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专门抛撒铜钱，引得大人小孩拼命捡拾。看热闹的，人山人海。这个人夸奖阎锡山“有良心”，那个人喝彩曲家“有福气，生了这么个好外甥”，还有的说：“可惜成义老汉（阎的外祖父）下世了，要不，好活一辈子。”
曲家张灯结彩，迎接款待，比过年还热闹。曲清斋穿戴整洁，满面春风，逢人就笑，见人就点头。阎锡山的外祖母身穿绸缎大袄，头戴银钗，坐在椅子上，看到这个走来道喜，那个前来祝贺，喜欢得合不住嘴。
阎锡山到了外祖母家以后，先向外祖父的牌位行了跪拜大礼，随后又向外祖母行跪拜大礼，喜得外祖母直擦热泪。又给舅父、舅母和二表哥行礼，慌得曲清斋连忙扶住，拉进屋里。
这一天，曲家大摆宴席，曲姓本家都前来吃请，人人欢喜，个个满意。一些穷人听说阎锡山给外祖母谢恩，纷纷前来，跪在院里要钱。阎锡山命令赏给每人十块钱，赢得众人一片谢声。真是说不尽的排场，数不完的风光，引得多少人羡慕，多少人赞叹。
后来，阎锡山的外祖母病死后，阎锡山身穿孝衣孝服，亲去吊祭。从街口一直哭到灵前，十分伤心，谁劝也劝不住，谁叫也叫不起来，引得许多人也不由得哭起来。
其次是亲到曲沂泉老先生家，报师生之恩。
阎锡山少年时在外祖母家居住，曾随表兄弟在曲家私塾学习，虽然时间不长，对他却起了启蒙作用。所以，阎锡山在山西掌权后，为了酬谢恩师，多次晋谒曲沂泉老先生，以后1917年（民国6年）曲老先生70寿辰时，专门制了一面木质黑漆金字牌匾，上款书“曲老夫子沂泉七旬大庆之禧”，中间书“杖履恒春”四个大金字，下款书“受业阎锡山敬书”，亲自送匾到曲家谢恩。
那天，阎锡山身穿礼服，由乡绅陪侍，鼓乐开导，浩浩荡荡地到了曲老先生家里。先给老先生行了大礼，然后命人把牌匾悬挂在院里南厅房檐下。人们都说老先生一辈子教书，没有白教，教出一个出名的徒弟。
再次是报答叔父阎书康危难之际解囊相助之恩。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阎锡山的父亲在五台城“打虎”失败，欠了许多债，父子俩借路费外出躲债时，由于本家叔叔阎书康曾借给盘缠，阎锡山父子十分感激。阎当都督后，他父亲曾当着阎书康的面，对阎锡山说：“今后，你怎么孝敬我，就怎么孝敬你叔叔。”阎锡山接受父命，始终对阎书康毕恭毕敬，唯命是从。1915年（民国4年），阎锡山在天镇县成立“普晋银矿公司”提炼银矿的同时，又在大同口泉成立“裕晋煤矿公司”开采煤炭，就让阎书唐担任这两个公司的协理（经理是徐一清）。1910年（民国8年），“裕晋煤矿公司”与张树帜（晋北镇守使）开设的“义昌煤矿公司”合并，以矿区作股金100万元，与梁士诒股金200万元合营，成立“同宝煤矿公司”，任命阎书康、徐一清等为常务董事，同时委以开发山阴一带水利的重任，使阎书康获得许多钱财。
阎书康为人谦虚诚恳，办事谨慎小心。当时，山西军政界和工商界人士都不直呼其名，而称“子安先生”，街门内侍人员，则尊称其为“三老太爷”。1927年（民国16年）病故，年仅40岁，其长子阎锡珍（字国光，留学日本）曾任职西北实业公司，后来是太原西山煤矿机械采煤的主要创办人；次子阎锡瑜为工程专家，解放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工程师。
复次是报答南作村薄吉福路上慈悲之恩。
南作村的薄吉福，曾在阎锡山父子躲债逃往太原时，让父子俩坐他的大车，少要了车费。阎锡山发迹后，派人找到南作村，给薄吉福在南作村口买了几亩好地，又在地头让人打了一眼深井，安了自来水，让他浇灌。南作村的人也因此得了益。除浇地外，妇女们环坐井旁，捶石洗衣，十分方便。公路上的过往行人，口渴时，走过去喝几口水，润润嗓子，解解渴。大家都说薄吉福积了德，众人跟上也沾光。
一、还乡视事 反对分裂蒙古（1）
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以地缘关系，早已蓄意图我外蒙，并竭力插手外蒙地区，加强对外蒙的影响力，1898年沙俄又将其独揽蒙古的企图借着《英俄协定》得到英国的承认。1900年沙俄派兵驻库伦，1902年兵力发展到1200余人。1907年沙俄又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在当年签署的日俄条约中，把外蒙地区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辛亥革命前夜，沙俄趁我国内政治动荡，策动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一小撮人闹“独立”，公开叛国投俄。1911年10月，沙俄驻华公使公然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遭到拒绝。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利用清廷无力顾及外蒙问题的机会，一方面继续在军事上支持杭达多尔济叛国集团，另一方面积极策划外蒙“独立”。12月1日，在沙俄的导演下，活佛哲布尊丹巴无耻地宣布外蒙“独立”，称“大蒙古帝国”。他自称为“皇帝”，并组成外蒙傀儡政府，由三音诺颜汗任“总理”，杭达多尔济任“外交大臣”。1912年，外蒙傀儡政府在沙俄的唆使下，出兵占领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
沙俄的侵蒙和外蒙杭达多尔济等人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怒。1912年1月28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致电喀尔沁亲王等，提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防俄侵蒙。电文说：“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可艰险，非群策群力、爰以图存。夙仰贵王公等关怀时局，眷念桑梓，际兹国势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赖维持，祈将区区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务坚忍以底成，忽误会而偾事；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不胜厚望。” 孙中山先生的声音，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
阎锡山坚决反对沙俄的侵略，反对外蒙古分裂出去，力主武力征蒙。因山西紧邻蒙古，外蒙倘若独立，势必会给山西带来莫大的威胁，所以在1912年10月至11月他多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每年秋天派兵在外蒙巡边，允许他派兵防守晋蒙沿边。
10月11日，他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允许他“派陆军两营分扎旧日出防地点，略加变通，化散为聚，剿防兼顾”。北京政府的复电虽称赞他建议加强对边陲的防卫，但没有同意让他派兵。
10月28日，北京政府国务院通令全国，以“民国初兴，根本未固，为免造成列强群起环争，将由中央循外交途径，维护领土完整。而各省都督则应练兵筹饷，以为来日军事需要时，护卫国防”，并着令严加取缔以私人或团体的名义，自由组织敢死队或征蒙队，此令无疑间接打击了阎氏出兵蒙古的意愿。
1912年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傀儡政权签订了所谓《俄蒙协约》和所附《商务专约》，规定沙俄在外蒙享有训练军队、控制外交、自由居留、免税贸易、增设领事、扩大领事裁判权、开设银行等种种特权。更令人气愤的是《协约》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不许汉人向那里移居。这样，我国的外蒙地区实际上成了沙俄的保护国。
阎锡山闻讯后，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所以，他在11月13日致袁世凯政府电中要求：“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继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领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电文全文如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还乡视事 反对分裂蒙古（2）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参谋部、外交部、陆军部公鉴：奉国务院外交部先后来电，俄助蒙古独立，订定协约，不准中国派官驻兵殖民，逼我政府承认。闻之不胜骇异，伏维*以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为领土，已载在临时约法，环球共知，乃俄人肆其侵略主义，所订协约，直以蒙古为保护国，蔑视公理，夺我主权，凡有血气，能无痛愤。民国肇造，基础未固，虽不肯挑衅强邻，又岂可坐失领土。本省军警绅商政学各界，睹此协约，纷纷开会极端反对，而尤以各军队所主持最为激烈。锡山之愚，以为民气不可摧残，军心尤宜激励。前项协约，现虽由部严词拒绝，据理力争，值此强权时代，无论交涉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后援。晋省密迩蒙疆，关系尤重。锡山驽钝，忝掌兵符，际国步艰危之会，正武人效命之秋，誓当整率军旅，征讨不庭，断不令数百年列入版图之蒙古，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查口外地势平衍，蒙人习用骑兵，自应合直隶、陕西两省全力编练大支马队，扫穴犁庭，而以步炮各军弥其缺。晋虽瘠苦，当悉索敝赋，勉效驰驱，不揣冒昧，拟恳大总统俯准锡山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先行屯驻萨拉县属之包头镇，相机进取。万一事机决裂，即率所部领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得，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至之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在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则彼亦将知难而思退。成败所关，在此一着。临颖驰注，无任悚惶，瞻望旌麾，伏乞赐教。山西督军阎锡山叩元印。
阎锡山要求出兵包绥，但是袁世凯政府一是忙于对付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二是担心阎锡山将势力扩展到绥远，因而以此事牵涉几国外交，应由政府密筹解决为理由，对阎主张“亲征”一事搁置不议。
到1913年5月，俄国侵略者唆使外蒙傀儡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与驻包头刘廷森旅和驻大同的陈希义部等首先接仗。刘陈二部尽管全力抵抗，但情势仍很危急。阎锡山以“北门锁钥，关系重大”，于5月27日再次电请北京政府说：塞上风云，万分紧急，“非亲督各军前赴战地一带，扼要驻扎，相机进剿，无以重晋防而固边圉”，并称亲征方能便利与张绍曾（绥远城将军）筹划对敌。亲征期间，除请准将山西防务委交晋北镇守使孔庚代理外，并请北京电令山西财政司迅筹军饷，以接济前线部队。但北京政府却以山西省防务更为重要，坐镇不可无人为辞，于30日复电不表同意，并令阎专派孔庚带队支援张绍曾。
5月31日，阎锡山在复袁世凯电中再次强调“蒙匪内犯，迭次接仗，未能得手，且内蒙被其煽惑，人心益形摇动，非亲赴战地筹策一切，不足以安抚内蒙”，并告诉袁世凯已“定于6月3日带队出发，俟到防布置一切后，或再电请以孔师长接替防剿，较为两全”。但袁世凯仍饬令阎锡山在太原“照常坐镇，不必出省”。仍要求派孔庚带队前往，与张绍曾协商办理。阎锡山慑于袁的威力，只得照办。孔庚统率本部兵马，日夜兼程，赶赴前线，并指挥西路军以包头为基地，进击蒙军，与东路军、中路军配合作战。几经接战，蒙军溃退。
虽然阎锡山再三要求亲率征蒙，始终没有获准，但是他所提出的征蒙主张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武力征蒙不仅是巩固山西边防之必需，也是民初关乎民族利益的一件大事。
1913年11月5日，袁世凯政府在沙俄帝国的威逼利诱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声明文件》及其附件。《文件》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地区实行自治，不能在外蒙设治、驻军。并规定有关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均须与俄国政府协商。这些规定，实际等于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
阎锡山鉴于中俄不平等交涉已成现实，担心内蒙防务吃紧，又于1914年积极向袁世凯面呈防俄计划，认为，“古称移民实边，今则非先实边而后移民不可，有兵卫农，方能持久”，并计划于“内蒙一带，择定要塞，实行屯田政策”。他结合山西情形，提出了一套《晋边屯田办法》：“于西盟乌兰捣包以及乌拉山、南大条、太狼山口、水泉子、三湖湾地为屯田区域，拨兵一营，先行试办，按口授田，人各一顷，使之自种自获。屯兵饷项，第一年给予全额；第二、第三年给予全额三分之二；第四、第五年给予全额三分之一；五年后，退为后备，概无饷给。临时召集，有事为兵，无事为农，是以三年饷额，即可得十五年之兵，用即是国家养一兵，可得五兵之用。”
阎锡山屯田实边的理想，可以说是承袭中国固有的边防政策，它是我国古代拓展与稳固边防势力的最佳方法之一。这一屯田办法，曾经核准照办，但可惜因为袁世凯过于多疑，对未入盟“北洋团体”的阎锡山多所防备，深恐他借此向绥远扩张势力，因此在后来的绥区划分问题上多方刁难阎锡山，致使阎的屯田实边计划，长期不能付诸实施，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30年才在绥西一带发动屯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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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还乡视事 调和南北之争（1）
民国成立时，全国22个都督中同盟会籍的都督有8人，即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翙、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湖南的谭延辏А⑺拇ǖ囊狻⒐愣暮好窈凸阄鞯穆饺偻ⅰＦ渲形痪映そ员钡闹挥醒治胶驼欧锪櫠恕�
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至1913年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假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不断加强其*统治。他不仅猜忌排斥同盟会籍的各省都督，而且于1912年破坏《临时约法》中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任命他的亲信爪牙赵秉钧为国务总理。然而，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内部却日益涣散。孙中山此时表示愿以在野的身份发展实业，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政治活动；黄兴在同年6月间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表示忠诚拥护袁世凯。同盟会这时的工作实际上留给了热衷于议会的宋教仁。宋主张广泛地吸收会员，扩大同盟会的势力，从事议会斗争。8月25日，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工党四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后，其主要工作仍由宋教仁负责。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参众两院均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认为这是振兴国民党的难得契机，想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于是他巡回各地不断进行游说。他的这一行动与袁世凯实行*统治的部署严重冲突。袁深怕国民党组阁成为事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3月20日指使其党羽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
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袁世凯自知革命党人势必有所动作，因而作出两手准备：一是在4月26日拟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为发动反革命战争作经费准备；二是通过组织进步党（由共和党、*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理事长名为黎元洪，实际上由梁启超主持），集结反动势力，以对付革命党人。
“宋案”和“大借款”引起了原同盟会领导人的坚决反对。3月25日，孙中山先生闻讯后返抵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认为“非去袁不可”。当晚他即乘车驰黄兴寓所，并召集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商讨对策。他说主犯已经清楚，应速战，不可犹豫。陈其美、戴季陶均以为然。但黄兴主张以法律解决，认为民国已建，应冷静地采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