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莫要取法乎中间，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后祸。若我们今日改革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万不能永久太平。并谓绝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其进步收效方速。因之，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意志更趋坚确。距初到日本，个人对时事之认识，已判若两人。
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原初参加革命运动的同志是当然的同盟会会员。阎锡山也属当然会员，他的入盟由同盟会的重要领袖黄兴监誓，当场表示奉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言。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留日学生踊跃加入。阎锡山不但自己加入，还先后介绍了四个小同乡康佩珩、赵之成、徐翰文和赵戴文一块加入。
同盟会成立后，其领导人对清政府派来的学军事的学生特别关注，因为这部分留学生回国以后就是清政府组织新军的骨干，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新军，对领导起义夺取政权极为重要。所以孙中山、黄兴不仅对这些留学生作了大量教育争取工作，更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纯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吸收其中特别积极的分子，予以专门的培养和特殊的联系。
二、青年习武 追随革命（3）
“铁血丈夫团”的名称是孙中山先生亲定的，顾名思义，铁与血是革命的两大利器，丈夫团则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铁血丈夫团”的团员共28位，其中山西就占四位。分别有：湖南的程潜、仇亮；云南的唐继尧、罗佩金；江西的李烈钧；陕西的张凤翙、张益谦；四川的尹昌衡；浙江的黄郛；河南的杨增蔚；直隶的何子奇；湖北的何成浚、孔庚、朱绶光、李书城；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等。
孙中山建立这一纯军事干部团体，目的就是要联系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同志，担负革命时期的军事重责。因此他为了保持这28位成员的秘密身份，避免引起清廷官吏的注意，特地嘱咐他们暂勿参加对外活动，专心学习军事，以待大举。
阎锡山既成为同盟会成员，又成为“铁血丈夫团”中的重要一员，他为能参加到这一反清革命行列感到非常荣幸，平时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很高，虽然不苟言笑，但情绪一直保持在兴奋点上。当然，他毕竟过早进入社会，过早受过磨难，不像从学堂到学堂仅有学习经历的一般留学生那样单纯，那样轻信一些时髦口号与动听主张，他每遇一事，都要深究。他既然欢欣鼓舞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既然宣誓要为孙中山倡导的十六字纲领奋斗，就要一丝不苟地弄清楚十六字纲领的内容。当时，他对纲领中“平均地权”一语不甚了解，因此特地去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言简意赅地告诉他：
“平均地权的这个‘权’字，既不是质，也不是量。这也就是说：所要平均的并非地亩多少，亦非地质好坏，而是说它的一种时效价值。”
阎锡山听了，直率地答道：“我还不明白。”
于是，中山先生便举例说明，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譬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文钱，但是现在因为纽约已经繁盛起来，所以纽约的一方尺地，就要值到七百两银子。”
阎锡山当时并没有问一方尺是英尺呢还是公尺，但是他却又追问：
“美国也是使银子，花两数的呀？”
“不，美国的货币叫达拉Dollar，一达拉大约等于我们中国的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地值七百达拉，你一定不晓得究竟值多少钱，所以我才跟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这样你一听就懂了。”
阎锡山恍然若有所悟地说：
“那么，您所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由这一文不值涨到了的七百两呀！”
中山先生温蔼地笑笑说：
“你说对了。”并又进一步解释说：“原来一文不值的土地，今天值到了七百两银子，但这并不是人力所为，也不是造化所授，纯粹是因为国家的经营而提高，所以不应当让地主享有，而应该由国家享有才对。你明白了吗？”
阎锡山很高兴地说：
“我明白了！”
孙中山先生又说：
“像纽约这样的情形，世界各地太多了！就我们中国来说吧，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有这种情形发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
阎锡山紧接着又问：
“商埠码头可以实行平均地权，普通都市是不是也能实行平均地权呢？”
中山先生肯定地答道：
“凡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都应该实行平均地权。”
阎锡山再问：
“耕作地呢？”
中山先生回答他说：
“耕作地因为国家经营而提高价值的比较少。”
阎锡山还在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说：
“那么，因为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不可以归于国家享有？”
中山先生答复说：
“不可以，人力改良的，应该归出力人所享有。”
阎锡山内心的疑问，得到了完满的答复，他欣欣然地起立告辞。事后他说：
“这一席谈话，历时三十分钟，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钟谈话里，中山先生频频地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回想，尤觉敬服不置呢！”
关于革命进行的程序，在东京的同盟会骨干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最后确定了“南响北应”的总策略。
据阎锡山1945年1月15日在总理诞辰讲话时回忆：
最初讨论革命进行的程序，经多次的研究，因种种的关系，将革命程序分为两部：一为江南，一为江北，也就是江南发动，江北响应。因为江北离北京近，发动起来易遭扑灭，所以决定由江南发动，其理由有三：一是距北京远，清军南下不易；二是由海口输运军需品及得到外人协助比较容易；三是江南的革命潮高，发动后易于感召。
这个程序决定之后，各省的任务也就因此有了区别。山西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要出兵石家庄断清军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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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默察社会
阎锡山熟能成诵的《诗经》即中国最早的诗歌集中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语。意即其他山上的石头同样可以用做琢磨玉器之砺，引申为把别人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考察、分析，就可为本人所借鉴。但是，清王朝统治中国260余年，中后期一直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丝毫不理会别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倒是东洋的日本民族在借鉴别国方面颇具成功经验。早在日本古代奈良、平安时代，他们就大量吸收中国隋唐时期的各种制度和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大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仅仅三十多年时间就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日本人学西方成功了，这对中国无疑产生相当的震动。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振兴自己的祖国。所以，二十世纪初，中国有志于救国的人们，掀起的负笈东航的热潮，不外是在思考中国究竟该不该向日本学习和向日本学习什么的问题，以探讨日本维新之要和强国之道。当然，对这些问题，中国不同的阶层，从其不同的立场出发，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阎锡山是主张向日本学习的。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默默进行了细微的观察，深觉日本全国正弥漫着一片振兴气氛，比如日本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日本人热心助人和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等。日本的这些进步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晚年仍追忆历历。他说：
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
阎锡山是学军事的。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更使他感动。他追记说：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阎锡山很赞成日本的富国尚武之道，但并不赞成日本推行的武士道精神。他考虑问题总是“执两用中”，他一向认为：“中的人道是依据中处理人道。中是什么，是不偏，不过，不不及。不偏是部位的定点，不过、不不及是程度的定点。中的本质是个一，但不是单纯的一，是二而一。二而一，不是二的哪一边，是二的平衡。无二即无一，二不平衡也不是一，一才是中。”并认为“人事的施为，皆是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所谓中的人道即是凡所施为均须适合不偏、不过、不不及的中”。 按照他的这一理论，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武士道精神持批评态度，认为日本尚武太过份，也难免不遭失败。他在《早年*》中说：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阎锡山对日本总的印象是好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日本对军人的敬重和全社会的尚武精神，更使他羡慕万分。但是他并不欣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它不符合“中”的施为，势必要遭到失败。
二、青年习武 佯病济助日人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同情者和赞助者。其中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就赞助颇力。同盟会会员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他们抨击政府的活动也多加支持。阎锡山认识一位社会党人，叫大杉岩。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大杉岩因政治问题被日本政府关入监狱，其夫人及其同党向阎锡山求助。阎当时的经费也并不宽裕，但出于革命情感，仍答应设法相助。那么，如何弄钱？阎苦思了若干天，后终于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妙法。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旅日留学生，一旦滋病，可向驻日领事馆领取日金五元的医疗费。于是阎锡山便和一位也是社会党人的德国医学博士商好，佯装患病，经由他诊断，允准住院治疗实际没有的疾病。那时，日本的医院只顾经济效益，并不注意病人的病情，阎在一家医院一连蒙混住了6个月，一边看“病”，一边研读军事操典，将在领事馆所领到的医疗费除支住院费外，约剩900日元，如数捐赠给大杉岩的夫人，用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阎锡山这一义举在留日学生中，知者并不很多，当时只有和他特别亲近的赵戴文等几人知晓。
阎锡山和赵戴文是同乡，是到日本后才认识的。赵戴文，五台县东冶镇人，当时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在东京山西同乡会上，两人一见如故，谈论投机，遂成好友。阎先于赵参加同盟会，又介绍赵参加同盟会，赵入会的主盟人是同盟会执行部内务长朱炳麟。赵戴文入会后，更成为阎锡山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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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回省发动革命
1906年6月阎锡山在振武学校结业后，决定秋季入日本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赵戴文也已毕业。那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商讨改订中国同盟会新章程，阎锡山又几次拜谒孙先生。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民风顿塞，急需做好革命的发动工作，于是便派阎锡山利用入伍实习前的几个月，和赵戴文回省做发动革命工作。
阎锡山偕赵戴文收拾停当，立即启程。启程时他们随身各携带炸弹一枚，以备发动起义时用。到了上海港口，因为知道海关检查很严，阎锡山便把赵戴文所携带的炸弹也要过来，并对赵说：“如果被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赵戴文说：“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如何？”阎说：“站在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会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到了海关，果然海关人员对站在前列的人检查得没有后列的人那样细密，他们二人得以顺利过关。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阎锡山的机智和勇敢，以后他多次引以为豪地和人说起。一过海关，他就曾以教导的口气，对赵戴文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
阎锡山和赵戴文从上海溯江到了汉口，在一家旅馆中住下。在房间的墙壁上阎看见写着：“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的两行联语，心想这两句话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要不然，就不会有这种感想。并将如此想法告诉赵戴文。赵也有同感。那么，这两句话到底是不是革命党人所题？很难证实，也许真是，也许题者无意，阅者有心。
回到山西后，阎在河边村住了5天，看望了阔别二年的亲人和乡族，就和赵戴文到五台周围各县和雁门关内外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和僧侣宣传革命，鼓吹反清，历时近三个月。
这次回省布置革命，对阎锡山和赵戴文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通过接触群众，了解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发动政治革命决不是仅凭几句政治口号就能了事的，更不是只靠课堂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这些认识对阎锡山以后重视运动军队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906年秋，阎锡山按时返回日本，进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总计1年。在实习期间，他潜心研究自认为将来对革命很有用场的近代兵书，并在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两本军事教义，一本是注重改善军队编制的《革命军操典》；一本是侧重夜战的《革命军战法》。这两本书虽说只是手稿，当时不可能付梓出版，对士官学校师生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阎锡山自认为很有实用价值，并很想将此付诸实施。
正好在他实习的后期，即1907年春，广东钦州三那地方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群众队伍曾一度攻入钦州城。阎锡山从上海报纸刊载的消息中得知后，非常兴奋，很想回国参加，因为那时他所编的《革命军战法》已经脱稿，思图借此机会参加革命行动，将《革命军战法》付诸实践，为此他便向联队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