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 第15部分

　　山干子其实也分为好吃不好吃两种。从自由市场上买来的或者乡下亲戚送来的山干子，又厚又大又白，煮出来又甜又软又香，漂浮在米汤上面，我们都争着捞吃。而粮食局里凭计划本买来的山干子，又薄又小又黑，有的还会有霉斑，吃在口里，又硬又苦，难以下咽。煮出来的白米稀饭，也像墨汁一样黑。

　　于是两种不同的山干子，又有了两种不同的吃法。市上买的和亲戚送的好山干子，当作细粮不必说了，对用粮票一斤折五斤买来的孬山干子，则要进行精心挑选，优劣各放一边。对那孬山干子，先用水淹，淹得苦水都出来了，黑皮也变白了，再捞出来，用刀砍，砍得七零八落细如玉米，再用磨碾——与大米掺和在一起，摊煎饼吃。这种煎饼，因为有大米的中和，反而有了特殊的味道：甜甜的、苦苦的、酸酸的、香香的。若晾干了烤着吃，简直就像今天吃的甜薄脆饼干了。

　　好山干子可以熬稀饭，也可以切碎了和大米一起做干饭。煮熟的山干子，外糯内干，外表是半透明的咖啡色，内里是乳白色，咬在嘴里，软硬可口，香中带甜，还有一种煮老山芋的味道，令人大快朵颐。若是放在稀饭里煮烂了，板样的山干子变成了丝条状，挑在口里，酥酥的如糖稀，不亚于糖果点心。

　　好山干子也是我们冬天里的零食。放在火炉子上慢慢烘烤成金黄色，风脆可口，装在口袋里，够半天啃着玩的了。饥肠辘辘的时候，也啃过生山干子，像嚼木渣子一样，食而无味，却可以裹腹。

　　如今好多年没吃过山干子了，有时会在超市里见到切得小巧的山干子，却没有买来“重温旧梦”的心思，因为在心底里，实在对它没什么好感，倒是那种煮熟了晾干的红山芋干子，筋道道的好吃极了，不过价钱贵如水果，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山干子了。

　　2008年7月5日星期六下午4时26分

米油
做米饭，水放多了，熬到最后，要把多余的汤水舀出来。这汤水乳白色，浓浓的，像牛奶，我们叫它米油。

　　米油是米之精华，富含营养，别有奇香，那小小的一碗，母亲端在手里，像将军拿着沉沉的功勋章，要给那不惹她生气的、帮着干家务的孩子喝。有时还会在里面撒点白糖，馋得大家直咽唾沫。大多数情况下，母亲会拿来汤匙，每人喝上几口。若是哪个小孩子生病了，不想吃饭，就会专门熬米油放糖给他喝。因此羡慕生病，也盼着自己生病。

　　为了喝到米油，做米饭时，趁着大人不在旁边，在米饭半熟时，就把上面的汤舀上一小碗，偷偷地喝掉。不过，有时太贪，舀得太多，米饭汤太少，不是煳了，就是夹生，大人以为自己做饭时放少了水，只好把煳的或者夹生的自己吃掉，熟的给孩子们吃。吃剩的煳饭或夹生饭，烧稀饭。有时发现米油舀得太多，饭可能煮不熟，就再放些生水在里面，结果米饭更是做得半生不熟，难吃极了。

　　粮食局里供应的大米，大都是糙米，而且是陈米，熬出来的饭不香。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儿搞到半袋子张楼产的大米，煮了一大锅稀饭，那稀饭的汤水，竟然绿莹莹的，浓样样的，吃在口里，甜丝丝的，像米油。那是我一生喝过的最美味的米稀饭，多少年后，回想起来，嘴里似乎还有那种滑腻、香甜的米香，而那绿莹莹的、浓样样的质感，似乎也能感觉到。

　　如今超市里卖的都是好米，还可以买到进口的大米，品种繁多，烧出的饭，也大都是我吃过的那次最好的米稀饭的样子，像米油，只是没那时好吃。

　　2008年7月29日21：58：25

端午节
过了元宵节，就盼端午节。其间虽然也有清明节、五一节，甚至

　　六一儿童节，但只有端午节才是与吃有关的——小时候，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吃和玩，其他的，一概没有大兴趣——所以，我们又把端午节叫棕子节。听大人讲，吃棕子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总也搞不明白，本来是怕鱼吃了屈原，而把棕子投到江里给鱼吃的，怎么变成人吃棕子了？至于为什么要纪念屈原，那就更不明白了。

　　端午节和其他与吃有关的节不同之处，是我们可以积极参与——打棕叶——怎么叫打棕叶呢？当时不明白，后来学了汉语知识，才知“打”字是个万能词，在这里，与“摘”同义，而棕叶其实就是芦苇叶。那时人们没有商品意识，县城里买不到棕叶的，想得到棕叶只有两条路，一是邻居送，二是自己去打。好在县城很小，县城周围池塘多，而池塘里长的最多的，就是芦苇了。不过芦苇虽多，去晚了却很难打到又宽又嫩的，因为县城里打棕叶的人太多，于是常要跑到很远的乡下去打。我们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六保河以东的几处大苇塘。

　　打棕叶是件快乐的事。左邻右舍的男孩女孩，大家一哟喝，就提着篮子上路了。叽叽喳喳一路走过县城的大街，像郊游，像野营。大家由近及远，见了苇塘就一拥而上，像蝗虫吃庄稼一样会“吃”掉能够摘到的所有苇叶。别看荒芦苇塘很大，能摘到的好苇叶却不多，因为又大又好的苇叶都在深水处。大家围着苇塘周边转，先摘大苇叶，再摘小苇叶。摘完了，再朝更远的地方走。常常是，越走苇塘越多，苇叶越摘越大。于是扔掉一开始摘的相对小的，满载而归的是又大又肥嫩的苇叶。

　　棕叶打来，大人夸了几句后，就忙着将棕叶捆扎成一把一把的，放在洗衣服的大木盆里浸泡，用不了的棕叶送邻居。

　　我们把包棕子的糯米叫黏米。黏米平时买不到，只有端午节时，才有定量的供应。现在记不起一家人可以买到几斤黏米了，但肯定是僧多粥少，因为包棕子时，常要在黏米中加一些普通的大米。母亲说是掺和一下，不要太黏了，其实还是纯黏米的好吃。每次包棕子，母亲总会用纯黏米请手巧的邻居包上十来个小巧的棕子，做上记号，每人分两只品尝。哈，那个粘啊，那个香啊，那个软啊，在红枣和白糖的作用下，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也不会再吃到的美味。

　　黏米也要提前浸泡。棕叶和黏米泡透了，就要开始包棕子了。包棕子是巧活，不会包棕子的四处请人，会包棕子的四处出击。大家团团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拉着家常里短，包着棕子，洋溢着的是浓浓的邻里情。

　　煤炉煮棕子火候不行，临时支起地锅，吃罢晚饭就将棕子上锅，烤起旺火来煮。煮开后，再用闷火整夜慢慢煮。煮的时间越长，棕子越黏越香越好吃。但嘴馋的我们，总是流着口水围着地锅团团转，还不断地对着母亲叫着“熟了吧熟了吧，早该熟了吧”，母亲被缠得没法，只好隔个把小时，捞出一个来，大家分吃，一直吃到睡觉。

　　天刚亮，母亲就揭开地锅盖，立时棕子香味直刺脑门子，大家从酣睡中一跃而起，奔向院子中的地锅。这时地锅边已摆上小方桌，棕子剥好放在盘子里，桌子中央，是盛白糖的小碗，还有煮熟的鸡蛋和大蒜头——为什么棕子节要吃鸡蛋和大蒜头，一直是个谜。棕子随便吃，而鸡蛋和大蒜头，每人最多分三四个。吃饱了棕子，大家拿着鸡蛋和大蒜头，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边吃边玩去了。而母亲，则端着棕子挨家去送，当然，邻居家的大姨大婶大娘们，也是如此。

　　用过的棕叶是不会扔的，洗净了十片一把扎起晒干，掖在锅屋的梁头上收藏起来，等明年端午节再用。据说老棕叶味道特别，至少可以用三年呢！

　　我下放时的村子，两面环水，棕叶是我从未见过的好，于是摘了一大化肥袋，送回县城的家里，分给左邻右舍，大家齐夸乡下棕叶好，夸我能干。

　　2009年5月28日星期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迪迪几
应该属于烟花爆竹一类吧？样子，像加长加粗的爆竹的点火引线，又像是缩微的细长的烟花。大约一尺长，筷子般粗细，软绵绵的纸卷着黑呼呼的火药。天黑时，点燃，高高举起，小跑，一路飘起一缕一缕的星星点点的火团，煞是好看。而且，又是烟花爆竹中最便宜的，大约一分钱三五支，一角钱可以买到几十支，足够一个晚上消遣的了。

　　它的名称，叫得出来，却难以准确地写出来。音译应该是“迪迪几”吧？“迪迪”是它燃烧时发出的细小而连续不断的声音；“几”则是炮竹的“药捻子”的意思。“迪迪几”就是在燃烧时发出细小而连续不断的迪迪声的爆竹的捻子似的东西。

　　那时，本地有个俗语，叫“门后搁不住迪迪几”。意思是有了好东西，存不住，总是提前拿出来。比如，中秋节分到月饼，说好了要到晚上月姥姥升起来时吃，可是每到那时，我们却早已吃完了。比如，分到一张电影票，母亲暗地里给了我，我却忍不住拿出来炫耀，结果大家都争着要看，争来争去，争得你哭我嚎，最后只好收回票，给了邻居。母亲这时就会又好气又好笑地说：“真是门后搁不住‘迪迪凡’！”当然，这话的本意是，买了“迪迪几”后，先藏在门后（门后历来是藏东西的好地方），等到晚上拿出来燃放。可是小孩子总是时不时跑到门后，拿出一根来燃放，而且是越放越想放，于是，一会一支，一会一支，等不到天黑，一把“迪迪几”就燃放完了。

　　即使在烟花爆竹中是最便宜的，最低等的，那时也还是买不起。盼星星盼月亮盼到手里的压岁钱，也就是五角一块的，又要买成挂的爆竹，又要买小零食吃，轮到买“迪迪几”，也就只能买上个一把两把的，但“门后搁不住迪迪几”，三下五下就放完了。放完了怎么办？从春节到元宵节这段时间可是够长的，只能自力更生了。工艺复杂的爆竹是做不来的，“迪迪几”却简单，不过就是一张纸卷着点黑呼呼的粉墨吗！

　　先是把“迪迪几”剥开来研究它的构造，又问卖“迪迪几”的人，那黑药是什么东西，然后便付诸行动。

　　偷来家里的大盐粒，用石块碾成极细的粉末，又溜到人家的锅屋里，刮铁锅底下的烟灰。为了增加火力，再从家里偷出几根火柴，把火柴头碾碎了，和其他几样东西掺合在一起，混合成火药，用软纸卷成细长条，一支“迪迪几”就做成了。一般来讲，由于纸质和火药成份差强人意，那土制的“迪迪几”不是突然熄火，就是突然燃成了明火，三下两下就烧完了，仿制品终究敌不过原装正品。有时还会做成巨型“迪迪几”，一米长，大拇指粗，熊熊燃烧起来，非常壮观，犹如火矩一般。只是有时不小心，让散飘下来的火星星烧在了棉衣上，一烧一个洞。回到家里，算上偷大盐粒和火柴的旧帐，免不了挨上一顿臭哭或痛打。

打锅饼
小时候，我们把锅饼叫朝排，因为它的样子像极了古装戏里上朝官员手里拿的笏版——长方型，微曲，几条凹道像写在笏版上的公文。吃的时候，双手握着捧在胸前，真像官员上朝呢。

　　十岁之前，记忆中只吃过一次朝排。那是乡下亲戚当点心送来的。白白的，软软的，长长的，香香的，特别是饼上的芝麻粒，简直香透了牙齿。我们那时的面食，都是自己做的馒头、大饼和煎饼，再不，就是托邻居烙的徐州单饼，一面焦黄一面松软的朝排，自己不会做，街上也没人做。实在想不出，哪儿会有人打朝排，朝排又是专门打给什么样的人吃的。直到*中，市场乱的没人管时，才见到有乡下人挎着柳编的大篮子，走街串巷，偷偷摸摸卖朝排，据大人说，这些人都是县城附近的农村人，打朝排是祖传的手艺，打出的朝排比店里卖的点心还好吃呢！想来那朝排一定很贵，要不家里为什么从来不买吃呢？

　　十岁时，*开始，不要上学了，父母都成了小小走资派，不断参加各种学习班，参加各种批斗会，很少在家，于是做饭的事，就落到我们身上。

　　熬米汤、煮米饭，简单，复杂的是面食。在平底锅里烙葱油饼，拨面鱼儿，蒸馒头，都还简单易学，而且做长了，吃长了，也腻歪，就想标新立异。于是有人发明了打锅饼——因为朝排是古代官员用的，属应打倒的封资修一套，所以就叫它“锅饼”。虽然锅饼听起来，远不如朝排好听，但更贴切。

　　家常锅饼是这样打的：将一只旧洗脸盆的底砸掉，放在火炉子上，上面盖上一个烙单饼的小平底锅，或和脸盆一样大小的小鏊子。将面团拉长拉薄切成长方块，用手指在中间压上三道浅沟，然后抹点水或者猪油，先放在平底锅上烙熟其中的一面，再将熟的一面贴在脸盆壁上，盖上锅，很快另一面就被烤熟了。

　　没多久，我们就学会了打锅饼，我们常常是边打锅饼边吃，吃时又在锅饼里抹上猪油撒上盐粒子，香喷喷得赛过世上所有的美食。父母吃着我们打的锅饼，总是赞不绝口。

　　因为简便易学，器具又是现成的，所以这种打锅饼法很快在县城里普及开来，算是当年运河街上家庭饮食上的一场革命吧？

　　过了几年，又出现了夹子饼，即用铁制的模具，将面团夹在其中，放在火炉上两面翻烤，烤出来的饼更好吃，也更好看。据说这种夹子饼，是铁路上的人从连云港那边学来的，开始时，夹子极少，要到处借，后来市场上就有人卖夹子了。因为夹出来的饼有好看的花纹，我们又叫它“花饼”。

　　改革开放后，市场放开，街上一下子出来无数的锅饼摊，人们很少自己在家做干面食了，而锅饼一吃又是几十年，直到今天，还是人们钟爱的主食。前几天，放假回来的女儿还特别叮嘱我，晚饭不要买煎饼，要买锅饼，热的。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10时41分　。。

灯
六十年代初，县城里的居民大都还用煤油灯。那种极好看的亚葫芦形状的玻璃煤油灯，极少有人买的起，马灯已是奢侈品，汽灯简直就是稀世珍宝了。大多数的人家，用的都是自制的煤油灯。盛灯油的瓶子，五花八门，甚至还有用泥涅的，最常见的，当数小小的墨水瓶，外加一个铜钱，铜钱的方孔里再插上一个绵纸的捻子，一个小巧耐用的煤油灯就制成了。

　　关于煤油灯的最早的深刻记忆，是到街里的供销社打洋油——洋油就是煤油，那时许多物品都冠以洋字，什么洋油，洋火，洋车子，洋镐……因为这些不起眼的物品，中国人自己造不来，都是洋人的厂子造出来的。打洋油的瓶子是酒瓶子，瓶盖子是纸塞子，

　　六十年代中期，居民用上了电灯。几十家，一个电表，每家不论几间屋，都是一盏十五瓦的灯泡，高高的悬在屋梁上，虽然很是昏暗，却还是比煤油灯强上许多倍。因为一个表订价，电费就由几十家平摊，大家轮流交电费。为了公平起见，大家规定天黑才开电表。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天已黑，却没开电表，我站在凳子上合上了闸刀。不久就听外面乱嚷嚷，原来有人正修电灯，被我拉闸刀给电了一下，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后来，有人换大灯泡，采取用纸条封住灯头，还有人多拉灯泡，就轮流派人夜里检查。为此，街坊里打打闹闹了不知多少次。后来，大电表分成了五六人一户的小表，再后来，一家一表，才了却了无味的争吵。
　　作者题外话：电表分成了五六人一户的小表，再后来，一家一表，才了却了无味的争吵。。　最好的txt下载网

黑风口
西立交桥朝东100米左右的地段，旧时叫黑风口。没建立交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