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教岢鲆敖⑾执谢�30万团力的铁军”。所谓“铁军”，按阎锡山的解释，“就是要打人人受不住，人打来必定吃亏，使人不敢打不愿打无法打，而自己打人，却是无往而不胜利。”
为此，阎锡山开始调集军官进行周期训练，对原有部队进行分批补充，分期整理，积极扩军。他还提出：“我们能完成10万有团力的铁军，即可掌握山西；完成20万就可掌握二战区，驱逐敌人出境；如完成30万，即一定可以支持华北。” 。。
二、殚精自固（3）
恢复省党部
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由与会代表苗培成、赵连登等发起筹备， 经阎锡山允许，于1927年5月5日在太原正式成立的。
之后，虽几经改组，但势力并不是很大。1930年春，阎锡山掀起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被迫迁往天津英法租界内，活动中断。中原大战结束后，迁往天津的党部人员于同年冬陆续返回太原，省党部始得恢复。
1931年冬，省党部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制造了枪杀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的“一二？一八惨案”，激起全省人民和爱国青年的愤恨。省党部第二次被迫关门，先后流亡于北京、开封、西安等地。从此，山西境内长达7年之久无国民党党部的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得到改善。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CC系开始筹划在山西开展工作，蒋介石也向阎锡山提出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阎锡山深知要抗战必要依靠全国的力量，尤其是要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所以当国民党中央电令阎锡山恢复山西省党部时，阎锡山欣然应允。后经过筹备，1939年1月1日，在陕西三原县东里堡召开代表大会，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正式恢复。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赵戴文兼，邱仰浚、李江、梁化之、薄右丞、刘冠儒、武誓彭、王昉、刘奠基、李犹龙、王怀明、赵光庭等为执行委员， 黄树芬为书记长。内设秘书室、组织科、宣传科、社会科、总务科、会计室、编译室、社会服务处、文化服务社。下辖克难坡办事处、西安办事处、各区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各市、县党部。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恢复，既是蒋介石进一步加强对阎锡山进行统御的一个步骤，也是阎锡山谋求国民党政府支持的重大行动。
省党部恢复后能否顺利地活动，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阎锡山的态度。为了取得阎锡山的全力支持，省党部于4月在秋林举行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通过致阎锡山电，电文如下：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钧鉴，并转全体抗敌将士钧鉴：倭奴入寇，举国同仇，我公本党先进，国家柱石，帅（率）领诸将士，躬临阵地，转战年余，保卫全国重要之堡垒，打破狂寇亡我之迷梦，功勋彪炳，薄海同钦。诸将士浴血苦战，为国牺牲，精诚忠勇，全民感奋。本会誓率三晋同志，激励民众，协助我公及诸将士完成建国之大业，实现三*义之新中国。谨电慰问，敬祝健康。中国国民党山西省执行委员会鱼印。
阎锡山接电之后，欣慰地复电云：
中国国民党山西省执行委员会公鉴：鱼电悉，敌寇侵凌，举国同仇，山分属军人，杀敌卫国，职所应尔，荷承电慰，至深感篆，除将大电转知全体抗战将士外，专此布复，并申谢悃，阎锡山鱼即。
经阎锡山允许，省党部着手党员登记，建立各级组织。二战区军政各机关、学校等，分批进行集体登记入党。在全省9个区设立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专门负责督导各县的党务活动。办事处设指导专员、总干事、干事各1名，助理干事、录事各2名，由执行委员刘奠基、赵光庭、武誓彭、李江、刘冠儒、邱仰浚、李犹龙、薄右丞、王昉分别担任一至九区指导专员。另外，各县的县党部也逐步恢复。为了健全组织，还开办五六期党务训练班，培养专职党务干部。这样，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中止多年后，逐渐恢复起来。
二、殚精自固（4）
以后阎锡山为了求得蒋介石的进一步支持，还派梁化之去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受训。蒋介石亲自接见梁，并对他说：“二战区处在抗战和防共*斗争的最前线，不仅肩负着抗战的重任，而且必须打好*复兴的基础”，“阎先生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阎先生无论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的予以支援”。梁返回秋林，将重庆的情况向阎汇报后，阎很高兴。
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设特别党部，任命阎锡山为特别党部特派员，赵戴文为书记长。1939年9月4日，阎、赵在秋林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特派中委张继为监誓员，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国民政府参军王右瑜等参加典礼。张继在致词中吹捧阎锡山说：
此次阎特派员、赵书记长在××（即秋林——引者注）举行宣誓就职典，兄弟有无限感慨。阎同志赵同志昔日追随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引者注）革命，在北方做秘密工作，卒能推翻清廷，建立*。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山西在阎同志领导以（之）下，支撑抗战。初期一般人以为山西绝不能支持到今天，然而想不到今天的山西，仍然握在我们的手中，这不能不说是本党的光荣成绩。……现本党建立总裁制度，将来本党之成就，一定可观。希望×战区全体同志，在阎特派员赵书记长领导下努力，愿共勉之。
阎锡山在就职典礼上致答词，表示“中央此次派本人担任本战区特别党部特派员，本人要尽到自己最大力量去做。×战区的地位，在华北以及整个抗战上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山西是全国的堡垒，华北的要塞，西北的屏障，要支持抗战，自然要争取山西。……愿共同在总裁领导下奋斗到底”。
特别党部不设专职党务人员，由部队政工人员兼职，负责在军队中发展党员。
1942年9月，蒋介石为扩大其在山西的势力，极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山西省党部扩大编制，增设机构，增加人员，主任委员仍为赵戴文（1943年12月赵病故后由韩振声接任），书记长黄树芬（后由胡作砺继任）。将原科改为处，设秘书处、组训处、宣传处、妇女运动委员会、文化运动委员会、监察专责委员会办事处。下辖《民国日报》社、西安办事处、克难坡办事处、晋北办事处、各区督导员办事处及各市、县党部。
阎锡山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一方面密切了同蒋介石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借助国民党组织维护了自己的统治。从此国民党在山西的党务活动进入最为活跃时期。
重振“实业公司”
西北实业公司是阎锡山创办的大型集团企业。当日军大举进犯山西之时，阎锡山认为如此规模的大公司，绝不能落入敌手，便召集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部署公司的搬迁事宜。
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航标、协理彭士弘领命后，开始部署搬迁工作。那时风陵渡尚无黄河大桥，公司专门选派于邑菊、侯镇藩等数十人迅速南下，负责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过河事宜。并且就设备、物资的运输、装卸等责成专人负责，以保搬迁的顺利进行。此外，还派人赴西安，在沿陇海线各地勘查地址，以便各厂内迁后早日恢复生产。
阎锡山对西北制造厂（兵工厂）的搬迁十分关注。西北制造厂总办张书田，按照阎锡山的亲自交代，立即派技术主任马开衍飞抵重庆再转香港，将从德国购进的25万吨钢材转运重庆存放；同时召开各处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迁移方案。搬迁计划分三步进行，先迁至风陵渡，再渡过黄河迁往陕西，然后迁入四川。由于处在战时，只能择要而迁，先将车床、铣床、钻床、刨床、插床等轻型精密贵重机床，以及重要的原材料搬迁。对于笨重的机器，如水压机、蒸汽锤、大型熔铁炉，以及过于轻脆的机器，如枪弹机、切工机等则缓搬。张书田选派工务处处长孙采南带领部分职工和稽查队士兵，乘车南下，先期抵达风陵渡，进行设备存放场地的物色和守护。一切准备就绪，阎锡山指令同蒲铁路局每日拨给西北制造厂最少20节车皮，装运机器设备及材料。大规模的搬迁开始后，张书田又亲赴西安，与陕西当局磋商入陕的有关事宜。
二、殚精自固（5）
西北实业公司的搬迁绝非短期内所能做到的。为了维持局面，稳定人心，彭士弘决定一面尽快搬迁，一面发给留守职工双薪，加紧生产，赶修前方各部队枪炮，支援前线抗战。后经广大员工的努力，虽然抢运出部分机器、材料，但因时间仓促，运输困难（交通工具主要服务于战事），相当多的设备、材料未来得及搬出，太原便失陷。其中西北制造厂，因阎锡山特别关照，搬迁较快，也仅搬出器材的一部分，不及全厂财产的1/5。绝大部分机器设备被日军劫往东京、大阪和我国东北，仅此一项即损失220余万元。其他工厂几乎全部落入敌手。
从太原搬运出的机器设备等，先运抵风陵渡，堆放在渡口的沙滩和附近村庄，等待过河。
风陵渡位于晋、陕、豫交界之处，黄河在此由北向东奔腾而去，水流湍急，没有码头，仅有一简易的渡口。而要将数千吨的机器运过黄河，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便于渡河，西北制造厂总办张书田和职工历尽艰难，建成了临时码头，并在附近各处扣留民船30余只，专运机器、材料，成千职工在黄河两岸，苦战数月，到同年冬，方搬运过河。然后，根据张书田同陕西省出席蒋鼎文商定的条件——代为修配枪械，在沿陇海线择地设厂。首先勘查好陕西兴平县城隍庙为厂址，首批机器、材料即辗转运抵兴平。张书田即令制造厂总厂各处办公人员和南下工人，一律到兴平报到。兴平厂由胡启陈负责督工安装。因所运到之机器不多，人员未齐，便先收购废铁，制造手榴弹，并接受第二战区和中央军、陕西地方军的枪械修配任务。这是西北实业公司搬迁后，首先开工的工厂。
不久，山炮厂在宝鸡虢镇恢复生产。总厂也于年底在虢镇正式办公。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下，不便于集中生产，只得化整为零，步步设厂。先后在陕西褒城、城固及四川广元等地设分厂。
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航标及协理彭士弘，率少数职员携带账薄、文卷及部分产品于1938年撤至成都。至此，该公司的搬迁遂告一段落。
1938年春，战事相对缓和后，阎锡山得以考虑经济问题，首先在秋林设立了“太原绥靖公署第一室”，由王尊光任主任，专门管理前后方公营企业和经济部门，并在陕西和晋西新设一些商业部门。接着又成立“第二战区经济建设委员会”，阎锡山自兼会长，徐珙为秘书长，招聘技术人员，在陕西的宜川、耀县、泾阳一带筹设小型手工业工厂，生产军需、民用产品，以图就地自给。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1939年春，阎锡山开始谋划重振西北实业公司。他电召原西北实业公司技术人员由成都回宜川筹办小型工厂，公司协理彭士弘应召率领部分人员回到宜川。鉴于原西北实业公司除西北制造厂尚保留部分生产能力外，其他属于轻工生产的各厂，仅有部分职工，机器设备几乎阙无。如果仍沿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称，显然不恰当。经过磋商将原公司更名为“新记西北实业公司”。阎锡山仍自兼公司总经理。因原经理梁航标不愿出职，阎锡山遂委彭士弘为经理、曲宪治为协理。同时，聘请陈毅德、路济川、梁海峤、何子东、赵北海、羡心齐、任子清、任季中、郝宜卿等一批技术专家，筹划新记西北实业公司的建设事宜。对于原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等问题，责成原经理梁航标在成都负责清理。
二、殚精自固（6）
经筹备，“新记西北实业公司”于1939年7月1日正式复业，开设机器、棉织、毛织三厂，总部先设在宜川县之官亭镇，1940年2月转迁泾阳县鲁桥镇。不久，公司所属之机器厂、纺织厂、毛织厂相继建立投产。但是，有限的产品远远满足不了战时的需求。
阎锡山为进一步满足辖区生活必需品以及军需品的需要，又决定建立纺纱、火柴、火药、钢铁等工厂。为此，“新记西北实业公司”先后又设立了秋林火柴厂、官庄复兴纱厂、隰县火柴厂、隰县化学厂、孝义钢铁研究所、化学研究所（陕西三原县）。此外，公司还下设西安办事处、随部（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前方办事处。
这样，抗战胜利前，“新记西北实业公司”除公司本部外，已发展为7厂2所3处（办事处），共计13个单位，职员786人，工人2700余人。 这同抗战爆发前的西北实业公司是无法比拟的，那时公司拥有33个工矿企业，职员2051人，工人18597人。而新公司工人人数仅是原来的， 1943年的利润仅为原公司1937年上半年纯益的。
尽管如此，“新记西北实业公司”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坚持抗战还是作出些贡献的。它与原西北实业公司相比，创设目的不同：如果说原公司是以“救亡图存（阎锡山语）”而创立，目的在于进一步充实其经济基础，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而新公司则是为了“克难求存”而组建，目的在于克服因日军对阎统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
抗战胜利后，“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所属各厂，有的移交国民政府，有的赠给当地政府，有的迁移他地，仅有部分设备及工人返回太原，归属于接收后的西北实业公司。
增发晋钞
抗战前山西的主要金融机构有：山西省银行、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和晋北盐业银号，简称“四银行号”。
太原失守前夕，“四行银号”遵行阎锡山的指令遣散大批人员，仅留部分职员携带资金等，南迁运城营业。到运城后，“四银行号”手中拥有现洋约800万元（省行400余万元、铁路银号300余万元、垦业、盐业两银号约数十万元）、黄金10000余两、原金沙2000余两。另外，还有未发行的新钞票3000余万元。这些资金虽不算丰厚，但尚可供阎锡山支撑一段时间。
然而，这些有限的资金并未完全供第二战区使用，大部分流入国民党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南迁时，山西省银行曾将现洋300万元，以及黄金4000余两，委托先行迁移的驻太原的中国银行代运至运城，不想中国银行将之直运汉口，交给中国银行收存。阎锡山发觉后，大为恼火，将省行总经理王骧斥责了一番。省行即派人赴汉口追索，经过一年多交涉，仅要回日益贬值的法币300余万元。这样，阎锡山手中无形中流失了一笔资金。
以后，“四银行号”余有的现洋和黄金也几经周折变为不值钱的法币。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金银统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收存之外，不得私存。公营事业董事会董事长陆近礼向阎锡山请示，可将800万现洋送洛阳国民党中央银行兑换法币；黄金形体较小，10000两只用4只小木箱便能装下，可留作自用，设法送到西安保存。阎锡山批准了陆近礼的意见。可是10000两黄金起运西安，过黄河在潼关要经检查。为了避开检查，陆近礼同由太原迁到运城的中国农民银行太原分行襄理陈×接洽，按私情关系解决。即以中国农民银行太原分银的名义，开具护照，并由陈陪送到西安，寄存于该行西安行库内。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