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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袁世凯的在位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关注的时政焦点，也是南北和谈争执的焦点。5月8日，各倒袁独立省份的军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这些充分说明南方军政府是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坚持袁必须退位的。而北方则以冯国璋等为代表主张仍保留袁的总统名位。如4月17日，冯国璋和张勋就提出“调和时局，承认袁仍为大总统”的主张。4月25日，冯国璋又通电北方各省，主张先议定解决时局办法，作为南北和议的依据，于是便有北方未独立各省代表23人参加的南京会议。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5）
南京会议名义上是在讨论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的政局，实际上则是冯国璋联合张勋、倪嗣冲发起的为发展自己的第三势力的动员会，然张勋、倪嗣冲又各有异图（一个阴谋复辟；一个致力于匡复洪宪王朝），所以会议的命运自然不言而喻。
扼守江苏的冯国璋，在洪宪帝制时期的角色，与二次革命时期的黎元洪颇为类似，都具有关键性地位。黎元洪支持袁世凯，有助于袁制胜国民党；冯国璋消极反袁，则促成帝制失败。最初，护国军曾经运动冯国璋起兵讨袁，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冯拥有雄厚的兵力，权倾一时。
阎锡山是很注重实力的。他看到，冯国璋实力雄厚，于是在来往举止上均顺冯而行。当他接获冯、张4月17日发出以“拥袁”为条件的调停时局办法后，即于4月20日复电，表示赞同：
巧电敬悉。承示所拟办法大纲八条，力息纷争，奠安全局，硕画卓议，极表赞同。我公中流砥柱，挽回危运，私心佩仰，莫可名言。既得徐、段、黎、王、蔡诸公同意，南北融洽，能一致进行，以巩国家。即请我公主拟电文入告，附列贱名，无任企祷。阎锡山。
在南京会议尚处筹备时，阎锡山于5月10日复电冯、张等，同意派遣崔廷献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之初，与会代表多数主张袁世凯退位，但是坚决拥袁的倪嗣冲，竟然亲率卫队赴南京示威，致使主袁退位的言论立趋弱萎。在第二次会议（19日）上，崔廷献代表阎锡山，向与会者说明山西对时局问题所遵行的原则是：一、保持地方治安；二、服从南京会议公决办法。 会议进行时，由于三巨头冯、张、倪在袁退位问题上意见不一，于是于24日通电未独立各省，请就是否“降顺南省，斥逐元首”与“固结团体，挽留元首”两种立场，择一表态。阎锡山见此电文后于25日复电，表示“固结团体，挽留元首，拘定宗旨，始终不移。已电知敝处代表崔廷献，坚守此意，绝无游移”。 就在南北双方各省为袁世凯在位问题激烈争论的时候，袁世凯因焦劳羞愤，已病入膏肓，及至听说川湘独立，更怒不可遏，加重病情，遂在6月6日死去。在位问题终获自然解决。
从袁世凯酝酿帝制，到帝制自为，再到撤销帝制，复到饮骂死去的近一年时间里，阎锡山基本采取了肆允的态度。那么他为何采取如是态度？阎在《早年*》中以“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们的处境与观感”为题，作了冗长的解释：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6）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阀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联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于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分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们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归纳上述阎锡山的自我解释，他之所以肆允袁氏称帝，有四种理由：一是在他看来，劝进袁氏称帝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而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于是他也就顺手将袁往炉火上推了一把；二是他认为处在“北洋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反对袁世凯不独无益，反而会白白招致损失；三是他不公开反袁，是为了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四是他的劝进种种，仅是“虚与委蛇”，佯作表面上的应付。
阎锡山早年*中的这些解释，虽然有些不无道理，但有些仅凭无法佐证的辩解，还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那时与孙中山到底有多少往来，双方还有什么默契，至今仍无发现确凿证据。
静心而论，袁世凯复辟帝制，对阎锡山未必有什么好处，按阎锡山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的初衷、经历和思想素养看，也不应该是复辟帝制的狂热主张者，然而，他又确实作出了一系列劝进的表示。细思之个中不乏韬晦之策。但是，说到他肆允袁世凯称帝的真正原因，恐怕主要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对山西的长期统治。
以后他在议论到袁氏称帝失败时感慨说：“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汉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国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深入人心，*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经变君主为*，绝大多数的人谁亦不愿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称帝卒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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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参与府院之争（1）
袁世凯帝制自为败亡后，由他一手把持的北洋军阀集团群龙无首，迅速分裂成为直、皖两大派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因冯是直隶河间人，故称直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因段是安徽合肥人，故称皖系）。直皖两系各自依恃不同的列强，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做后台。此外，张作霖的奉系及其他地方军事头目，也拥兵自重，扩大地盘成为有权有势的地方军阀。从此中国出现了军阀纷争、内战频仍的混乱局面，北洋政府内部的政争也愈演愈烈。这种风云突起变幻无序的政治形势为善于左右逢源的阎锡山提供了崭露头角的舞台。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实权逐步落到皖系首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其祖父曾是淮军首领，参与剿捻。段幼年随祖父读书，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到德国学军事，系北洋首领中唯一留学外洋者。学成归国后遂入北洋新军。民国以来，北洋政府的历届陆军总长多由段担任，一度还兼任过国务总理。1916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时，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接着段又受命组织责任内阁。袁死后段以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俨然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
段祺瑞在北洋政府中地位的加强，对阎锡山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早在民国初年，段祺瑞在陆军总长任上之时，阎锡山就向好为人师的段祺瑞具了门生帖子，拜段为师，段对阎也多有关照。据参与其事的周玳后来回忆，袁世凯掌握北洋政权后，“对于与同盟会有瓜葛的各省都督，都一律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要拔除而后快，对阎锡山自然也不例外。但是阎锡山居然能够保持他山西都督（后来改称督军）的位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对袁世凯极力逢迎，博得了袁的欢心。而更主要的是段祺瑞对阎曲予维护，尽量在袁世凯面前帮他讲话的缘故。”“段祺瑞从小站练兵时起，给袁世凯办了各种各样的军事学堂。袁世凯当了总统，便委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最感到得意的是：全国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都是他的门生故吏。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段祺瑞既然如此，阎锡山便投其所好，在他进京谒见袁世凯的时候，首先具了门生的帖子，拜见段祺瑞，三跪九叩行了拜师大礼。在谈话中间一口一个老师，极尽恭维之能事。”“这样一来，段祺瑞便在袁世凯面前力保阎锡山，说阎虽参加过同盟会，但是绝对靠得住。”“1917年（民国六年）8月间，黎元洪听信孔庚、黄国梁对阎锡山的控诉（即排斥孔黄之事——作者），加以他左右四大金刚（金永炎、哈汉章、黎澍、丁佛言）的怂恿，为了稳固他的总统地位，就决心用调虎离山的手段，撤换阎锡山而代以孔、黄。”“徐树铮在国务院听到了这项消息，私下报告了段祺瑞。段念在师生之谊，忙把阎锡山找去，先把这段消息透露给他，并替他指出一条明路，叫阎锡山即日化装悄悄离开北京，间道回太原。” 阎遵计而行，一面稳住黎，一面秘密潜回太原，遂使黎的计划落了空。如此，段祺瑞之于阎锡山，除“师长”之谊外，又有了“保位”之恩。所以，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阎锡山一直惟段祺瑞马首是瞻。
1917年，直皖两系因政争逐步产生了对立。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掌握着*；冯国璋虽在1916年10月由国会选为副总统，但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地位，仍留任江苏督军，而不到北京。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名为国家元首，但并无实力，一心想利用直皖之间的裂痕，以冯国璋排斥段祺瑞。于是就有了总统府和国务院明争暗斗的“府院之争”。“府院之争”在“参战”问题上达到白热化。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参与府院之争（2）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将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卷入战争的漩涡，自顾不暇。在远东可以互相抗衡的只有美国和日本。1917年2月，美国参加世界战争，遂促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始以美元作诱饵，极力怂恿其所支持的黎元洪政治集团和直系冯国璋参战。随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其在华权益，也以日元作诱饵，极力怂恿他所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参战。美国见自己怂恿黎元洪参战为日本所利用，就转而唆使黎元洪出面反对段祺瑞提出的“参战案”。于是“府院之争”在“参战”问题上愈演愈烈。先是，4月25日，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召集各省督军及都统在北京开会，“商讨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问题”，决定参战。并强令黎元洪在“参战案”上副署。接着，5月10日，段又在国会审议“参战案”时，以军警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通过。在议员拒绝通过“参战案”后，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段在暂处劣势的情况下，以天津为基地，另起炉灶，唆使各省督军提出解散国会、脱离中央。
在以黎段为代表的“府院之争”中，阎锡山一改袁世凯时期唯唯诺诺的态度，始终表示出支持段祺瑞的立场。
3月5日，阎锡山致电段祺瑞：“辛亥以还，我公以硕望元勋，担荷天下。逮乎共和再造，手挽狂澜，身系安危，苍生托命。此次处理外交，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早为当世有识者所共谅。邦基未固，诸待护扶，环顾国人，畴克当此重任。务望我公以国家为重，勉抑渊衷，早循众请，返驾视事，徐图挽拯。”
3月6日，阎锡山又以“总理赴京，意欲辞职，现正设法挽留”等因致电黎元洪，指出，“共和再造，邦本未宁，内政外交，诸待处理。总理以硕望元勋，遽尔去职 ，关系之重，无待赘陈。敢恳钧座本饥溺犹己之心，循宫府一体之义，速挽行旌，徐图大计。”
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军会议”。已于当月12日应召由并到京的阎锡山，以山西督军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与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等及其他各省代表，表示赞成段祺瑞的政策，一致主张对德宣战。
“督军会议”之后，阎锡山借口内蒙不稳，太原连电催返而返回太原，以避免黎元洪方面的纠缠。而在5月18日由北京发出的各省督军响应段祺瑞号召，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文之上，仍有他的署名。
5月23日，段祺瑞被黎元洪免除职务后，“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奉、黑、直、鲁、陕、豫、浙、闽等省，随即相继响应。皖、豫、鲁各军北上，奉军入关。” 在各省督军纷纷宣布独立的声浪中，阎锡山于6月初奉段的旨意，宣布山西独立，脱离北京中央政府。与此同时，为对黎元洪进行武力威胁，遂命第一旅旅长商震率晋中兵队进驻石家庄，并借故下令逼迫黎元洪集团委任之山西省长孙发绪离职。
阎锡山在此期间的热衷表现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是故，当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