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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阎锡山所谓的“三一权衡论”为理论基础，以“人群组织怎样对”为议题，马拉松式的“进山会议”由此拉开了序幕。
“进山会议”从首次*的1921年6月21日开始，其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的例会，一直开到1923年10月21日，纵跨2年又4个月，时间不能不谓之冗长；参加人数由24人逐渐扩展到500余人，范围不能不谓之广泛；议题由“人群组织怎样对？”进一步及于“人生与家庭的研究”、“经济制度的研究”、“教育的研究”、“政治的研究”等，涉猎不能不谓之博大。
“进山会议”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对付抵制共产主义的方法和途径。其结论如下：
关于“人群组织怎样对”。按阎锡山的说法，这是一个世界问题，是要为人类谋求一个“合理而幸福人生的社会”，使人类能够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在家能够互敬互爱、养老育幼，天下一家。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使国家富强文明。而要使国家达到富强文明，就必须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这个做法就是“主张公道”。只有主张公道，才能使任何地域、任何国家、任何人种，人与人、人与国、人与世界，处处都是公平合理。以达于“世界大同”。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先从生活上入手。”中国是以农立国，农人所耕的田，经过层层的剥削，遂致劳苦终身，贫穷终身。这就需要田由公授，以免去层层的剥削，使农人劳动的结果，除国课外，全部归农民所得。以此类推，工人的资本，为工人之最大负担，这就需要资由公给，以使工者有器，工人劳动的结果，除折旧外，全归工人所得。如此，农工生活改善，家庭富裕，人们便有机会接受教育，知礼义廉耻，行孝悌忠信。社会始得“臻于安谧，国家便可富强文明”。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召集“进山会议”（3）
关于“人生与家庭”。认为“人是爱群的”，故父母对所生之子女，有养育之责，子女与父母理应共同生活；“人是有我见的”，故共同生活以不生“窒碍”、维持和睦为界限；男女应固定一夫一妻制，男从女还是女从男，以生活能力为解决之标准，原则上女从男。
关于“教育问题”。认为教育须道艺并重，不可偏废。要“打破机械教育，提倡心灵教育。打破资格教育，发达实用教育。打破‘委的’教育，实施源的教育。打破虚浮教育，发扬本面教育。打破课本教育，力行创造教育。打破欲性教育，普及理性教育。”什么是理性教育？就是“以人格利益为体，以知识技能为用者”。什么是欲性教育？就是“以知识技能为体，以资格利己为用者。”“理性的教育制度，是为人群全体的，愈发达愈好；欲性的教育制度，是为个人自身的，愈发达愈坏。中国之能否达到真富强文明，教育制度，不可不注意及之。”
关于“政治问题”。认为政治是什么？政治在于“维持生活已有之幸福，增进生活未来之幸福。”“政治为人类共同组织，以求真富真强真文明也”。“政治为适于人类生活之方法与轨道，可促进日新月新，向前迈进”。“政治于人群组织中，调剂理欲两性，以资安全生活，幸福进步”。“政治的责任在正民之德，厚民之生，利民之用”。“政治为完成人类共同生活之行为”。“政治为人类与国家施行人公道之行为”。“政治为人群共同生活之轨道”。“政治为人类生活行为上共同之灯塔”。“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举其手而众星拱之。”综上所言，政治“当求病患、求民隐、解民冤”，使人民“在一个平等线上，都享快乐幸福的生活”。
政治制度怎么对？“贤者主事，能者办事”也。“君主之传子与民选之政党，皆欲制，其弊相等，均应打破。元首传贤；选贤之法，由元首提名，交人民承认，否认则由人民选举；对内由下而上，对外由上而下。”
关于“经济问题”。认为资本主义之弊在“资本生息”，“金银代值”。“所谓人群欲成于制度者何也？金银代值，资本生息是也。自金银代值资本生息以来，人皆贱布帛菽粟而贵金银；是以人皆不存布帛而争聚金银；舍耕织而专以掏金挖银是务矣！是可惜者，人民之务耕织者，亦为金银而耕也；非为衣食而耕织也。舍本逐末，未有若是其甚者。故全世界无奈三年歉收之国，更甚者丰年亦不足食。人群欲之横流，若是其甚，则人群与人群，焉得而不战争！焉得而不相杀也！”如何去人群欲呢？“资不生息，信以代值”足矣。“资不生息，骄奢淫惰者无所恃其为骄奢淫惰矣；金不代值，除必要之士农工商外，贱耕织而求美衣食者无所图矣。”
阎锡山还认为共产主义之弊则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强人作圣贤，又强人作禽兽”。“违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适合生产，不利于人生”。唯有“公平制度”，既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预防共产主义之流传。“公平制度”以“中的哲学”为原理，既消靡“资本生息”，“金银代值”的人群欲，又去除“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强制行为。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发达物质，鼓励生产。使“劳享合一”，劳动多少，享受多少。如此，劳动者享受愈大，生产就愈发达，经济资本就愈提高，国家就愈富强。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召集“进山会议”（4）
此外，“进山会议”还涉及到“自然物问题”、“工业问题”、“商业问题”等。关于“自然物”的结论是：“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较之共产主义之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之大同制度，大有不同。施行之方法，虽待研究，公理应如是也。矿产公有公办，而兼私办。”关于“工业”的结论是：“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大工业应公办，小工业应私办。”关于“商业”的结论是：“商业应有限制。因资本既由公给，商业自应限制。”
“进山会议”在经过整整2年又4个月马拉松式的反复讨论，得出上述结论后，于1923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结束。由500余人先后参加讨论，形成的200余万字的会议记录，以“进山会议录”的书名编辑出版。阎锡山为“会议录”亲笔题序。序文简要叙述了“进山会议”的情况，兹录于下：
民国十年四月初接东北张作霖氏电云：由莫斯科驱逐回国之山西汾阳籍侨民已到哈尔滨，因无路费返家，请派员携款接回。回晋之后，侨民代表五人来见余，据称：“苏俄强迫农民将所产之食粮归公，因农民不从，杀人无数。后来俄国警察也消极怠工，苏俄即招雇中国人近十万，并给其中一人以将军衔，着负责指挥，抢收粮食。后因受雇之中国人亦不忍为，遂将中国人驱逐，我们乃山西俄民被驱逐之末一批。”余听此报告之后，甚为惊骇！余以为因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遂于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先召集二十四人，在太原军署进山“邃密深沉之馆”开会讨论，后参加者增至五百余人，每星期开会二次，每次二小时，共讨论二年零四月，会议记录达二百余万字，因保存失慎，将所留者编为“进山会议录”，以备忘耳。
历时两年有余的“进山会议”开各省督军从理论上反对共产主义之先河。当时的督军们虽然声嘶力竭地反对“过激主义”，但其大多数人却不知“过激主义”为何物。像阎锡山这样早的能够提出一套“公平制度”大纲，主动地从“理论”上去反对共产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督军中是很少有的。这足以证明阎锡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之心、警戒之心。
“进山会议”所得之结论，诸如“公平制度”、“资公有”、“产私有”等，形成了阎锡山整个理论体系的“雏形”，后来他进一步提出的一整套抵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作法——“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等。就此而论，可以说“进山会议”为阎锡山探索所谓介乎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适中制度”，以及后来形成的所谓“大同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进山会议”所提出的“资由公给”、“田由公授”、“公平制度”与阎锡山的其他理论一样，多系空洞的说教，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对于此点阎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阎锡山在1927年8月16日于自省堂对党政军各界讲“三*义之真义”时，如是说：“社会上任人有资产之病小，任人以资产生息之病大。自己有资产而骄奢淫逸，是自杀；以资产生息而夺人之生活，是杀人。然则吾人欲求彻底之民生，就理论言，自非实行资产归公不可。此余所以民国九年在进山会议，特主张彻底排除民生障碍，非田由公授，资由公给不可也。然事实与理论不同，理论原可彻底，事实强欲彻底，每遭失败。如修铁路，当然以水平直线为最佳，以持此理论，无人能有所訾议也。但事实上全球无之。只能求其坡度弯度之较小耳。”“吾人改革社会，只当促人醒悟，不应以袭击报复之方法施之。且资产生息人群之欲也。人群欲基于人欲，无法舍人欲而生人，而人群欲必不能免，此故需吾人为之调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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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1）
孙中山发动的旨在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因南北的妥协言和，而偃旗息鼓。在北洋系中，先是“主战”的段祺瑞号召“武力统一”，结果川湘战事失利，然后是冯系曹锟主和，逼段辞职。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自此冯、段失和，形成直皖分裂。
晋军入湘作战失败后，面对纷繁动荡的政治局势，阎锡山从“大将南征胆气豪，交枪没有打收条” 的沉痛代价中认识到，就山西现有实力，远远不足以外出争雄，当务之急是退出纷争，休养生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于是，他休兵罢争，打出了“保境安民”的旗号。
按时间推算，阎锡山倡导“保境安民”当在晋军入湘作战以后。但正式见诸文字，却到了1918年初。是年2月21日，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因“邻省兵匪不分，为患堪虞”，电阎“拟恳增请部队，隔河布防，断绝交通，以防侵扰”时，阎锡山回电指出：“现在大局纷扰，我省自卫政策，在‘保境安民’四字，然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而后民始可安，非漫无区划，公用闭关政策可以自卫也。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毋仅顾目前”。 首次表明“保境安民”的态度。此后，阎锡山多次在相关的电文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919年5月26日，在复段祺瑞宥电时称，“外交棘手，时事益艰，老成谋国，统筹全局，熟权利害，硕划尽筹，敬佩无已。晋省地方现尚安谧，自当力保治安，共维大局”。
1920年6月，直、皖两系之争日趋激烈，终于酿成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混战——直皖战争。在此期间，阎锡山与宁夏马福祥、济南田中玉、保定曹锟，以及徐世昌、靳云鹏等电报往还，屡申“晋军不出省一步，客军不许通过”的保境安民之宗旨。
是年6月24日，在复北京田应璜电中指呈，“但凡事以利合者，利尽则离，利反则冲。小言之：秦失其鹿，逐则两方所必争，将为反目之导火线。大言之：副座一争，一不争，不争者亦非不争，将更有所争，其利害更相反，恐终不免有大变化也。”
7月13日，以“减少兵祸保全生机”事，电大总统徐世昌。电报云：“迥思频年以来，南北失和，生灵涂炭，兵多饷少，火将*，凡百现象，久抱悲观”。“祸起无端，变生不测，同舟皆敌，无人不危。俄国过激之党起于行武，墨国党争之祸，即在目前。瞻顾前途不寒而栗，伏思我大总统身系兆民之重，心怀万类之仁，宁人息事必有良谟。目下旱象已成，危机四伏，但能减少一分兵祸，即可为人民保全一分生机，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7月17日，复田中玉筱电，表示，“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
7月18日，复曹锟巧电，表示，“兄以为国兴师，弟以为民保境，相差甚远，对之殊生愧色。兹承来电称许，益证同心，惟外间谣言纷起，不值识者一笑。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亦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
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大体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与邻省结盟，使不为我患，进而为我所用。这一点在前述给张培梅的电文中“保境安民”“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所用，代我御侮”一语即已表明。“保境安民”其意只在确保我境安全。为确保我境安全，决不能开罪邻省。若与邻省不睦，我境则难以保。反之若睦邻友好，则不仅不为我患，而且能为我用。 。 想看书来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2）
陕西与晋省毗邻，阎锡山与陕即实行睦邻政策。“自民国七年九月初，徐世昌（七年九月四日）当选总统，陕西陈树藩为靖国军所困，益复不能自支，告急文书一日数至，段氏三令五申强聒不舍，先生不得不略微敷衍，乃委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指挥官，编两支队，于七年（1918）十一月十五日渡河。然事出无奈，情非得已。故一方故向北京政府声明兵力单薄，只可担任韩城、合阳，兼顾河防。一方又面谕王支队长嗣昌对于民军方面，总以用和平手段为宜。”故晋军“自来陕后，始终未与靖国军开衅”。 至翌年，各方起而调停陕事，监视停战，双方遵约实行，晋军即行返回晋境。
直隶与陕西一样，也同晋省毗邻。直皖战争时，曹、吴曾请阎锡山出兵响应，阎以“保境安民”，晋军不出晋省一步为由，婉言予以拒绝。直军战胜后，阎锡山不愿开罪近邻直系，便设法与其修好。是年12月，阎有一函致吴佩孚，电称：“久钦伟略，正切驰系，辱奉惠函，弥增神往。藉念勋名彪炳，福祉骈蕃，慰如所颂。弟以辁材，谬膺疆寄，山右僻陋，知识闭塞，勉尽保境安民之责，时有风雨飘摇之虞。所幸直晋密迩，唇齿相依，叩附同舟，实深托庇。后值旌旗驻洛，德邻相望，大河南北，受赐益多。前者政局不靖，海内骚动，我兄率师澄清，勋业灿然。挽救狂澜，众意所属。忝在胞泽，早已倾心。乃荷先施，许为知交，感佩厚意，岂有涯矣。兰谱附呈，即乞哂纳。交谊伊始，来日方长，仍盼时赐南针，以匡不逮。” 为示睦邻修好，在致函解释前此不出兵之缘由，吹捧吴佩孚的同时，还与吴互换兰谱，行了结拜之礼。
其二、“此间兵队不出晋省一步”，坚守地盘。入湘作战的败绩，使阎锡山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实力之不足。此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基本上固守“兵队不出晋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