑着，眼泪就在她的眼中打转。
这场戏不长，但它使人们突然间忘却了宋晓丽的累累劣迹，只记得她的可怜。正如我的希望，我希望我演的是一个“坏”却富于悲剧色彩的角色。这是文学教予我的审美。
另外一场戏，是一个大晴天，老师带着学生们上山郊游。在山顶，老师从书包里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
“咦？今天是什么日子？” 孩子们意外极了。
“你们猜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了一通，没有结果。然后老师告诉他们：
“今天是宋晓丽的生日。”
宋晓丽的生日，宋晓丽自己却没想起来，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同学们围着她又叫又跳，他们捧起野花洒在她的身上。他们说：“晓丽，你跟我们说点什么吧。”
于是宋晓丽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歌词当然是我写的。
我的心是一条小河，
一条无声的小河。
妈妈你看见吗，
我常常从你身旁流过。
我的心是一只小鸟，
一只无巢的小鸟，
妈妈你听见吗，
我天天在你耳边唱歌。
唱过这首歌，宋晓丽的全部缺点都被理解了，被原谅了。她其实是那么孤独和无助的女孩子，她那么想念她的母亲。
我写完这两场戏，交给导演，导演看后决定拍。
这引起了女主角的不满，她在剧中饰演老师，她认为我这样下力气地诠释宋晓丽是一个配角在“抢戏”。
导演又在闹胃病了。每当剧组里的人惹他闹心他的胃就先有反应。他只好捂着肚子无可奈何地对女主角说：“那你也写吧。你写好了，咱们也加上。”我觉得导演在息事宁人的方面算得上天才。
电视剧演完以后，导演、副导演还有黄凯老师都兴奋地断言：“宋丹丹肯定能得奖！”我打心眼儿里不相信，我想他们只是在打趣儿我。然而事实被他们言中。《寻找回来的世界》使我成为“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并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一路顺风顺水。回想起这些事儿，其实我最想说我之所以能演戏，首先得益于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
黄宏，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和黄宏认识是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那年他第一次上“春晚”，好像和方青卓等人一起演了个关于喝酒的小品。而我是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不知是谁推荐的让我来演，我还从来没演过。我不了解小品那么容易“火”，更不知道日后它能让我挣那么多名和钱。
一天晚上彩排完了回家，我的前公公问我这些天在忙什么，这样早出晚归。我告诉他我要上春节晚会，演一个小品。他问我演什么角色，我又告诉他演个老姑娘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神儿不大好，一会儿把暖瓶踢碎了，一会儿又坐在气球上。
“干吗？拿肉麻当有趣？”他直眉楞眼地瞧着我。
“对。”我说，“拿肉麻当有趣。”应了这句话后我幡然醒悟。天哪！太露怯了！不定多少人会这样评价我。我是一个搞“高雅艺术”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手里端着茶水、兜里揣着牙签走进排练厅的“艺术家”，怎么能去演这么矫情的角色呢？万一剧院里的老师们在电视里看见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回去吗？
我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我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告诉她我不想上了。她诧异地盯着我像盯一个外星人。
“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
我不得不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总之，我是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舞台。我万没想到当我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捏着小嗓儿说：“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我。我也不知道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他已打定了主意要跟我合作。
当时我们都还不满29岁，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超生游击队》是黄宏自己创作的，他邀我一起上1990年的新年晚会。那时候我正怀着近7个月的身孕。
“不行，”我在电话里说，“我演不了，我大着肚子。”
“要的就是这个。”他说，“你还省得往里垫枕头了。”每天，一到排练厅，我先把大肚子搁桌上喘喘气儿，气儿喘匀了，还得靠床上歇歇脚。边歇脚边跟黄宏聊天，聊着聊着我肚子就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