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编的《革命军战法》已经脱稿，思图借此机会参加革命行动，将《革命军战法》付诸实践，为此他便向联队正式提出退学呈请，然联队觉得无权准允，没能批准。正值此时，报上又载登了革命军遭挫折退出钦州的消息，阎锡山看后，心情才平静下来。他在《早年*》中写到：
其后在弘前步兵31联队实习的阶段，看到上海报载，广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兴奋之余，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因为那时我的《革命军战法》已经编成，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对我的《革命军战法》实际作一试验。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当批驳之条呈发下，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于今思之，*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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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朝鲜观感
1907年7月，阎锡山在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期满，转入东京士官学校。
士官学校是日本政府设置的专门的军官学校。在“军国”兴国的日本，其知名度是很高的。但在士官学校学习时，阎锡山读书的兴致并不很高。其原因：一是由于热衷于反清革命，时间多半用于联络同志、开展工作上，并“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 二是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学军事的学生存有戒备之心。自蒋方震（百里）在士官学校拿了第一期的头名“状元”，并在毕业典礼时得到日本天皇亲赐的指挥刀后，学校当局一直耿耿于怀，教官也对中国学生另眼相看。他们多方防范中国学生再度夺标，并从第四期后让中日学生分开上课，对中国学生处处“留一手”，以后甚至不让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住，一起吃，致使中国学生颇感不平。阎锡山本来就不太重视课堂知识，在受到如此不公后，更觉得无须在功课上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平时只用较少的时间应付功课，即使对被视为学生“命根”的考试，他也只是敷衍一番。如考算学，他往往不用公式，不经演算，而直写得数。教师只给记及格分，他也毫不在意。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和一些同学计划绕道朝鲜旅行，浏览一下三韩的风光。然而，万没想到在日本恐怖统治下朝鲜人民生活得如此可怜。
朝鲜在甲午中日战后，逐渐被日本鲸吞。1904年2月23日，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了“韩日议定书”，11月，签订了《乙己保护条约》。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使朝鲜各级政权机关完全置于日本的把持之下。在日本军人的统治下，朝鲜人过着低三下四的殖民生活。
阎锡山到朝鲜的时候，正值日本密谋策划武力吞并朝鲜。同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就通过了吞并朝鲜的决定。次年8月，朝鲜国王承认日本提出的《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从此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当阎锡山来到朝鲜的京城汉城参观王宫时，适逢大臣们下朝。一看见西装革履的阎锡山等人昂首阔步，大臣们误认为是日本人，于是人人流露出瑟缩之状，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连街心都不敢走，一个个紧贴墙壁，缩头缩脑，匆匆而过，每走几步，还担心害怕地向阎锡山他们偷窥几眼。朝鲜大臣的这副可怜模样，使阎锡山不难想象，他们平时一定是经常受日本人的欺负凌辱，所以才不敢坦然行走和无畏直视。这更使阎锡山推想到亡国给人民心灵上带来的灾难。大臣尚且如此，百姓恐惧痛苦之情就更无法形容了。于是阎锡山深切感慨道：“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晚间住进旅馆，曾有一位朝鲜报社的记者，前来访问这一批来自日本的学生。当记者知道他们都是中国人，心里按捺不住难过之情，顿时情不自禁地流出心酸的泪水。最后这位记者无语掩面而别。
从汉城到平壤，阎锡山沿途看到一幢崭新的独立洋楼夹杂在旧式房屋之中，显得特别出众超群，感到非常奇惑，经问询才知道那是一所*学校，是专门训练*供日本达官贵宾娱乐的。阎锡山听后，更深感亡国之民的苦痛，不禁暗自叹息道：“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了。他认为，亡国的危险一定要告诫国人，使人人知晓亡国的苦楚。所以，以后他回到山西，经常向革命党人讲述亡国之可怕，又大声疾呼救亡之必要，喊出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后，他先当山西督军后当山西省长，多次对山西民众大讲亡国之害。在一本山西省整理村范的小册子里，曾记述有这样两条醒目的标语，分别书写在各县、村的墙壁上，以警示民众：“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治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
《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无可争辩地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所以阎锡山的警示，在当时对唤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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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1）
1909年4月，阎锡山等绕道朝鲜回国。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海外经费告竭，筹款困难，党内争端迭起，内部陷于分裂，许多革命党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买人心的预备立宪活动，却搞得热热闹闹，各地咨议局纷纷成立，立宪派大造舆论，动辄拉上几万、几十万人签名上书，摆开队伍轮流伏阙请愿，看上去颇有气势。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却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报》早被封禁，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这一年内竟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岁，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有必要选择一条缜密稳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层搞兵运的同时，也要做上层的工作。
阎锡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姚以价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按说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阎并未满足。为了使回省搞兵运的同盟会员不致于因工作分配而涣散斗志，更为了求得实际掌握兵权，阎锡山进行了多方活动，目的是要直接跻身军界。
阎锡山首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积极和姚拉关系，甚至为姚出谋划策，于是逐渐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紧紧拉拢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梁善济。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清朝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首脑人物，与当时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虽然在政治上说，立宪派同革命党是互相对立的两派，但阎并未拘泥于这种政治上的约束，他一面利用旧关系，一面又利用梁的秘书邢殿元在梁面前褒扬，逐渐取得了梁善济的好感，并通过梁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
正在此间，1909年11月，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拟按成绩分别录用。这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人员汇集北京互通情报，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同盟会的不少中坚分子，如江西的李烈钧、四川的尹昌衡、陕西的张凤翙、云南的唐继尧等都参加了会试。山西参加会试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等。同盟会会员聚首谈心，相互介绍了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情况，特别是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对起义时如何相互联络策应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通过这次会试，更鼓足了各省革命党人兵运的勇气。
会试结果，阎锡山名列上等，被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另外，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的军衔；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轻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 。 。 想看书来
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2）
在清朝时期，能中举人，确实是很大的功名，但这时的举人和通过八股文考试取得举人名分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会试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举行的，是针对日益增多的留学生专为留日学生举办的，是为了鉴定学军事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同盟会会员来说，名分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重新聚首，商讨起义大事。不过，这一无关紧要的举人名分客观上对同盟会员兵运工作是有利的。会试之后，清廷陆军部发出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这就为同盟会员担任新军领导职务开了方便之门。
山西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到1909年12月才经陆军部编定为暂编陆军第43协（旅），下辖第一标、第二标。统归山西督练公所指挥。协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旅长）是阎锡山已认识的姚鸿发。两标标统分别为齐允（满族）和马增福。二人都是旧式军官，昏聩无能，且无带领新军的知识和经验。陆军部的指示发布后，温寿泉被任命为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阎锡山分任两标教练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
不久，姚鸿发调山西督练公所任总办，总管全省兵事。那时清朝官制已相当*。姚出于对阎锡山的爱慕，曾向阎提出拿出5000两银子举荐他充任遗缺，被阎锡山婉言谢绝了。阎在《早年*》中说：
姚协统鸿发是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5000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呈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全在下层，离得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这样，第43协统由谭振法接任。谭接任后根据陆军部指令，第一标改称第85标，标统仍为齐允；第二标改称第86标，标统为马龙标，旋以夏学津接任（习惯上第85标、第86标仍称一标、二标）。这时，阎锡山仍任教练官，屈于夏学津之下。
夏学津是巡抚丁宝铨的红人，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但此人治军却有一套办法，颇得旧官僚们的倚重。另外，85标标统齐允，是旗籍贵族，虽然治军无能，上方也不敢有所得罪。革命党人要取得兵权，必须除掉这两个障碍。为此，同盟会内部开展了与夏学津、齐允斗争的活动，以阎锡山为主，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暗地搜集夏、齐的劣迹材料，以便相机打击。这个小组由同盟会会员《晋阳公报》的访员蒋虎臣（清源县人），岢岚县的赵萃珍、赵萃瑛弟兄，张树帜以及协本部的司书弓尚文等人组成，由李嵩山具体负责。不久便侦知夏学津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经常出入抚署，与丁宝铨关系暧昧。小组成员在阎的策划下，立即通过《晋阳公报》，把这件丑闻公诸报端。在这前后，齐允贪污庸鄙的种种劣迹也被揭露。对此，丁宝铨恼羞成怒，下令严厉查拿敢于诋毁官长者。
恰在这时，弓尚文将载有与同盟会员往来的情况及同盟会活动的日记本丢失。协本部有人拾得后，即向丁抚告密。蒋虎臣、弓尚文被捕下狱，赵萃珍弟兄闻风逃匿。李嵩山是日记中所写的主要人物，丁、夏捕搜尤紧。南桂馨在1959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3）
其中所记的主要人物就是李嵩山，因为关于奔走登报各事，嵩山出力最多。此外，有关人物更多。因之，姚协统派二标队官祝孝萱至嵩山住所搜捕。我那时与李同院居住，正在紧急之际，我把嵩山送到基督教堂霍心斋处暂避，霍又把他转送到外国人邮务长宅。但这时，姚协统紧闭城门，搜捕嵩山，日久，必有被捕之虞。嵩山倘遇不测，则一切革命计划势必泄露。阎锡山找我设法放李出城远逃，则一切均无征验，大狱可免。适警务公所职员李树洲不悉此事，来找嵩山。我即延入我的屋里，向他说明嵩山被通缉事，并请他转求警务公所侦探长李成标营救。但树洲并非同盟会员，亦无革命意志，当时我怕他不肯照办，我先晓以利害。我说：“弓的笔记涉及巡警道王谟，王与丁抚不睦，倘嵩山被捕，与王诸多不便。”树洲为了他长官的安全，才肯转求成标。成标本系同盟会员，于是欣然慨允。我即在夜间，以轿车送嵩山至成标处，化装警察，以查火车为名，随成标混出城外，登车逃至保定。在保定与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同盟会员张培梅等会晤，张等为之布置善后，逃至安徽。我又向阎锡山索取百元，赶到保定。这时嵩山已离保定先逃，我交张培梅转寄此款，便又返回太原报告阎锡山。这一危机才算度过。
这次打击夏、齐的活动，是山西同盟分会与清廷在山西的统治者斗争的初次交锋。虽然统治者将同盟会员蒋虎臣等逮捕下狱（后被保释），但同盟会初试锋芒就使巡抚红人夏学津不能安于宝位（丁宝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夏调离军队，改任军械局总办，马龙标复任86标标统）。其次，通过这次活动，大大增强了同盟会内部的团结，提高了会员们的警惕，大家不分文人武将，同心对付当权者，展示了革命方面的力量。
但是，丁宝铨对夏学津的被迫调离仍然耿耿于怀，颇有等待时机让他重掌兵权的心愿。就在这时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文交惨案”。
“文交惨案”是因铲除（罂粟）酿成的。原来自咸丰年间以来，交城、文水两县之交，以开栅镇为中心，附近农民即开始种烟，“所出土浆几为天下之最”。农民因利之所在，扩大种植面积。政府为了增收地亩税，乃“履亩升科”。种烟遂成为半合法性质。1909年清政府又颁布六年禁绝种烟的命令，提前禁绝者，官员受奖。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一面谎报山西种烟业已禁绝；一面大肆开展禁烟。农民以种烟为生，要求缓禁。而县令刘彤光为了使农民按期完粮纳税，谎称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于是，农民仍依历年习惯，按时种烟。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决无一人私种。1910年春，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以禁止种烟“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回省报告，丁宝铨认为让夏学津重掌兵权的时机已到，遂派夏学津率第85标第1营及骑兵等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会同知县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群众环跪哀求，请对已下籽出苗之处开除禁令。夏学津本想借此表现，不依群众，并强捕武树福等6人，众人乃持农具刀棒，群集追夺，与官兵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 旁观者亦受其害，一学生弹中额角，一骑马行人中弹立毙。夏学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