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论坛。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这篇小小的网文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已经超过了5000多人次的点击量，还有数十位网友在文章后面回复，强烈要求版主草儿立即开通“阿旦捐款账号”。第二天一早，草儿就到深圳好几家银行都分别开了账户，这是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的网友捐款。为了将活动做到万无一失，草儿还定期在版面上公布账户所得捐款明细，做到账务公开，并公开各账户的查询密码，以便接受各位网友核查监督。等捐款达到一定数目后，草儿便统一汇往阿旦在304医院的医疗账户上。令人感动的是，账户公开后不到半天，网友们的捐款便像水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慢慢地汇集过来，第一天共收到捐款2351元，第二天收到1447。88元，第三天收到2823。20元……
腾讯的管理者对此事也十分支持，第二天，他们不仅在内部员工中募捐，还在极短的时间内，为阿旦做了个漂亮的主页，主题就是“让爱为生命画出奇迹”，这个特殊的爱心捐助活动在互连网世界飞速传递，好几家知名网站纷纷进行友情链接并积极参与。谁说虚拟的网络世界没有真情与爱心存在？爱心绝对可以感动爱心。哪怕我们素不相识，哪怕我们远隔万水千山，哪怕我们身处逆境，但我们与生俱来的善良与爱，会让我们在陌生的时空里成为携手前行的朋友！
我每天负责为阿旦写病房日记，拍照片，贴到网站上，让所有关心阿旦的好心人随时了解她的消息。我每天白天在医院里陪阿旦，晚上就回招待所写日记，发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设立在腾讯“灯下文字”论坛的网上捐款便达到三万多元，有人五十，有人一百，有人两千，还有人捐献出了寓意美好祝愿的6666元……这些，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们捐献的。在乍暖还寒的三月，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
同时，社会上的爱心捐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一位叫赵淑琴的大姐，她在个人捐款1000元后，又四处发动她亲戚朋友、老板客户前来捐款，她一个人就帮阿旦募捐了一万多元；一位建筑公司的老板，派人送来了两万元；一位大学老师送来了两千元；就连一个月收入不到四百元的建筑工人，也派代表送来了散发着汗味的十元、二十元……
这些爱心救命款终于将阿旦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这只是暂时将病情稳定住了，医生说，阿旦这病，治愈的希望太渺茫了……
如今，已经换过几次手机的我与阿旦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我依然牵挂着他们，衷心祝愿不幸而又幸运的阿旦——早日康复，一生平安！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的会——参加《知音》韩国笔会。这一次，杂志社共有两名员工参加，还有一名就是与我同一天应聘的罗志松。这位老大哥与我同一天被录用，在工作上也一直不相上下。
这一次笔会，我有两位作者参加了。也就是说，这一年，这两位作者对我贡献巨大。因为杂志社为了回报作者对《知音》事业的大力支持，规定只要每年在《知音》上发表三篇以上的稿件，就可以参加《知音》海外笔会。后来，笔会越办越远，西欧和北美都去了。
那次韩国之行回来之后，我的暗箭就来了。
至今，我仍无法想通一个问题——为何流言总会流行？为何被流言所伤的人都是在某些方面比较出色的人？也许，就是因为嫉妒？
也许是我的成绩，也许是我的“优秀”，也许是领导对我比较赏识，于是，一些阴暗的、无来由的流言开始在我没有防备、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如瘟疫般滋生。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我某天中午在办公室打电话，跟作者在电话中打情骂俏要稿子。说得有点隐晦而暧昧的，说是我与某领导关系不错，因而某领导对我比较关照，所以稿子才发得多。
我几乎要气得晕过去！别说我从不会跟作者打情骂俏，即使会，我怎会在办公室里公然打情骂俏？再说打情骂俏还不是我的性格。
而与某领导关系不错，得到关照，天呐——我们稿子是四审制，编辑一审，主任二审，雷总三审，胡总四审。如果如流言所说，我是跟领导关系不错，才能顺利发稿，那我不是得把二审、三审、四审的环节都要搞掂？
无耻得令人恶心！！！
这些诽谤和流言，是在时隔半年或大半年或者更久以后，才传进我的耳中。它来无影，去无踪，摸不到头，抓不到尾，你无法考证，无从查定。只能活生生把一口浊气憋在心里，终日抑郁。
有一天，我读到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面有段关于“流言”的描写，看得目瞪口呆。王安忆不愧为大作家，把个“流言”的实质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她难免是自甘下贱的。它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的。它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后果的，所以它便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它均是经不起推敲，也没人有心去推敲的。它有些像语言的垃圾……”
是的，它们就是垃圾！
读罢这段文字，我如醍醐灌顶——是的，我何苦去为一堆语言垃圾伤神，何苦去嗅别人口中冒出的臭气呢？他们想嚼就嚼好了，臭的是他们的嘴巴。如果我凑着鼻子去嗅，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的目的不就是想用臭气薰死我吗？我偏不上这种卑劣而恶心的当！我依然做我的稿子，写我的稿子，发我的稿子，对于臭气我充鼻不闻，对于流言我冲耳不听，活活憋死始作俑者！
渐渐地，流言不轰自散了。我还是我，臭气没薰倒我！倒把冒臭气的人暴露了出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得知真相的我还是比较吃惊，口中冒出臭气的那个人，还是表面上看起来对我比较友好的人。不过，事过境迁，我已经懒得去与此人辩驳，或去质问什么。好在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还是记得我曾说过的那句话——如果狗咬了你一口，是不必去咬狗一口以报复的。狗毕竟是狗，它不讲道理，它的特长就是咬人！如果它不咬人，就不是狗了。一个明智而大度的人，是不必去跟一个满嘴冒臭气、又喜欢咬人的狗计较什么的。因为闲得无聊的狗是求之不得你陪它玩的。
我看过一本书，叫《别跟猪打架》。其中有一句话，十分绝妙——如遇困境，正如蠢猪挡道，是智者，别跟猪打架，逐之即可，能食其肉者更佳。
经受过多的暗箭之后，我多少有些受伤——因为我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教育，没有沉鱼落雁的容貌，甚至没有一份香气四溢的爱情，一切都平凡得让人沮丧而自卑。
直到那一天，我越过了一座山。山有时不是山，是心障。翻过一座山，你就会看到另一种风景。
那是秋天，在黄山之巅的天都峰。我从天门坎上的天都峰，这条路共有1560级石阶，其中最险要的是著名的“鲫鱼背”，此段长约30米，宽仅1米，光滑如鲫鱼之背，两边都是幽邃莫测的万丈深渊，稍不小心，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天的天气不太好，山上云雾缭绕，阴雨连绵，海拔1800多米的天都峰在阴雨中神秘莫测。我参加的那个旅行社的导游和所有游客都放弃了爬“鲫鱼背”的项目，准备乘索道下山。但我坚持要爬，在苦劝我无效的情况下，导游让我给他写了份“生死契约”，说明我爬“鲫鱼背”发生任何意外和后果都与旅行社无关。这样，我才得以孤胆而行。
有时，执迷与胆魄无关，是自己向自己宣战。
当我爬上“鲫鱼背”，才真正理解导游所说的“命悬一线”何等恐怖。“鲫鱼背”的坡度在80度以上，即使天气晴朗，人也根本不能直立行走，只能手脚并用往上爬行。再胆大的人行经此处，也难免心惊胆战，不寒而栗。而这天，凶险的“鲫鱼背”在阴雨的冲洗下更为光滑，我只能像一只壁虎一样贴山而爬，一寸寸地移动四肢，如果山有生命，它一定听到了我地动山摇般的心跳。我不敢看两边的悬崖，怕自己一阵头晕，然后就会像一片数叶一样无可救药地飘落下去。冰冷的石壁摩擦我滚烫的脸，汗水和雨水交融在石壁上……仅仅30多米上的“鲫鱼背”，我整整爬了50分钟。抬头仰望，雨中的山顶近得比什么都近，远得比什么都远。这时我已经不是我了，上前一步是人，退后一步是鬼。
当我终于惊魂未定地结束了这段死亡之旅到达山顶时，迎面却碰上了一个猝不及防的闪光灯，一个老外举着相机对我说了一句蹩脚的中国话：“嘿，你真棒！”
棒？这个字像雷声一样滚过山谷。这刻的我顿然明白：翻过山，你就成了风景中的风景。就那一个字，颠覆了我所有的卑怯。
我还趁着“十一”假期，去过一次西藏。当我的双脚终于站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当我面对布达拉宫磕长头的虔诚藏民，当我站在高原圣湖——纳木错湖边时，我的热泪滚滚而下。在那块离太阳最近、天空亮得透明的蓝天白云下，我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哭，为何把泪水洒落在这个与神佛近在咫尺的地方。我像个饱经沧桑的孩子，把所有委屈、忧伤和疼痛一古脑地向心中的神灵倾泻而出……
在拉萨，我去了所有的寺院。在布达拉宫，在大昭寺，在色拉寺，在扎基寺，在药王山……我也像个虔诚的藏民，双手合十，匍匐跪拜。我也随着转经的藏民，在布达拉宫外围的转经路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转经筒，口中默念着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那一刻，内心纯净无比。无欲无求。
在色拉寺，我还认识了一个小喇嘛。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偌大的色拉寺似乎只有我一个游客，走在任何一条小路或房子的拐角，都能看到一片灿烂的鲜花迎风绽放。下午的阳光也是那么热烈而灿烂，整个寺院宁静安详，像一座午睡的城堡。只有偶尔从房子的拐角处闪出一两个身穿紫红僧衣的喇嘛，他们一路说笑着，往寺院的深处走去。
当时，我一个人顺着辗转曲折的窄小台阶不停地往寺院的最顶上爬。我压根没想到，寺院顶端那些看起来十分破旧的小“阁楼”的窗台上，居然还开满鲜花。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寺院顶端，把镜头对准窗台上的花朵时，一个身披红色僧袍的小喇嘛在我背后“嗨”了一声，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是下午去的，此时游客十分稀少，而像我这样斗胆爬上寺院顶端看风景的游客就绝无仅有了。那个小喇嘛看起来十分友好，皮肤黝黑，牙齿洁白，眼睛里闪着纯洁宁静的光泽。我问他：“你住在这里吗？”他点点头。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一句藏语，我没听懂。我问他，我能去你房间看看吗？他再憨憨地点点头。
小喇嘛的房间真小，只有五六平米左右，却用花布隔成两个小间，一边一张单人小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放着厚厚的经书。我问小喇嘛：“你家在哪里？”他简洁地回答：“青海。”“你是来这里学经吗？”他似乎不太会汉语，说话极慢。但我总算明白，他是来色拉寺“进修”的，两年后就回去，然后在当地的寺院里做喇嘛。他今年17岁。这让我大大吃了一惊，因为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我知道，这都是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所造成的。我在小喇嘛的温馨卧室里拍了两张照片，就挥别了他。我下去很远，还看见小喇嘛的紫红僧袍在高高的“小阁楼”上隐现。那天的阳光很灿烂，一如我的心情。小喇嘛窗台上的鲜花，和他小小的温馨卧室，无不让我感动——无论在怎样简陋贫瘠的环境里，只要有一颗敬畏生命、追求美好生活的心，他的生活就会充满馨香。
我还在西藏结识了几个藏族朋友——八角街“玛吉阿米”藏餐吧的老板泽朗王清和他的北京太太向晖；西藏著名诗人、“怪才”贺中；一家藏香公司的老板龙日江措……这些豪爽洒脱的藏族朋友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节日——过林卡。这个节日说来有趣，一般都是一些要好的朋友在拉萨郊外租一个度假村，抛下工作，丢下烦恼，每天在那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声唱歌，不亦乐乎。一周过后，大家返回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但是，晚上还会不时聚在某个酒吧里一醉方休。“怪才”贺中有句喝酒的至理名言——看谁喝到最后！
离开西藏那天，我在拉萨新华书店买了好几本藏传佛教的书籍。龙日江措送了好几盒藏香给我。回家之后，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点上一支藏香，读一会书，然后安然睡去。
西藏，一个净化人类心灵的地方。我想我还会去的。
2002年，我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被奖励了一个武汉市户口。我的农村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调进了武汉市，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父母家人自然是由衷高兴的，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似乎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迟早会来的。因为我自始至终坚信：我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都能好转，我迟早能摆脱生活的困境，能够破苦为乐。
好事情接踵而来。单位在民主路建了一幢知音花园，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是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来杂志社的员工都有份。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的大房子，错层的，三居两卫。这是我梦中的家啊！是漂泊无定的我的落根之处啊！
在装修之前，我就亲自操刀，画好了与众不同的装修设计草图——我要从门口到客厅之间铺上一条蜿蜒曲折的鹅卵石小路；要在餐厅和客厅之间的错层处种上翠绿婆娑的竹子；要用一根长长的原木均匀截断做栏杆；要用一根粗粗的麻绳结成朴素的绳链穿过原木；地板要用原色的竹漆地板……
然后找装修公司，价格谈判，买材料，监工，忙得焦头烂额，一边还要上班。里外全是一个人。原本想把继父叫来监工的，但我担心他受不了武汉夏天的热，怕他累病了，没叫他来。装修是5月8日开工，到7月8日结束，正是武汉最热的月份。我每天忙得像打仗。瘦了五六斤，黑得像运动员。
两个月后，艰苦卓绝的装修工程终于完成。一切如我所愿。鹅卵石是我从小东门装饰材料市场买来的；原木和麻绳是装修队长从他的黄梅老家寻觅来的；至于竹子，则费了一番大劲，是我从千里迢迢的广州扛回来的；而竹子根部那十来颗大小不一的粗砺的圆石头，是我花10元一颗从咸宁请人带来的。
为了寻觅适合的窗帘，我从汉正街扛回一块四米多长的风景画布，画面上是远山隐现的江南水乡，一位戴着草帽的老农牵着一条老黄牛从一座拱桥上回家，远处的山坳里正炊烟袅袅。这样的画面，正是我久违的故乡的景色，每当看到这幅窗帘，我浮躁的心情立即会平静下来。
客厅里最精妙的设计我认为还是屏风，这是我从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的，把它“移植”到我家来了。它由18块方块玻璃组成，每层玻璃的两面都贴上了我放大的照片，这是一个展示自我魅力的小空间。它正好隔开了阳台与客厅。既可做屏风，又可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