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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厢里的音乐突然变了节奏，现在是摇滚乐，尽管牛红梅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要受骗上当，但她的身体还是像蛇一样摆动起来，她听到自己摆动的身体拍打空气发出的声音，汗水一丝一缕地从毛孔流出。她感到很累。她倒在沙发上想睡上一觉。
睡意像两只不紧不慢的小虫，爬上她的眼皮，但音乐却像棒子一样敲打她的额头。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改变音乐的节奏和强弱，牛红梅觉得棍子漫天飞舞，一会儿重一会儿轻，它们有时像狂轰滥炸的飞机，有时像深夜里女人的哭泣或嚎叫，它们存心不让她入睡。牛红梅想非得答应刘小奇不可吗？我不答应他，他又能把我怎样？谁给他的这个权力？你有你的权力，我有我的道德，我干吗要听从你的安排？你是上帝吗？不是。刘小奇你不是上帝。
从来没有这么认真想过问题的牛红梅，突然产生了一种思考的快意，她坚决地认为这就是思考，我一思考，刘小奇的目的就达不到。牛红梅对着门板上那一小块透明的玻璃咆哮，外面往来穿梭的人恍若隔世，他们好像是听不到她的声音，看不到她的动作。
门板上的玻璃快被她的吼声震破了，包厢里的音乐像洪水猛兽淹没她的声音。她想我要继续思考，我思考的问题是谁剥夺了我睡觉的权力？
下半夜，门板上的那块玻璃被音乐震破，它像解冻的冰块，发出嘎嘎声。牛红梅看见四五条裂纹由上而下，把玻璃划开。牛红梅蜷缩在沙发上想睡，但音乐声不绝于耳，它们没有丝毫的倦意。牛红梅打开门窗，想从窗口往下跳，但窗口已被铁条封死。她觉得包厢像一座牢房，她的身体和思想被囚禁在里面。音乐，那些让她无比崇拜的音乐，现在像成堆的垃圾倾倒在她身上，她面对着窗台呕吐。
擦干净嘴巴，她想我还是妥协吧。她刚想妥协，包厢的门便推开了，刘小奇堵在门口问她，你终于想通啦？刘小奇的眼角挂满眼屎，他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牛红梅对他的这种自作聪明的问话非常反感。牛红梅说你怎么知道我想通了？你又不是上帝，你看得见我在想什么吗？刘小奇发出一声冷笑，转身朝走廊招手。音乐突然消失了，两位女服务员提着拖巴和铁皮撮走进来。她们细心地打扫窗台上的秽物。牛红梅挥舞手臂，像是赶苍蝇，又像是赶躲在角落里的音乐，直到服务员失手，把铁皮撮砸在地板上，她才停止挥手。她终于听到了铁皮砸在地板上的声音。她高兴地叫起来，仿佛回到真实的世界。她对刘小奇说我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两位服务员收拾完窗台，往包厢外走去，她们一个人的手里拿着拖巴，一个人手里提着铁皮撮。她们对着牛红梅做了两个鬼险。刘小奇双手抱在胸前，他的手掌轻轻拍打他的手臂。他说既然你不同意，那只好再委屈你一下。刘小奇离开包厢，门再次被反锁。
牛红梅面对刘小奇离去的背影骂了许多脏话。她的嘴巴是印刷机，它把那些脏字全部印到了刘小奇的背部。
令人作呕的音乐声再次响起，它们现在已不是音乐，而是垃圾是噪音，牛红梅感到头皮快裂开了。她决定答应刘小奇的要求。她想不就是按摩吗？按摩是什么？按摩是皮肤跟皮肤的接触，它和不能睡觉相比，和眼前的痛苦相比，几乎不算一回事。牛红梅伸出她细长的食指，在呼叫开关上狠狠地按了一下，一下两下三四下，五下六下七八下，九下十下十一下，包厢的玻璃上贴着一张小姐的脸，它像一幅画。牛红梅说你告诉刘小奇，我答应。玻璃那边的脸消失了。消失了大约半个小时，那张脸又贴到玻璃上。这次，牛红梅注意到玻璃上的裂纹，裂纹把小组的脸切割成不规则的块。小姐说她找不到她们的刘经理，他找地方休息去了，他走之前告诉按摩中心的服务员，没有他的同意不准打开包厢，不准停放音乐，连音乐的音量都不准调小。总台的服务员找了一阵，没有找到这间包厢的钥匙，有可能是刘经理把钥匙带走了。没有刘经理，谁也无法打开这扇门，除非把门砸了。
牛红梅用指甲撕扯沙发，她撕扯了几十下才把沙发皮撕破。她从沙发内掏出海绵，然后用海绵塞住耳朵。她感觉这样好受一些，于是蜷缩在沙发上。她双手抱住肩膀，双脚弯曲，保持婴儿在母亲子宫的那种姿态。她的膝盖几乎碰到了她的额头，她尽量缩小自己的肉体，仿佛缩小了就能逃避噪音的伤害。那一刻，她甚至想变成一只蚂蚁，藏到沙发的缝隙。
噪音持续发展到第二天下午三时。这并不是刘小奇所希望的结局。他离开牛红梅时，只是想找个地方睡一觉，他实在太困了。于是他钻进了牛红梅隔壁的包厢倒头大睡。睡下时他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要睡死，要随时注意牛红梅那边的动静。他在迷迷糊糊中睡熟，熟得像一只腐烂的苹果。当他醒来时，他手表上的日历已跳了一格，时针已指向第二天下午的三点。他从沙发上跳起来，隐约感到自己犯了一个什么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
他一时想不清楚。他走出包厢到卫生间去撒尿，尿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牛红梅。
他以最快速度撒完尿，以最快速度拉好裤子上的拉链，有几滴没有排干净的尿，滴落在他的裤裆里。
刘小奇从裤兜里掏出钥匙打开包厢，包厢里的声音形成一股气浪，冲击他的耳膜、眼睛、鼻子，他倒退一步，命令他的手下关掉声音。声音关掉了，它们像浓烟从门洞往外泄漏。浓烟散尽，刘小奇看见蜷缩在沙发角落的牛红梅，慢慢地伸长她的腿，就像一只垂死的母鸡那样伸长她的腿。当她把腿绷直脚尖碰到沙发扶手时，她睁开眼睛。但是她只睁开了一秒钟，又迅速合上眼皮。她像一个长久蹲在黑暗的人，在突然看见光线的那一刹那，害怕睁开眼睛。她说我答应你，但你必须让我睡上一觉。她伸出舌头舔舔嘴皮，翻了一个身，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她的鼻孔里喷出了引擎似的声音。
刘小奇关上包厢的门，坐在一旁看牛红梅睡觉，他发现牛红梅的耳朵里塞满海绵。
他说红梅姐，要睡你到家里去睡。牛红梅哪里听得到刘小奇的说话，她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睡去了。刘小奇技开她耳朵里的海绵，又说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牛红梅仍然听不到。刘小奇看了一眼海绵，把它摔到茶几上。他开始拍牛红梅的肩膀，扳动牛红梅的身体。他说你可以到我的办公室去睡，也可以到我的卧室去睡，甚至可以到宾馆里去睡，但你千万别在这里睡。牛红梅仿佛死去一般，任凭刘小奇扳动、拍打、咆哮。刘小奇伸手抓她的胳肢窝，她没有反应。刘小奇拍打她的乳房，她也没有反应。刘小奇把海绵重新塞进她的耳朵。
刘小奇想现在我即使把她强奸了，她也不会知道。刘小奇关好包厢的门，脱光牛红梅的衣裤。牛红梅苗条的身材，在黑色的沙发衬托下，愈加显得美，美得像一座山，美得像一尊发光的奖杯，而她身下的沙发就是奖杯的底座。刘小奇扳开她的大腿，她的一条腿架在沙发上，另一条腿滑到了地板上，她的腿被刘小奇扳成直角。刘小奇就在沙发上，把牛红梅给干掉了。在干的过程中，牛红梅一直处于睡眠状态，除了发出几声呓语之外，她始终没发出多余的声音。从包厢外走过的小姐们，透过门板上的玻璃，看见刘小奇起伏的脊背，她们知道刘小奇在干什么，刘小奇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有牛红梅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一个周末，刘小奇找到我，他说他的按摩中心需要更换招牌，希望我能抽空为他设计。我说我对招牌的设计没有什么研究。他说没研究不要紧，可以向别人学习，也可以摹仿好的设计，天下设计一大抄。他用摩托车拉着我，参观几条主要的街道。他把摩托车的速度降到最低。我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尽力伸长脖子，看街道两边各式各样的招牌和广告牌。刘小奇不断地回头告诉我，看仔细了，你看别人的招牌是怎么设计的。在频频回头的时候，摩托车差一点撞到了一辆出租车的车灯。
回到填河路19号，我开始为刘小奇设计招牌。他打开曾经囚禁我姐姐牛红梅的那个包厢，把纸、笔和各种颜料摆在茶几上，然后打开空调打开音乐，我像皇帝一样被他侍候着。我坐在包厢里为他设计招牌，他走进走出，不时对我的设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
话题突然转到我姐姐牛红梅的身上，那个下午，我还不知道他曾经囚禁过我姐姐，曾经在我坐着的沙发上把我姐姐干掉了。我听从他指挥，对他友好地微笑。他则对我姐姐表现出最大的同情。他说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你姐姐解放出来。我说有什么办法？他说登一则征婚广告，让你姐姐从应征者中选择合适的丈夫，然后放弃杨春光。
设计完招牌之后，我们坐在包厢里起草牛红梅的征婚广告，我们在征婚广告里用了两个形容词：貌若天仙、身材苗条。喜欢文学，成为牛红梅的爱好，打羽毛球是她的特长。牛红梅被我们写得面目全非。写完之后，刘小奇在上面加盖了他们公司的公章，并掏了100块钱，到邮局把广告寄往北京发行量最大的一张报纸。
我们像期待共产主义一样，期待那一则征婚广告的回音。一个月之后，牛红梅开始陆续收到应征者的信件。她对这些信件感到莫名其妙。她举着那些参差不齐的信封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的恶作剧？她已经看到了那一张刊登她征婚广告的报纸。她说她看到那一张报纸时，她的脑袋里轰地响了一下，好像是谁拿电棒敲了她一下。她发现财务室的所有同事那一刻都盯住她，她的脸像火烧着那么烫。她把她们工厂里几订有那份报纸的办公室、车间清理了一遍，把那张报纸偷了出来。
牛红梅说翠柏，你知道吗？你们这是犯法，你们想要我犯重婚罪吗？
从此牛红梅再不正眼看那些信件，她把它们丢在沙发的角落。每个周末，我都把那些信件小心地剪开，看男人们如何向她表白爱慕之情，如何向她掏心挖肺。偶尔从信封里滑出一两张男人英俊的面孔，我就拿到牛红梅的眼前，晃来晃去，想让她为他们打分。
但是任凭我怎样晃动，她都不看。只要我手里拿着照片走向她，她就提前闭上眼睛。她闭上眼睛时，眼角堆起许多皱纹，从皱纹堆叠的程度，可以判断出她是在用力关闭眼睛。
由此也可以推断，她对眼睛的诱惑坚决抵制。
我对于来自北京的信件充满好感，我认为那里的人品质优良，诚实可信。事实上，十多年来，我把北京一直当作我的心脏，它供给我血液和思想。但是没有北京的应征者给牛红梅写信，他们的条件大都优越，不屑于在报纸上寻找配偶。只要北京的男人们一招手，天下的美女都会拥进京城。在一天又一天的盼望和遐想中，我终于盼来了四封来自北京的求爱信。
第一封信的主人寻问牛红梅是不是处女？第二封信的主人抄袭了当时极其流行的一首情诗。第三封信的主人说冬天快到了，你能不能为我织一件毛衣？一直到第四封信的出现，我才为牛红梅看到了希望。
第四封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写信人姓苏，名超光。他说他身高1米8，体重80公斤，摄像师，每月工资收入千元，父亲是高干，有四室两厅的住房。他是独子，现跟父母居住。如果牛红梅同意，他可以南下见面。如果牛红梅想去北京，他可以提供飞机票。
如果双方的感情能够按他的愿望往下发展，牛红梅调进北京不成问题。如果……来信一口气写了十几个如果。我把来信向牛红梅宣读时，牛红梅用棉球塞住她的耳朵。我把照片拿给她看时，她坚决地闭上眼睛。最后，我把照片和来信贴到她卧室的门板上，我相信她会被来信和照片打动。
在我回艺术学院的日子里，牛红梅详细地阅读了那封贴在门板上的信和照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态度异常坚决的牛红梅开始跟那位姓苏的摄像师通信。她把苏超光的来信锁在抽屉里，她还剪下几丝头发寄给苏超光。高兴时，她偶尔说两句苏超光，她说苏超光曾给中国当时较红的几个影星摄过像，是几部著名影片的摄像师。牛红梅似乎已经坠入情网，她把跟苏超光的通信当作那个时期的一大乐事。他们在信里商量约会的时间，但牛红梅编造各种理由，把约会的时间一推再推。她决定去北京之前，先跟杨春光办妥离婚手续。
接到牛红梅的电报后，杨春光坐飞机回到南宁。他把一只大皮箱丢在客厅后，便到卫生间洗澡。牛红梅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迎接他，餐桌上有白切鸡、白灼虾。酸甜排骨、红烧鱼，这一桌菜花掉了我姐姐一个月的伙食费。杨春光看着这一桌菜直拍巴掌，他说好吃，真好吃，真他妈的好吃呀。他的赞叹声，常常会被大团大团的食物打断。看着他的吃相，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明天就要去办离婚手续的人，他像是专门从南京赶回来吃这一餐饭似的。
吃饱喝足之后，杨春光打出两个响亮的饱嗝。他拍拍他的肚皮，肚皮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他从皮箱里拿出一双女式皮鞋，递给牛红梅，牛红梅没有伸手接住。杨春光把皮鞋放在沙发上，这时他发现了堆在沙发角上的信件。他坐在沙发上读那些信件。每读完一封信，他把信纸放在腿上，用手掌抚平那些信纸。信纸被他抚平后整整齐齐地码着。
他问牛红梅有没有夹子，他想把那些信件夹好来。牛红梅把一个黑夹子丢到沙发上，整个客厅里只有铁夹子碰击木沙发的声音。牛红梅顺势坐到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杨春光脱掉她的拖鞋，套上新买的皮鞋。在套新鞋的时候，杨春光乘机捏了牛红梅一把。牛红梅的小腿往上一抬，皮鞋飞过电视和餐桌，落到对面的角落里。
第二天早上，牛红梅穿着那双新买的皮鞋，紧跟着杨春光出了家门。他们准备到兴宁区人民政府去办离婚手续。由于路途不远，他们一致同意步行。在步行的过程中，他们还可以说一说话，脑子里也能倒一倒往事。他们刚走到长青巷口，牛红梅突然蹲了下来。她对着路边的邮筒发出干呕声。她的嘴巴张开有乒乓球那么大，但她什么也没吐出来。她像一只失去水的鱼那样，嘴巴一张一合，但是她没吐出什么来。杨春光站在邮筒边，身子靠在邮筒上。他说怎么了？牛红梅说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月经了。杨春光的身体像被谁戳了一下，说是不是怀孕了？牛红梅说怎么会呢？我又没跟男人睡过觉。杨春光发出一声冷笑，说走吧，快走吧，反正我们就要离婚了。
他们继续往前走。杨春光的步子迈得快，近乎小跑。他总是跑出去十多米了，又才停住等后面的牛红梅。牛红梅说我也曾经想我可能怀孕了，但是我确实没碰过男人。怀孕，是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一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牛红梅不停地说着，她的汗水冒出来了，她的脸色发白了。杨春光只管低头走路，他对牛红梅的辩解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