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里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袋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小彩色照片。“这是我的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她的记忆中再现了。“他看上去挺年轻。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之脑后——那些愚蠢决定把她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昏迷，周围尽是陌生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给毁了。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全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是无比甜蜜的。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拍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你从来没碰到过象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是呀。和我一起出去玩的全都是些立志做医生、律师、作家、会计师或是大学教授的人。”
“中产阶级类型的。”
“是的。”
“带你儿子到巴勒斯坦去。他会长成象他父亲那样讲究实干的人。”
“万一发生意外呢？”娜塔丽怕自己在这儿码头旁边就可能晕船。这样摇摆真叫人直想呕吐。她由椅子上站起身，靠着舱壁。“我希望这条船能横渡地中海，可是以后怎么样呢？最终关进英国集中营？要不然带着一个娃娃穿过阿拉伯山区，被开枪打死或是被俘后杀死？”
“亨利太太滞他到锡耶纳会很危险。”
“那我也不知道。我叔叔和贝克一起吃中饭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们在罗马的代办谈过。代办劝埃伦去锡耶纳。他把这次航行称作我们的一次不必要冒险。”
“你们的代办让他相信一个希特勒的官僚吗？”
“他说他很了解贝克。他不是纳粹分子。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门尊重他。 贝克提出明天开车带我们回罗马去，直接去大使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且，老实讲——咐！”这小舱房的甲板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娜塔丽站不稳了，他跳起来扶住她，她倒在他身上，她的乳房撞在他的胸上。他紧紧的攥住她的两只上臂，随后轻轻地把她拉开。
“稳祝”
“对不起。”
“没关系。”
他松手把她放开了。她勉强笑了笑。她的双臂和乳房都感到痛。
“风向一直逆转着。气象报告也不好。可我们还是天一亮就开船。”
“这倒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许贝克不会那么早就来。”
“他会的，你最好作出决定。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个麻烦的问题，我看得出来。”
埃伦。杰斯特罗身穿蓝色的浴衣，稀疏的灰白头发都被吹乱了，他敲了敲门，随即打开门。“对不起打扰了。娃娃动得很特别，娜塔丽。”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先别害怕，马上来看看。”
拉宾诺维茨抓住她的手臂，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在月光下狂风扫过的甲板上急匆匆地跑着，娜塔丽被吹得披头散发。路易斯躺在床铺上篮子里，眼睛闭着，握紧着的拳头不断地向左右挥动。
“路易斯！”她俯身朝着他，两只手放在他扭动着的小小身体上。“孩子，孩子！醒醒——啊，他怎么不睁开眼睛啦！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乱扭着身子！”
拉宾诺维茨把裹着毯子的孩子抱了起来。“这是发烧引起的痉挛。 别着急。婴儿痉挛很快就会好的。”路易斯的脑袋猛地从毯子上抬起来，眼睛仍然闭着。“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吧。”
娜塔丽跟着他，跑到下层甲板那里光线阴暗、臭气扑鼻——厕所的臭气、挤在一起好久没洗澡的身体和衣眼发出的臭气、人嘴里呼出来的陈腐的臭气混成一股恶臭。拉宾诺维茨挤过在医务室门外的阻塞了通道的长队。在窄小的漆着白漆的舱房里，他把婴孩递给医生。那是一个形容枯槁的灰胡子老头，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医生愁容满面地解开裹着路易斯的毯子，看了看扭动着的身子，同意说这是痉挛。他无药可给。他用嘶哑、虚弱的声音、用德国意第绪语叫娜塔丽放心：“就是这个发炎的右耳朵引起的，你知道，发烧是并发症。我肯定这跟脑子无关。你可以指望他很快就会好。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他看上去并不象他说的话那么高兴。
“洗个热水澡怎么样？”拉宾诺维茨说。
“行啊，有好处的，可是这条船上没有热水，只有冷水淋裕”
拉宾诺维茨抱起了路易斯，对娜塔丽说：“来。”
他们急急忙忙走下通道，到船上的厨房里去。这厨房哪怕在晚上已经收拾干净，关上了门，就象现在那样，仍是臭烘烘、油腻腻的。不过，有一件设备，一个巨大的桶，在摇曳的电灯光中闪闪发亮。汤是难民伙食中的主要东西。拉宾诺维茨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个饭店锅炉，安装在这里。他敏捷地打开龙头和阀门。水流进了大桶，从桶底下一个喷嘴里蒸汽噗噗地冒了出来。
“试一试，”几秒钟后他说。“太烫吗？”
她把一只手浸了一下。“不。”
她挽起了自己紫色的衣袖，脱光那个扭动着的婴儿的衣服，把那小身体浸在温水里，直浸到下巴。“在他头上也弄一点水。”她照做了。路易斯僵直的背不久放松了。拉宾诺维茨又放进了些冷水。痉挛减轻了，她的儿子在她手里变软了，她怀着激动的希望看了拉宾诺维茨一眼。
“我的小弟弟痉挛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这么办的。”
蓝眼睛睁开了，婴孩的眼光对着娜塔丽，他有气无力地向她流露出小小的微笑，这一笑使她心痛得不得了。她对拉宾诺维茨说：“上帝保佑你。”
“把他带回到上面去，让他一直保持暖和，”拉宾诺维茨说。“我弟弟事后常常要睡几个小时哩。要是你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如果必要的话，岸上有一个我们能去的诊所。”
过了些时，他来到她的舱房，往里看了看。里面点了两支蜡烛。他的脸和双手都给机油搞黑了。 埃伦在上铺睡着了。娜塔丽坐在婴孩身边。她穿着浴衣，头发别了上去，一只手搭在盖着毯子的篮子上。
“他怎么样？”
“他睡熟了，不过睡熟的时候还老是揉那只耳朵呢。”。拉宾诺维茨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瓶，倒满了一小玻璃杯。“喝这个，”他对娜塔丽说。“斯力弗维茨，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喝过斯力弗维茨的，喝过许多。”她一饮而荆“谢谢你。这电是怎么搞的？”
“发电机又不行了。我正尽力修。你的蜡烛够么？”
“够的。要是修不好，你们能开船吗？”
“会修好的，我们会开走。再喝点斯力弗维茨吗？”
“不了。酒挺好。”
“回头见。”
大约凌晨二点左右，电灯忽明忽暗地亮了起来，娜塔丽开始收拾她从一个乘客那里买来的硬纸板箱子。这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她又继续熬夜照看孩子。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她心潮起伏，毫无结果地懊悔和思考往事，一直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中间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做着恶梦的瞌睡。婴孩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她不断地摸着他的前额，觉得前额似乎还凉；然而当舷窗开始发白时，他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她只得给他换上干净的襁褓。
她提着箱子到舷梯去时，赫布。罗斯在微风吹拂的甲板上碰到了她。天开始亮了，一个晴朗可爱的日子。甲板满是兴高采烈的乘客。有一些乘客正在舱口盖上面围住一个拉六角手风琴的人唱歌，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肩上。一些土耳其船员大声地从码头到甲板来回吆喝，滑车那边传来闹哄哄的起吊声。
“天哪！”罗斯说道。“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娜塔丽？你不会把自己送到德国人的手里去吧？”
“我孩子病得要命。”
“亲爱的，孩子发烧是吓人的，可是他们好起来也快得惊人。只要在海上呆几天，你们就安全了，以后就永远安全了。 安全和自由了！”
“你们可能要在海上呆几个星期呢。你们也许还得翻山越岭呢。”
“我们会成功的。你的娃娃也会好的。看看天气嘛，这可是个好预兆哩！”
他讲到关于天气的话倒是真的。海港平静了下来，风也似乎小了。维苏威好象用墨水画在苹果绿色的地平线上。幸福象花儿的芬芳一样散布在拥挤的甲板上。可是方才娜塔丽给路易斯换衣服时，他又打哆嗦了，乱抓耳朵，哭哭啼啼。她回想起那阵痉挛、医务室、可怕的夜、空气恶浊的下层甲板，就受不了啦。她把箱子放在舷梯口。“我想不会有人来偷这个的。不过，还是请看一下，只一会儿。”
“娜塔丽，你在做错事哪。”
她很快回来了，携带着躺在篮子里裹得严严的路易斯，她后面跟着披斗篷、戴帽子的杰斯特罗。 贝克的梅塞德斯水箱上有个很大的外交标记——大红色的盾牌，白色的圆圈，粗黑的卐字——车到码头上就停住了。拉宾诺维茨这时站在舷梯口罗斯旁边，他的手、脸和工作服都搞脏了。他正用破布揩着双手。
随着梅塞德斯的到来，甲板上乘客们欢乐的合唱声一下子停止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瞧着那辆汽车和两个美国人。只剩下船员们沙哑的咒骂声、海水的溅泼声、海鸟的鸣叫声。拉宾诺维茨提起箱子，又从娜塔丽手中接过那只篮子。“好，让我来帮你拿。”
“你太好了。”
她正要踏上跳板时，赫布。罗斯朝她冲过来，抓住了她的胳膊。“娜塔丽！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你叔叔坚持的话，就让他下船去吧。他已经活够了，你和你的小孩还没有！”
拉宾诺维茨把这个美国人推到一边，对他咬牙切齿地说：“别做一个该死的傻瓜吧。”
维尔纳。 贝克博士打扮得很花哨，穿着花呢外套，戴着灯芯绒帽子。他跳下梅塞德斯，打开了前后车门，鞠了个躬，微笑着。这个场面在娜塔丽眼睛前面旋转。当贝克把两只箱子装入汽车尾部的行李箱内时，杰斯特罗从前门上了车。 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小心翼翼地把篮于放在后座上。“好啦，再见吧，杰斯特罗博士，”他说。“再见了，亨利太太。”
贝克坐在驾驶座上。
她哽咽地对拉宾诺维茨说：“我做得对吗？”
“算了。”他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颊。“明年在耶路撒冷。”
泪水涌到她的眼眶里。她吻了吻他的胡子拉茬、沾着油污的脸，蹒跚地上了车。他给她关上车门。“我们走吧！”他用意大利话对那些船员喊道。“收起跳板！”
随着杰斯特罗和贝克愉快地交谈，梅塞德斯驶下码头。娜塔丽俯身在婴孩的篮子上，强忍着眼泪的哽咽，使她的喉咙抽搐了。当这辆车朝北驶出那不勒斯，在一条没有人的碎石公路上行驶时，太阳升起来了，发出耀眼的白光。维尔纳。 贝克把车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口，帮着娜塔丽下车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斜射到威尼托路。路易斯发高烧了。
红十字会在为被拘留者传递着邮件。在娜塔丽离开这里去锡耶纳之前，她给拜伦写了封信，告诉他发生了的事情，内容大致如下：由于我又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是你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叫作文明世界的话——我能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慎重的事情。我们安全而舒适。一个美国医生在给路易斯治病，他在复原之中。那艘船真可怕。天知道那些人会有什么遭遇。不过，我仍希望自己不曾对这艘船感到那么恶心。我要听到“救世主号”的下落后才能安下心来。
第五章
除了牵 挂下落不明的妻子和儿子，拜伦。亨利倒是挺喜欢这场和日本进行的新战争。这使他一度摆脱了“乌贼号”和它的吹毛求疵的艇长，承担了甲美地海军基地废墟的物资挖掘工作。在炸毁了的碎石和烧焦了的断木下面，在烧焦了的盒子和板条箱里，装有大量珍贵的军需品——电子装备、衣服、食物、机械、水雷、弹药，千把种让舰队发挥作用的必需品；首先，各种零件现在比金刚钻更需要。 拜伦带着一个相当大的工作队天天挖掘这些物资，装车朝西运到巴丹。
他在甲美地受到袭击时，从炮火中抢救鱼雷的功绩，使他直接从哈特将军的司令部得到这一委任。只要他能从这个西面环抱着海湾的半岛上——美军正在这里挖进山去，准备可能受到长期围困——提供物资，他在烧毁了的废墟中就受有全权委托。这样的行动自由使拜伦心旷神怡。他对文书工作和规章制度的蔑视使他在“乌贼号”船上的日子非常难过，但干捡垃圾这一行，倒是他最大的优点。为了推动工作，他签署任何文件，编造任何谎话。他征用闲着的人手和车辆，好象他就是将军本人。为了克服障碍，消除争端，他利用被火烟熏黑了的一箱箱啤酒和烟卷，这些东西他是在废墟中偶然发现的一个大地窖里弄到的，它们却象金币一样顶事呢。他的司机和搬运工也都得到很多这类东西。他确保他们吃得好。 必要时候，他还厚着脸皮以紧急情况为借口，把他们带到军官食堂去。
有一次空袭期间，他让十七个他的人长驱直入“马尼拉旅馆”的餐厅。就当炸弹在海 滨爆炸的时候，这一帮满身污垢、汗流浃背的工人，围着白餐巾，一边听弦乐，一边吃着豪华的午饭。他用印刷精致的海军支票付这餐很贵的饭账，还自己掏腰包，另加一张五块的美元算小费；接着，他很快地走出去，撇下侍者头儿半信半疑地瞪着这张薄薄的蓝纸。就这样，拜伦使得他那帮由水手、码头工人、海军陆战队员以及卡车司机杂凑起来的挖掘工人——菲律宾人、美国人、中国人，他全都不在乎——高高兴兴地由黎明苦干到黄昏。他们紧紧地跟着他，因为他让他们老是有事干，象驯兽人把鱼儿扔给他的海 豹一样给他们好处，对他们在碎石堆里小偷小摸行为只当没看见。
被摧毁的臭气冲天的甲美地基地使他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华沙，在那儿他和娜塔丽正赶上希特勒入侵。这可是另一种战争：从热带晴朗的天空中偶尔投下的炸弹，使舰艇起火，使海 滨棕榈树丛中冒起许多火焰；和摧毁波兰首都的暴风雨似的德国炮弹和炸弹全然不同，也没有敌人逼近的恐怖。甲美地已被炸得一塌胡涂了，一个彻底炸毁了的军事目标，但那基地只是马尼拉湾一百英里长安然无恙的海 岸线上一个硝烟滚滚的污点。城市本身仍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样子：灼人的暑热、强烈得眩眼的阳光、来来往往的拥挤的汽车和慢腾腾的牛车，几个白人和成群的菲律宾人在人行道上溜达。警报、大火、沙袋，小小的日本轰炸机在尽是棕榈树的绿色小山上空隐隐出现，带着黑烟的砰砰响的高射炮弹差着一大截，根本打不到，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战争场面——在感觉上略微有点象电影中的战争。
拜伦知道事情会变得更棘手。 悲观的谣言大量流传。譬如说，整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珍珠港被炸沉，包括全部航空母舰在内，但应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