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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黄兴对武力讨袁缺乏信心，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好暂与袁世凯周旋。不想，4月14日，袁世凯开始*革命元勋，下令逮捕参加武昌起义的熊秉坤、季雨林，16日梁士诒毒死在镇江响应武昌起义的林述庆。这些接踵而来的反革命行为无疑教育了黄兴。4月26日，黄兴同意与孙中山先生联名通电全国，提出严究宋案主谋。此电是孙、黄对袁展开的不妥协斗争的开始，但未明言讨袁。4月27日，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反对袁世凯大借款，从而拉开了国民党与袁合法斗争的战幕，但也尚未提出推倒袁政府的要求。
在此情况下，作为国民党参议的阎锡山认为国民党所握兵力，很难与袁世凯的武力抗衡，于是他一面呼吁和解，一面致电黎元洪请其出面调处。阎在《早年*》中说：“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径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为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袁军抗衡，审时度势，我遂一面联合各省呼吁和平，一面连电黎副总统请其迅速领衔调处。云南都督蔡锷、陕西都督张凤翙亦与我采相同之行动。”
一、还乡视事 调和南北之争（2）
4月28日，也即孙、黄联名通电严究宋案主谋的第三天，阎锡山复电黎元洪，电文如下：
武昌黎副总统钧鉴：接奉感电，仰见爱国热忱，敢不力持镇定。乃宋案牵连，人心摇动。借款成热，群议沸腾。外患内忧，有豆剖瓜分之兆。政府议院无完全成立之期，不意灿烂中华，庄严民国，竟至祸形眉睫，险等沦胥，若无杰士伟人，同心协力，维持政府，安持国民，其致南北分崩，干戈扰攘，群雄角逐，神州陆沉，兴言及斯，血泪俱下。我公首义汉阳，艰难缔造，英威硕望，全国倾心，谅不忍袖手旁观，坐视分裂。惟有仰恳我公联合各省都督及热心同志，或选派代表，或征求意见，速筹排解之方针，各抒调停之善策。值此财政困难，凡百待理，舍外债无救急之方，但求其用途正大，容有磋商地步，划宋案于法律之内，勿任激起政治风潮，庶政府免受违法之恶名，国民不至罗危亡之惨祸，千钧一发，争此危机。伏望我公决大疑，定大难，一言九鼎，众志成城，哀我同胞，领衔速电，否则煮豆燃萁，同归于尽。满腔悲痛，不知所云。晋都督阎锡山勘印。
就在阎锡山复电黎元洪促其领衔调处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先生于4月30日向国际上表明了反袁和进行二次革命的态度与决心。5月2日，中山先生以英文撰写《告外国政府与人民书》，寄英国康德黎，请其代向英国政府、国会及欧洲各国政府说明书告之要求，公诸报端，阻袁借款以发动战争。5月5日，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⒔鞫级嚼盍揖不斩级桨匚奈岛凸愣级胶好窳ǖ纾洗是丛鹪揽骸敖杩罟叵等嗣窀旱＃蘼劬鞴埠停�*共和，凡属立宪国均须议院正式通过，方能议借。不意以号称民国，期限既终之政府，乃有悍然不经院议私借巨款之事。且举债至2500万镑之重，其条件内容概未宣布，竟先许外人为审计局总理，借款局总理，盐务顾问，长芦盐务总监各种要职。财权先亡，国本随之，陷民国为埃及之续，以前清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民国之政府”。“宋案证据宣布，词连政府，有以巨金资助凶手之语，全国汹汹，方虞震动”。号召全国各方“协力抗争”。 同日，国民党众议院开会否决大借款，并发表通电：
“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议院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
然而就在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公开对立时，阎锡山仍在推崇黎元洪出面调处。5月9日，黎元洪发表致革命党人的电文，说：“今日舍借款无救急之方，舍五国无现成之款。为今之计，国民惟有监督用途，力求补救。至于宋案，当然由法庭主持办理，政府有无罪犯，司法独立，自有特权。” 5月16日，黎元洪为调解南北双方，又发表通电，对宋案和大借款的处理方式提出了一套妥协办法。阎锡山对于黎元洪指陈的“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应追认，而审计用途；整顿盐纲，应由国会主持监督” 之建议，极力赞颂，认为是“一言九鼎，万众同声，折衷一是，群言自息” 。他于5月24日致电黎元洪，希望黎元洪仍继任调停之责，并认为南北双方应“各自守其范围，不得横生异议，勿徒逞激烈之谈，挑拨衅端，勿再肆攻击之语，加增恶感。” 。 想看书来
一、还乡视事 调和南北之争（3）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关于《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中录有5月13日阎锡山与陕督张凤翙联名发表的攻击国民党，诋毁革命党人的通电问题。据阎锡山回忆，这一电文是在没有征求他同意的情况下发出的。电文内容大略为：“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殄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并诬蔑黄等“逞私图，推助波澜，妄耸簧鼓。极其用心所至，非借此淆惑观听，演出亡国恶剧，以沦陷我四万万同胞，不足以达其余破坏之目的”。同时还以武力相恫吓：“自今以始，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定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 阎锡山回忆说：“在这段时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凤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复电责询其故，张答复我说：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复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到他同意亦未曾得到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凤翙外，余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阎锡山的回忆主要是说，他和张凤翙的通电是未经他本人同意发出的，是张风翙响应孙中山的指导，为保存北方仅有的革命基地的一种谋略。冷静分析，张代阎发电的可能是存在的，因为阎毕竟是靠革命起家的，他当时虽未公开声讨袁世凯，但还不至于完全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去指斥革命党人。这从以下南桂馨回忆也可得到印证：
民国二年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等蓄志反袁，酝酿二次革命，向阎征求意见。阎和我们商酌，仍本辛亥革命前辙，只要湖北发动，陕西、山西立即响应。否则不能衔接，势必为北方军阀各个击破，事甚危险，不能唐突。后来，李、柏等发动而湖北不发，果然不久失败。
从南的回忆说明，二次革命前夕阎锡山是随时有响应二次革命的思想准备的，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湖北起义上，由于湖北未起而响应，陕、山也未敢响应。
不管黎元洪如何调处，四都督和国民党众议院的通电，激怒了袁世凯。他下令国务院通电训斥四都督，说他们“张皇宣告，荧惑人心”，“自访国体”，应“绝对服从”中央政府。 并唆使北方将领进行反击。5月15日，袁世凯又下令褫夺黄兴陆军上将衔。5月24日，袁世凯发表谈话，公开诋毁孙中山先生和黄兴，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重托，……若等若敢组织政府，我即举兵征讨之。”
此间，孙中山先生曾要南京、广东宣布独立，两地慑于袁世凯北洋军的威力，均不敢从命。又命陈其美于上海独立，陈以上海势孤，也不敢行动。欲海军宣布独立，而黄兴又主张陆、海并举，实际上也无结果。对此，孙中山无从有所作为。但他以义起兵，以义指挥，而不从者，他也无意强之。
一、还乡视事 调和南北之争（4）
尽管南方革命党人在步调上不甚一致，但对讨袁工作仍在秘密进行：陈其美正在组织锄奸团；黄兴派宁调元、熊越山赴湖北组织革命机关；派谭人凤赴湖南策动军队；命华玉梁赴保定军校、江苏陆军小学等处编组军队。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孙中山也曾有一丝和平解决之念。由赵凤昌向南京都督府陈陶怡透露，请陈“速密电中央，免生阻碍”。 汪精卫、蔡元培自欧洲归来，也电袁世凯，表示愿作调和。
但袁世凯见清除革命党人的机会已到，不顾一切，于6月9日竟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以黎元洪兼任。6月11日，上海会审公廨以“血光团”暗杀计划传讯黄兴（此事对黄兴刺激更大，他深感袁世凯决不只是戏弄他，还要向他开刀，于是下定讨袁决心。次日黄兴即至中山先生寓所共谋讨袁军事）。6月14日，袁又免去胡汉民都督职，以陈炯明继任。6月24日，黎元洪也撕下调处面孔，查搜汉口《民国日报》，拘捕革命党人，26日，逮捕革命党人宁调元、熊越山，月底更背叛共和，大肆捕杀革命党人达300余人。黎元洪的行动，更助长了袁世凯的反动气焰。7月1日，袁又罢免安徽都督柏文蔚。7月6日，调李纯第6师入赣，并命“应瑞”、“肇和”诸舰于沪增防。
7月7日，阎锡山眼见南北对立势如水火，袁氏阵势咄咄逼人，大有迅速剪除南方国民党籍都督之虞，遂致电袁世凯，请袁世凯系念民国缔造之艰辛，以国家为重，本着息事宁人、消除内争、平定外患之精神，即刻敦请孙、黄入京，消弭党见，共途国事。电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当事之方急，克强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亦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同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顾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州为己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是也……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盘踞东省，与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迭起，又与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堕其奸术，则瓜分立召……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议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余，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倘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都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击于苞桑。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还乡视事 调和南北之争（5）
细察阎锡山在二次革命爆发前的种种表现，是有所变化的。如果说最初是居中调解的话，那么，4月30日孙中山公开宣布讨袁后，尽管时至5月24日仍在敦黎调处，但态度已中间趋左。6月袁罢免三都督职务后，7月7日阎公开致电袁世凯要求请孙、黄入京共商国是，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阎锡山此举的目的，显系以外患为由头来缓和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的进攻。
但是衔恨国民党极深的袁世凯，早已作好了武力征讨革命党人的准备，根本不会去顾及阎锡山的劝告。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被迫仓促应战。先是江西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尉、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谭延辏б蚕群笮级懒ⅲ追鬃橹衷敌卸胃锩５治街瘴雌鸲煊Α�
二次革命爆发前，阎锡山“呼吁和平”，主张调解南北纷争；爆发后又不主动起而响应，置身于中间调和的立场，客观上削弱了国民党的讨袁力量。他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态度，究其原因有诸多方面：
（一）山西作为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省份之一，处在北洋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中，民国成立时，虽然在孙中山的呼吁下，阎锡山取得了继任山西省都督的地位，但仍备受袁世凯的防范。袁世凯不仅在山西境内安插了不少党羽，而且控制了相当一批军队。阎锡山的地位很不稳固。孙中山先生“保存北方之革命据点”的密示，正好为阎锡山提出了不起而响应二次革命的组织依据。
（二）山西的财政仰赖北京财政的支持。民初的山西财力相当困窘，全省财政收入除钱粮外，一向以河东盐款为主要来源。但北京政府对盐款的控制相当严密，特令山西将之解缴财政司支配，专作口外防兵军糈之用，本省很难自由支配。大借款成立后，北京政府对各省盐款的索取更为严厉，使山西的财政完全受制于北京。1913年5月20日，阎锡山因应付蒙患的军队无法筹拨足额的军需械饷，曾急电北京，请准山西在“河东盐款项下，暂资拨济二十万，仍由钱粮正款陆续抵还” 由此可见，山西当时财力困窘之程度。由于财政依赖北京，阎锡山很怕失去袁世凯的财政支持。
（三）二次革命发生时，正逢蒙人内犯之际，晋绥地区首当其冲。若一旦与袁世凯决裂，则一方面既无法突破北洋势力，又将使山西腹背受敌。阎于1913年5月24日致黎元洪的电文中，就曾提及：“锡山忝领晋疆，捍御北边，近日蒙匪猖獗，边防吃紧，倘内讧未已，则边事更不堪问。晋人首蒙其祸，大局因之沦胥”。 5月31日，阎致电云南都督蔡锷时，也曾说：“蒙匪南犯，边患方殷，意见分歧，内忧外患。” 由此可知，这蒙人南犯的形势，带给阎锡山思想很大的困扰。所以，唯力是视的阎锡山为了集中力量巩固自己的地盘，自然选择了中间调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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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媚袁固位 以屈求伸（1）
二次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