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 第25部分

　　记不清最初是去县医院干什么了，好像是母亲住院开刀吧？我是在保姆的带领下去看她的。进了大门，两侧是两排长长的简易的平房，门诊打针都在这里。正对门的是一溜瓦房，药房和住院处。房子外起脊内平顶，门两边是两座水泥高台子，想不出干什么用的，只记得坐满了看病或者瞧病人的人。房内像迷宫，七拐八拐，方才进了母亲的病房。很喜欢去看望母亲，因为会有点心吃。和母亲同病房的，是一个运中的女生，父亲是烈士，母亲改嫁，算是孤儿一个。住完了院，她便和母亲处得像亲姐妹，我叫她魏姨，常去我家，工作后，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后来她对我们说，她的家庭幸福是从县医院开始的。而母亲则说，她的生命是县医院一次次给她的。因为那几次手术，都是大手术，也是初建不久的县医院极少施行的。那时医生大胆而又负责，每次都成功，让母亲感激一辈子。像母亲这样对县医院报有感恩之心的人，实在太多。

　　县医院的医生，多是外地人，南方的居多，有许多是大学生，也有许多是部队转业的军医，整体素质，在县城里都是一流，只有运师和运中的可以和他们相比。特别是人们眼里的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女护士，美丽如天使。她们说话像唱歌，走路像慢舞，构成了县城里最美丽的风景线，也成为县城里街谈巷议的名人。怎么可能不是名人呢？小小的县城，生病住院是大事，那时，医德高，医风好，医术精，医情美，救死扶伤为第一，穷困户治病可免费。于是，能治病的医生，大都家喻户晓，特别是小儿科的和外科动手术的医生，简直被人奉为神明。一剂药下去，小儿不夜哭了，不咳嗽了，一刀下去，绝症治好了。那时手术前不兴送红包，有的是治好了病时，提着鸡蛋、红糖、花生之类的土特产的营养品去看医生，像走亲戚。母亲有一时期在洗染店当经理，凡是县医院去染布的，能不要钱不要钱，能少收费少收费，享受内部职工的待遇，实在不行，大不了，自己垫上。不仅母亲如此，县城里的照相馆、理发店、饭店、酱盐店……无不如此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可亲而又可敬。

　　今天（）晚上，遇到县医院的李姨和吕叔——官称李主任和吕院长，说是去宾馆见一位外地来的医学老专家，也是他们的老战友。两位老医生，都已七十多岁，五十年代从部队转业来到邳州，一干就是五十多年。一是内科专家，一是放射科高手，悬壶济世，默默奉献，不知医好了多少病人，给多少家庭带来幸福和安宁。如今老夫妻俩都得过重病，却与疾病顽强抗争，活得乐观，活得充实。特别是吕叔，现在还坚持在放射科工作者，一方面发挥余热为病人解除病苦，一方面奉献一生的经验智慧为年轻人传道授业。两位老人——我实在不情愿叫他们老人，因为在我的眼里，他们永远都是那么充满了自信，也充满了朝气——面色红润，健步如飞，笑声朗朗，慈祥可亲。我忍不住说“你们是越来越年轻了”，李姨笑着说：“我来邳县工作五十多年，比你的年龄还要大，还年什么轻啊！”我说：“论精神气，你好像比我们还要年轻呢！”大家都大笑。在县医院里，像李姨和吕叔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医务工作者，何止一人两人啊？

　　2007年12月4日
　　作者题外话：曾在《公厕》里，提到过县医院的公厕。苏式的标准化的厕所，胜过民居。在那样的厕所里方便，也是一种享受。因此算得上县城里的一个景点，特别是乡下来的人，进出医院公厕之后，回到乡下，都要津津乐道一番：卫生、整洁、洋气、气派。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文化&；not；——厕所文化。中国人历来重吃不重拉，把厕所建得像洋房，是传统观念上的强

县医院（二）
当时县城的医院主要有四个：县医院，中医院，职工医院，铁路医院。铁路医院是面向铁路职工和家属的，离我们家四五十米远，医护人员都熟悉，全是南方人。有了急病，我们也去他们那儿就医，很热情。有一年，我因为烧青蛙喂猫捅翻了地锅，烫伤了脚，母亲天天背我去铁路医院换药。职工医院在铁路西，面向工厂区的职工，最有名的闫医生就住在我家隔壁，一般小病，我们也乐意上那儿看，几乎不花什么钱，药到病就除。中医院在运河派出所的南面，遇到疑难杂病，非吃老中医的几副中药才会好，只是熬中药的味太难闻，更不用说捏着鼻子喝下去了，那是小时的痛苦回忆之一。县医院则面向全县人民的，小病不说了，开刀住院的大病，一定非它莫属了。而且是全天候的，记得有一次我半夜发高烧，大冬天的，鼻子喘出的气好像往外*。母亲一气把我背着到县医院，吃药打针，折腾到后半夜，等热退了才回家。那时想，医生一夜都不睡，白天还要上班，她们真是神人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有县医院医生的子女作同学，才有机会溜到县医院的后院里去玩。这是个挺神秘的地方，一者有停死尸的太平间，那间不大不小的平房孤零零地隐藏在大片的柳树丛中，在家住医院的同学的带领下，小心翼翼扒在门缝朝里看，只听一声喊“死人起来了”，大家吓得没命似的四散。二者有太平井，主要作用是扔医疗垃圾，但也扔死婴，常听到有人从井里拾出活婴的传闻。我们走到那儿，伸头探脑，看着那些针管、药盒子很眼馋，可惜捞不上来。那里面的确有些包小孩的花布小棉被之类，调皮的小伙伴这时会学婴儿哇哇地哭起来，想吓呼我们，被我们揪起来，差点扔到井里去。

　　县医院后院是没有墙头的，东西两面是一排枝叶茂盛的柳树条编织起来的篱笆墙，南面则是一个大汪，比已被填起来的儿童乐园人工湖还要大上三四倍，汪南岸，隔一条大马路，就是运河的大堰了。这片医院大汪不知如何形成的，夏天里，满是游泳的人，平时撒网或者垂钓的人也特别多。我们小时，也会扛着鱼竿儿跑到这儿来钓大鱼，因为附近的国营鱼场不让钓，而这一片大汪不仅没人管理，而且鱼儿大且肥，呆而傻，很易上钩。记得有一次发大水，大汪里的水漫上了大路，远远近近的人，都拿着脸盆水桶到路上抓大鱼，水花笑声齐飞，乐得我们满载而归。

　　县医院的后院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就是宿舍区。一排排砖瓦房，因为房后都有一个厨房而显得格外别致，又因为都没有自己的院子，一排人门挨门地住在一起，又让我们觉得很好笑，不像一家一户过日子。不过，县医院的孩子大都长得很水灵，也聪明，在同学中，是天之骄子。

　　那时医院的医生，常常要组织医疗队下乡的，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邳州的山山水水，送药送医，培训赤脚医生，下一次乡就是几个月。妻说，她就跟她母亲下过乡，还帮助母亲背过药箱子呢！街道里打防疫针，也是他们。春天流感流行，他们便站在露天电影院的收票口，让我们张开嘴来，打一种绿色的甜丝丝的药水。单位、学校和街道里下乡支农时，他们也会派医生，背着药箱跟在后面。那时县医院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就像解放军和老百姓一样，是鱼水的关系。

　　但*开始后，县医院却成了重灾区。

　　2007年12月5日11时24分49秒
　　作者题外话：那时医院的医生，常常要组织医疗队下乡的，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邳州的山山水水，送药送医，培训赤脚医生，下一次乡就是几个月。妻说，她就跟她母亲下过乡，还帮助母亲背过药箱子呢！街道里打防疫针，也是他们。春天流感流行，他们便站在露天电影院的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运小
当年的运河小学，在邳州属校园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在校学生数量最多的一所完全小学。学区占了大半个县城，最东到现在的康乐大世界，也就是当年的供销联社，最西到大运河边，甚至我的班里，还有运河西汪家村的好几个学生呢！他们也真不易，小小的年纪，天天早晚坐运河渡船来来去去，风雨无阻，不过我们还是挺羡慕的，因为他们天天有船坐。

　　那时县城里还有两所小学，一是铁路小学，一是运师附属小学。铁路小学建筑挺别致，都是砖木结构的西式洋房，房子上还有烟囱呢！校园里奇异的花木繁多，很美，学生都是铁路职工子弟。附小我去的少，印象不深，学校除了招收少量附近社员的子女外，多是机关人员的子弟。当时我们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铁小打铁，运小运铁，附小卖铁。运小最穷，附小最富，铁小不穷也不富。”

　　我是在1964年夏天由运河镇幼儿园升入运小读书的。朦朦胧胧的印象中，校园像花园。正对大门口的，是两排松树，好像在夹道欢迎你的到来。校门两边围墙前，也栽有长长的一排松树，我们放学时，喜欢手抚着松树头儿朝前走，好像在弹琴。一进校门，迎面是一个大大的圆圆的由高大冬青围着的大花圃，中间栽着各种花木。母亲带我报到的那天，我硬是钻进了花圃中，想看看那些硕大的红花黄花是从什么样的树上长出来的。此后，那儿就成了我们藏身的好地方，只要不被老师看到并且抓到，总是乐得没法说。

　　花圃后，就是大操场了。做操和开大会，都在那个地方。操场的四周，是高大的白杨树。夏天时，树下边是乘凉和挖知了猴的好地方。我对大操场的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次：一是请家住石灰窑的老奶奶作忆苦思甜报告，好像她家不少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坐在下面听时，很自豪，因为她住在我们街道上，跟我母亲很熟，我去她家很多次，她认得我，买过糖给我吃。二是尚校长给我们全体学生作时政报告，讲的是抗美援越的大好形势。三是要放假了，开全校表彰会，我那时上二年级，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在我家办的家庭学习小组也受到了表扬。

　　大操场的正北面，是一排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一个小操场，一个小湖，一个大花园。院墙的后边，就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了。我们常常爬过墙头，到麦地里去摘嫩豌豆生吃。教室分布于大操场的两边，从大门朝里，按高年级到低年级排下去。一排教室三间，一个年级，教室前，都有一个大花园。学校的西墙外不好玩，是油厂工人的宿舍，对门是木材货厂，也没意思，只有东墙外是平马车社，好玩极了，可以看溜马，可以看给马蹄砸铁掌，特别是放学时，正巧有马车在前面，就偷偷地坐在后边，一气坐到家，美极了。

　　*前的小学生活，真像当时电影《祖国的花朵》中演的那样，温暖、祥和、快乐、浪漫。在我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因为做作业发过愁，那时好像还极少家庭作业，暑假里倒是有作业，但那种薄薄的彩色的有许多插图的本子，与其说是作业本，不如说是画册，让我爱不释手，开学时都不想交上去。

　　少先队员的队日活动，或打着队旗，去附近的港口或者工厂，听工作师傅作报告。或三五一团，坐在学校后院的小湖边的小树林里，做游戏。或去居民区里给老弱病残者打井水、收拾房子。还有一次，是去西边的港口货厂拣废纸，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差点迷了路，天都快黑了才回来，但拣了很多很多的纸，全都交到学校，说是卖了钱，寄给越南小学生买课本。我好像是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加入了少先队的，那条红领巾，一直带到三年级末时，已是旧的像块白布，还露出了布丝丝。带这样的红领巾最骄傲，因为它证明你是一个老红领巾。待到换新红领巾时，*来了，换成戴红小兵的袖章了。

　　那时还兴建立家庭学习小组，小组是由住在一片的不同年级的同学组成，大家轮流到各家做作业，互相帮助，是很好的助学形式。放暑假时，还要办夏令营。夏令营是县城里三个学校的学生组成的不同营区。我上三年级时，开始参加夏令营，分到铁小，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一个暑假兴奋不已。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发生了*，浪漫而温馨的小学生活从此结束。

　　2007年11月4日星期日

　　运小<；中篇>；

　　我对小学时的老师，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两位班主任。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姓胡——一年级的班主任胡老师是女的，教语文，四年级到六年级的班主任胡老师是男的，也教语文。

　　只教了一年就调到文化馆去的胡老师，我曾在《打人是地主》一文中有过记述。三十多年后，一次喝喜酒时见到她，亲热的不得了，还合了影。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几乎能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叫出来！由此可见当年教师的敬业。教到我毕业的胡老师，字写的好，书教的好，还会乐器，据说后来调到了乡下中学，毕业后再没见到过。

　　*开始时，并不像我们现在想像的是猛斗走资派，而是先批“三家村”。我那时上三年级，当时写了一篇批判诗，老师改后，用毛笔抄出来，贴在教室外墙上，还让我们几个学生拿笔再抄一遍，说是要给报社投稿。

　　然后是校长开全校大会，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我还记得，我们教室处在校园的最前排，教室门口的围墙上贴满了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大字报，印象最深的，是揭发运小附属的耕读中学一位南方老师的，说他是“女人迷”，还画了一幅他搂抱女学生的漫画配上。

　　到了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课已上不下去了，尚校长和教导主任王墩善老师成了师生们批判的对象，所有教室里都挂满了大字报，各学校又互相串联，大操上多次开批斗大会，可怜的校长和主任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写着他们名字并且打了红叉的大牌子，和师生们一起高呼打倒他们的革命口号。

　　直到这时，学校才真正成了我们的乐园，成了我们为所欲为的地方。教师的办公室，实验室，高年级教室，文娱活动室，想去哪儿去哪儿。能翻的翻，能拿的拿，平时只能看不能摸的地图沙盘，这时也可以摘下一个山头来。那时本来该是红小兵的我，却糊里糊涂的跟着高年级的邻居参加了他组织的“前哨红卫兵”，参加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打砸抢学校的办公室。看着抢来的书报仪器之类，成堆地放在操场上焚烧，大家激动得无不欢呼跳跃起来。

　　
　　*进入高潮时，就没有我们红小兵的事了。学校冷清极了，百无聊赖的我们，有时也会返校，东瞅瞅，西瞄瞄，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吗。终于发现学校后院的一间小教室里，满是铜鼓腰鼓和各种乐器，我们就砸窗而进。整件的鼓号是不敢拿的，我们就将它们拆开来，我拿的是铜鼓上的好看的铝制的镙帽。可怜经过我们的折腾，那些铜鼓乐器都支离破碎了。到底是做贼心虚，我们没敢从大门走，而是爬过学校的后墙，踩着麦地猫着腰一溜烟的跑掉了。

　　*中期，又回来上学了。学校一片凋零，花木也都不见了。可怜的是，桌子凳子大都破损丢失。我们在老师的带领导下，成立了“五七修理小组”，修理破损的桌凳，这事迹还登上了《淮海报》呢！但修好了还是不够用，就动员大家把家里的桌凳拿来用。当然，从家里拿来桌凳用的同学，大都评上了“五好战士”。

　　因为要备战，学校搞了一次拉练，我那时已是六年级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