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也因此而飞扬跋扈起来，居然以阎锡山的继承人自居，引起军人内部的倾轧，尤其是被排斥在铁军组织外的一些高级将领，极为不满，彼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阎锡山为了调和内部矛盾，便将杨爱源、孙楚、赵承绶、楚溪春、郭宗汾、彭毓斌、杨澄源等人，吸收到铁血团之内，并称之为“特团”，作为铁军的领导机构，以杨爱源为主任特委，其余人为特委，分担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三三铁血团”实际上仍由王靖国把持。因为与“特团”并存的机构是作为铁军组织公开的最高机关——“整军委员会”（1943年改为建军委员会，并把“二十八宿”称作督建委员），由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等人兼主任委员，但王靖国始终任办公室主任，一直把握着铁军组织。
三、扶旧抑新（1）
组织“同志会”
太原失陷后，山西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事上，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一步展开；政治上，阎锡山的旧政权逐渐缩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运动日益壮大。看到这些，阎锡山并不是十分高兴的。
1938年2月10日，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军政民高级干部，举行“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即“临汾会议”。会议按照阎锡山提出的“认识上适合需要，行动上把握现实且推动现实”的主要精神，作出了“抗战工作总决议案”。
该决议案规定，凡山西的政治工作人员应将认识统一到以下三个方面：实行由抗战到复兴的民族革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组织责任心。决议案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又规定了各项工作中的统一步骤：（一）健全*集中的政治机构，发挥廉洁的责任的政治效能；（二）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三）实施民族革命教育；（四）实行战时经济政策；（五）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六）铲除汉奸并发动争取不做汉奸运动；（七）发动人民战时服务，以促进军民合作；（八）发展公营事业，推行物产证券。
从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来看，应当说阎锡山的抗战态度并未改变，但是，这其中已经埋下了只能意会的目的，他力图要使山西抗战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发展。
当时，鉴于军政摩擦、新旧派之间的矛盾，阎锡山采取两种措施。首先是予以协调；其次是计划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实现新的统一。
阎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过去我们表现着‘不够’和‘不一’的两种病态：认识不够，领导不够，工作不够，更加上认识不一，组织不一；不够已经减低工作效率；不一更加分散革命力量，能纠正旧错误更建立新作风，使不一成为一，不够成为够，必能结成洋灰钢筋的团结，担负起民族革命的伟大使命！”
阎锡山还认为其旧军“不认识需要”，新军又“把握不着现实”，因此要“一方面打破‘安常守故’‘维持现状’的错误观念，一方面纠正‘脱离现实，操切操进’的幼稚行动”。为此，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机构，作为统一领导第二战区军政民各部门工作的集中组织，这样，既可将新旧两派统一于一个组织之内，以便协调矛盾，又可从组织上扶旧抑新。
于是，在阎锡山的授意下，由参加会议的军政民高级干部108人签名发起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阎锡山亲自为该会拟定了公约9条，由其秘书杨思诚用毛笔楷书抄在阎称之为“万金账”的厚麻纸本上。公约如下：
一、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复兴。
二、本会同志，应努力于抗战之种种工作，以求抗战之胜利；努力于迎头赶上之种种工作，以求民族之复兴。
三、本会同志之集合，在集体努力，集体监察，集体制裁，以加强工作效率，使一切政治军事突飞猛进。
四、本会会员，须有充分组织责任心，以促成各种职务责任心之圆满表现。
五、本会纪律，绝对实行烟、赌、赃的自治禁绝，与放弃组织责任心的严厉自裁（1942年在克难坡又增加了一个欺，即烟、赌、赃、欺）。
六、本会采*集中制，其干部组织分为两级：干部委员20人至30人，高级干部委员9人至13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扶旧抑新（2）
七、本会会员入会，须有会员一人之介绍，经审查通过后，填具志愿书，其介绍人须绝对负被介绍人遵守本会纪律之责。
八、本会发起人为当然会员。
九、本会公约，先由发起人通过，会员大会得修改之。
经过筹备，“民族革命同志会”于2月16日正式成立。阎锡山自任会长，指定赵戴文为副会长，孙楚、朱绶光、贾景德、杨爱源、楚溪春、续范亭、王怀明、陈长捷、邱仰浚、王尊光、李江、薄右丞、梁化之等13人为第一届高级干部委员。后来在吉县，朱绶光、贾景德、续范亭、陈长捷走后，增补彭毓斌、郭宗汾、赵承绶、王靖国。这一届高干大都是旧军政人员和阎锡山的心腹。因而，有“抗战，抗战，黄河两岸，十三个高干哄的一个老汉”的说法。牺盟会和新军负责人薄一波、牛荫冠、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等虽参与发起“同志会”，但无一进入高干之列，实际上是把牺盟会、新军领导人排挤在掌握军政大权的领导机构之外。这可以说是阎锡山从组织上推行扶旧抑新政策的开始。
阎锡山在成立大会上致开会辞，提出6点指示：（一）中心思想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二）中心任务为由抗战到复兴的民族革命；（三）组织原则为组织责任心和*集中制；（四）工作方式为集体领导，集体努力，集体制裁；（五）行动作风为知错认错，反求诸己取得人心；（六）组织生活为互相批评，检讨错误，严格的小组生活。
从上述6点指示可以看出，阎锡山试图通过“民族革命同志会”来控制山西抗战局面。可是，还未等阎锡山组织内部机构，日军即大举进攻临汾，阎被日军所追西逃陕西。因此，“同志会”实际上有名无实，直到5月间，阎返回晋西移驻吉县古贤村时，才成立临时执行部，分设5个处：秘书处，主任王怀明，干事杨思诚、朱点；组织处，主任梁化之，干事王箴；宣训处，主任李江，干事王继贤；政事处，主任薄右丞，干事田承绪；考核处，主任邱仰浚，干事潘泽清。
随着“同志会”组织机构的建立，阎锡山还同席尚谦（高干会议下设立的副总书记）制定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十大纪律和组织生活七项基本任务。十大纪律内容如下：
本会的巩固与进步，全在铁的纪律。但是纪律是纪律，铁是铁，纪律属于条文，铁属于人事，欲完成铁的纪律，人事方面，要以自己不犯，不容人犯的组织责任心，达到有犯必知有知必惩的程度。兹规定纪律十条，以资遵守。
一、不得违犯公约；
二、不得曲解主义及主张；
三、不得诋毁领袖；
四、不得破坏组织；
五、不得背叛组织；
六、必须严过组织生活，实行七项任务；
七、必须严守组织秘密；
八、必须服从组织决议及命令；
九、必须接受组织批评及处分；
十、必须遵守并维护组织纪律。
违犯以上一至五条者，开除并严厉处分。违犯六至十条者，警告、查看、退组、禁闭、停止会籍。
民族革命同志会组织生活7项基本任务：
一、发觉并打击政治奸细；
二、发现并争取革命同志；
三、联系并争取事务人才；
四、宣传扩大政治影响；
五、维护组织，检举组织弊端；
六、展开思想斗争，纠正不良影响；
七、联系民心争取民众使之与政治洽合。
1939年秋林会议之后，阎锡山又在“同志会”成立干部训练所，专门训练区县干部。7月，国民*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欲在山西设立分会，阎锡山便借机成立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因“民族革命同志会”不便公开，精建会对内实际上为“同志会”干委会，在各区县成立精建会分会，作为“同志会”的基层机构。第一届干委会设专职干委20人，兼职干委（由长官部各部门负责人兼）20人。这些专兼职干委，都由精建会聘为委员。精建会的委员长由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兼任，副委员长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兼任，办公室主任为裴琛。这样，精建会在行政系统上，与重庆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发生关系，在组织系统上则为“同志会”干委会，由阎锡山直接领导。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扶旧抑新（3）
10月29日，“民族革命同志会”在秋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阎锡山以“同志会”各区县分会尚未健全，且不公开为辞，直接指定出席代表。这天正值山西辛亥革命28周年纪念日，当晚举行提灯*大会，以示庆祝。
会上，山西省政府作了行政报告，二战区司令部参谋处作了军事报告，精建会办公室主任裴琛作了军政民视察报告，阎锡山以会长身份，作了题为“抗战最高峰”的政治报告，提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主张，是抗战的独生汤，实现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是抗战的最高峰”，积极谋求“抗战复兴”。
会议期间，新旧两派在讨论“民族革命同志会”公约时，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点是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复兴。”旧军政人员赞同阎锡山的主张，认为民族革命的任务与目的，是由抗战到复兴；而新派（即牺盟会）则认为民族革命，只能是抗战胜利，抗战以后的复兴，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新旧两派矛盾日趋尖锐，日益公开化。
新派每晚都回上葫芦村政治部开会，研究对策；旧派军政高级干部，则每晚在河滩里王靖国、邱仰浚住处开会，发起成立“同志会干部组织”（简称“同干”），以对抗牺盟会和决死队。因成立于河滩，故称“河滩组织”或“河滩会议”（1943年2月改为“同志会基本干部组织”，简称“基干”）。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新旧两派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正如当时秋林街头出现的一幅漫画：阎锡山骑着毛驴，席尚谦手拉缰绳，口吹喇叭，吹出“*”二字，杨贞吉（特务头子）腰插板斧随在驴后，板斧上写着“特务”二字。这幅漫画，实际上为新派揭露旧派所作。
阎锡山面对新旧两派的斗争，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态度，不但未追究何人所为，而且高唱“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实际上是支持旧派的。此时，新、旧两派虽有矛盾，但未公开决裂，阎锡山欲借“民族革命”的旗号，以“同志会”的组织形式维持统一的局面。
两次古贤会议
1938年5月16日，阎锡山因与卫立煌会晤，便由中市沿黄河东岸北上，到达古贤村（属吉县）。途中他作了一首《图存》诗：
立国全凭未雨绸，强邻谋我何时休？
适应环境早为计，民信兵足与政修。
这首诗埋伏了他“抗战”求存的思绪，可以说是他当时内心的表白。他以为中日战争短期之内恐难见分晓，因此，应当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考虑未来立国时的“存在”问题。
主意打定，阎锡山便开始付诸实施，首先重整他赖以“图存”的武装——晋绥军。晋绥军相对山西新军来说也即旧军。旧军是他几十年苦心经营一手培植起来的，是他统治山西的支柱，尽管这支军队“存在着种种弱点”，战斗力不强，但是，在他看来要维持自己的存在，还得依靠这支军队。
7月1日，阎锡山在古贤村秘密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即第一次古贤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对与会的师长以上军官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 与会者一时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阎锡山见将领们莫名其妙的神态，接着解释道：“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 同时，他又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立足之地吗？”这番话是用激将法使旧军将领认识到革新军队，发展自己的必要。为此，他强调说：“欲抗敌的成功，必须先求军队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而要以弱变强，就是军队要政治化，加强政治领导，使官兵打成一片，成为洋灰钢筋的团力。为此，他一方面要求旧军用政治动员，合理统御等措施来发挥士兵的创造性，实行避实击虚，不失机不吃亏的作战原则，灵活地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决定以“说服行政”“强民政治”的方法，使军民配合，打成一片。
三、扶旧抑新（4）
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充实旧军的问题，决定将原来准备给决死队两个军的番号（第33、34军）拨给旧军，将第71师扩编为第33军，教导2师扩编为第34军，由孙楚、杨澄源分任军长。
9月25日，阎锡山又在古贤村公开召开由军政民干部参加的“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即第二次古贤会议）。会议进行到10月8日，共举行大会7次，通过了他亲手制定的《抗敌行政十大纲领》《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和《抗战必要条件六项》。
《抗敌行政十大纲领》被阎锡山称之为“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决定，” 具体内容如下：
（一）“事事取得人心”。要求行政人员“父母其心，公仆其身”。鉴于当时已失掉人心，阎锡山让县长“把做继母的假爱民”，变成“亲父母的真爱民”，以“收复民心”。
（二）“实行说服行政”。公务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应讲求说服技术，“耐心听人民的反应，知道不服所在，始能说服”。
（三）“实行强民政治”。要强民就应“组训民众，盘查行人”。同时，“要减少怨声，先要耐得住怨声，计划周到，说服人民怨环境，不怨政治，并且要做到不忍怨政治”。
（四）“整理地方武力”。由于“地方政权被不良军队摧毁县份很多，应当努力整理，健全自身”。
（五）“尽量消除摩擦”。由于认识不同，权限不清，往往会出现摩擦，因而应确定同一目标、路线和方法，方能统一认识，“再明确规定权限，摩擦就能消除。”
（六）“严格执行纪律”。“政治是生存在纪律中，无纪律则不成政治，下级必须遵守纪律，上级务必严格执行纪律”。
（七）“按期实行考核”。在抗敌行政中，应“下边常报告，上边常派人视察，实行考核，评定成绩，推动工作”。
（八）“保障人民权利”。保障人民权利也必须掌握必要的“技术”，即“能在人民面前抱歉，甚至与人民痛哭一场，更能得到人民的同情。”
（九）“争取汉奸反正”。他认为“汉奸真实者少，被迫者多，应当尽力争取。……我们万不可拿少年气盛得意苛刻的态度，侮辱罗织的方法处理汉奸，使人本非汉奸而被迫成汉奸，原是假汉奸而迫成真汉奸。”
（十）“普及革命教育”。要壮大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组织，既要“普及民族革命教育建立中心思想”，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