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呢？发行晋钞吧，第3次晋钞刚刚回笼完毕，再发恐无信用，而且国民党中央明令禁止发行地方纸币。想来想去，阎锡山豁然想到自己曾提出的“物产证券”，于是决定由合作社发行“合作券”——“产物的收条”。
起初，阎锡山计划由随部经济管理社，用合作券的名称，立一折子，不印票子，交产品买货，一律记入折子。但是，因立摺存帐太繁琐，遂决定由随部经济管理社印发合作券。
合作券虽不是货币，但是一种有价证券。为保证印刷精美，防止伪造，阎锡山又决定由其印票机构——晋兴出版社统一印制。票面分1元、5元、10元3种，并印有县名。然后，由山西省经济管理局合作事业管理处发行。
阎锡山为避免国民党中央的责难，以示合作券与货币有所区别，特规定了合作券的五条原则：（一）以一县为流通范围，一出县境，即不能流通，县与县间使用汇兑办法；（二）合作券是产物的收条，把“发行”叫做“开付”；（三）不使用金融机构发行，而用商业机构——合作供销社开付；（四）按各县生产情形及交易总额决定应印数量，决不多印；（五）不印辅币，由各收合作社自印5角、2角5分、1角三种“找零凭条”。
阎锡山认为，合作券的开付，有一举多得的好处：一则可以鼓励生产，二则可以便利消费；三则可以补救货币上筹码的不足。
为了保证合作券的顺利发放，阎锡山还颁布了《山西省各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开付合作券办法》。规定合作券仅限于在原开付之合联社所属县境内购买物品；持券人如果向它县购买物品，或在它处有需用，得请求付合作券之合联社为之汇兑；合作券以日工为计算标准，每一日工折合作券为10元；合作券接受产物，须依据评定之价格，开付合作券；合作社必须收若干物，付若干券，不得将合作券移作另项开支等等。
一、“克难”求存（8）
根据上述办法，山西省经济管理局合作事业管理处，将合作券分发给各县合作社，然后通过接收产物向外开付，各县的粮食调节处，用合作券（记帐拨付）收购人民的粮食。而人民则用合作券到合作社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
因此，阎锡山自豪地说：“我新经济的灵魂，是扩大生产；而接收产物唯一的武器是合作券，可以说合作券是新经济制度的中心”。合作券不仅“可以鼓励人民无限制的发展生产”，而且由于“合作券是接收产物的收条，收一物，发一券，券物相等，不会贬值落价”。因为，合作券不受市场价格的影响，收物付券，收若干物，付若干券，产物的价值不变，合作券的价值也不变。所以，付出的合作券越多，接收的产物就越多，产物越多，国民经济就越繁荣，人民的生活也就越富裕。合作券在阎锡山眼里仿佛成了救世良方。
那么，开付合作券的结果如何？广大晋西人民的生活是否因之而有所改善呢？事实却与阎锡山所想象的大相径庭。
合作券的发行，既没有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未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阎锡山让山西省经济管理局粮食调节处，用合作券向农民购买粮食，而且规定每石小麦15元，固定不变。当时合作券与法币之比为1∶2，即每石小麦为法币30元。可是，小麦涨价至每石法币40、50、60元时，而合作券价仍为15元。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用同等价值的粮食买不到相应的货物，农民不再将粮食交付合作社。后由于商品供给紧张，物价飞涨，粮食调节处才将粮价调整为，每石小麦合作券250元，不久，每石小麦涨价至法币4000元，但收购价仍为合作券250元。据统计，从1943年初至1945年7月，阎锡山共发行合作券700余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购粮，共购得3万多石粮食。仅此一项，农民损失约法币5000万元以上。
合作券在开付过程中，也遇到诸多问题。首先，合作券的本位不确定，势必引起定物价的混乱。阎锡山虽说合作券不是货币，只是产物的收条，但是，如何通过产物来定合作券的价格呢？阎锡山最初要用“虚本位”，确定合作券价格。不久改用“粮本位”，以粮价作比，把粮价固定下来，以稳定合作券的价格。但是，粮食价格因受市场、季节等影响，根本无法固定，合作券价格自然难以稳定。最后，他又实行“工本位”，即以生产一石小麦所需18个工，每工定为合作券10元。
阎锡山以粮、工等作为合作券的本位，认为粮价不变，工价不变，物价即不变，合作券价就可以长久稳定下来。实际上，无论是粮价还是工价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建立在这种本位基础之上的合作券价格自然也不可能稳定，势必引起确定物价的混乱。
其次，接收物产，矛盾重重。阎锡山自嘘合作券能“辟开造产途径”，可尽量接收人民的产物。可是，阎锡山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现象，是否所有产物均适合社会需要？接收的产物能否全能推销出去？实行的结果表明，有的生产小组因原料、技术等因素，生产不出社会需要的产品；有的则盲目地生产过剩产品；有的则粗制滥造，产品质量低劣，可合作社还得全部接收。这样一来，更加剧了经济的混乱，一方面大量的过剩产品堆满了合作社的仓库，另一方面人民所需的用品日趋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克难”求存（9）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阎锡山又成立了“平价购销处”，以法币向蒋管区采购日用品，调拨各县合作社销售。这虽然缓解了供需紧张的矛盾。可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用法币采购商品，用合作券兑换商品，而回收的合作券又无法兑换为法币，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采购商品。以后，只好在合作社设立“供销部”和“购销部”两个门市部，前者收合作券，后者收法币，由各县合作社自行调度。但这样做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合作社唯恐供销部把外来商品卖出去无法清理法币债务，将来货一律交由购销部出售，结果供销部依然是山货累累。
再者，合作券常常“汇而不兑”。合作券的流通受县界的限制，一旦出县即不能使用。阎锡山为此曾制定了“汇兑办法，规定各县合作社按合作券与法币的比率，折合成法币，实行汇兑。但由于各县“券”、“币”比率不同，物价也不同，折算相当困难，时常发生“汇而不兑”之事。
“新经济政策”是阎锡山在抗战期间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对于缓减战时经济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用合作券曾收购了粮食3万余石。又如互助合作，实行专业化生产，在战时特定的条件下，不失为一项应急之策。但是，阎锡山的“新经济政策”从另一方面说，则给晋西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来晋西经济基础就十分薄弱，人民生活就相当艰苦，“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使人民生活更为艰难。
台湾学者称：“新经济的实施，是从基层做起，由家家计划到村村计划，使人尽其力，力无靡费，所以在抗战中的山西，可以说无闲人，无穷人，人人皆有工作，人人皆有生活。这不仅适应了艰苦抗战的需要，亦是一个社会性的大改进。” 这种说法实际没有考虑到如上所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境况，因而是失之偏颇的。
“兵农合一”
1943年，本来形势发展是很有利的，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出现了转机。然而，偏安晋西一隅的阎锡山，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兵员日益不足，补给也日趋困难。就拿阎锡山所谓的正规军第61军、第19军和骑兵来说，每连官兵最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则二三十人。 粮食补给愈来愈不能接济。由于晋西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加之连年征战，农民不仅交不起军粮，而且生活也无保障，不少人纷纷背井离乡，寻求活路。这些现实，阎锡山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今天的困难，是种地的人少，打仗的人少。”
2月间，孙楚在乡宁给阎锡山的电报中称：“目前农村无丁，无人种地，营盘无兵，无人打仗，部队已到瓦解境地”。阎锡山接电后坚定地提出要实现“种地的人多，打仗的人多。”
可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蒋介石是不可能给予解决兵源和军粮问题的。经过反复思考之后，阎锡山感到依靠他人不行，还是得自己设法解决，方能渡过难关。为此，他提出了“军事第一，食粮第一，必须向食粮中心的抗战政治的目标集中努力。” 经多次开会讨论，他又想出了一套“不但中国从来没有，就是世界各国也没有”的“两全之策”——“兵农合一”。
8月15日，阎锡山在克难坡召开有军师级军官和区（专区）、县级负责人参加的“未删行政会议”。会上，阎锡山正式决定试行“兵农合一”制度。他认为“兵农合一”的推行，不仅能使打仗的人多，种地的人多，而且还能把土地问题和国防问题熔一炉而解决，使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一谈而处理。
一、“克难”求存（10）
“兵农合一”的主要内容有三项：
（一）编组互助
以自然村为单位，把村中18至47岁的役龄壮丁，除去免役、缓役、禁役、停役的以外，不管其在村或不在村，每3人编为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其中1人为常务兵，入营服役受优待，其余2人为国民兵，在家领种份地或做工，每年共出小麦或小米5石，熟棉花10斤，优待同组的常备兵家属，简称“优待粮花”。常备兵服役3年（工兵、骑兵、炮兵4年）期满，转服国民兵役，由同组中另抽一人入营服役，如遇有人不愿服役时，以抽签方式解决。阎锡山规定“晋西的壮丁，除过补晋绥军外，不论中央军、八路军，统不能补；补上也不能顶兵役，将来还得补服晋绥军的兵役”。他还把每年11月1日定为“兵农合一节”，届时期满的常备兵回家，新常备兵入营。
不在村的役龄壮丁，限期由家属叫回，抽签服役，逾期不归者，则编入兵农互助小组，顶服国民兵役，由家属代出优待粮花。
半残废不堪充常备兵而有耕作能力能当主耕者，在校求学的学生与按章不能缓役者，以及离村5年以内无音信的役龄壮丁，都要按现役每3人编为1个纯国民兵小组，领种份地，交纳优待粮花，优待在营服役的外省籍士兵。
已在军中服役的本省籍士兵，由原籍村公所指定村中2人，编为1个兵农互助小组，给予优待粮6石、熟棉花10斤，以示优待。
编余人员，如系本省籍的役龄壮丁，找保返原籍编组，不得到其他省份另谋工作。
（二）划分份地
以村为单位，把村中的所有土地按年产量纯收益小麦或小米20石作为1份的标准，划分为若干份地，分配给国民兵领种。份地分为7等21级，优劣、远近相搭配，如果是果园、菜地，则按上述标准把产物与粮食折合，名为果木份地、蔬菜份地。划分份地必须确定村界，如遇纠纷，则由区派员强迫主持划界，不服从者给予惩处。
每个国民兵领1份地，如份地不够时，两个国民兵合领1份地；如份地有剩余时，可借耕。非国民兵和妇女，不得领份地。
国民兵领到份地后，或与家属自耕，或以自愿结合的方式，与村中有劳动力的人组成耕作小组，由国民兵当主耕人，合作耕种，劳动产品，按劳力大小分配。为了保证份地的耕作，由村公所适当调配耕畜与农具。
国民兵充当常务兵，或者死亡、迁出村，均须退还份地；如国民兵离村或中途改业，则实行夺田。
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规定每两粮银（交纳田赋的标准）的土地，由领种者每年交地主租粮小麦或小米1石。
国民兵在领份地时，还要宣誓，保证如期如数交纳田赋及征购食粮。为避免贫困的国民兵交不起粮租，领地前要先交优待粮花，否则不准领种。
（三）平均粮银
即把划入份地的田赋负担，重重加以平均。本来每份地多少粮银，每两粮银多少负担，都有定数。可阎锡山却说，抗战开始后，因日军的烧杀抢掠，各地的鱼鳞册（交纳田赋的底册）大部遗失，以致有些村的土地有地无粮或有粮无地，因此必须重新平均。即不管以前有粮无地，有地无粮，地好粮轻，地坏粮重，都要重新均粮。各县原有粮银，以不增不减为原则，偏高偏低时由全村“调剂”、县“补救”。无主或推于村中之土地，其粮银累入份地中。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克难”求存（11）
“未删行政会议”后，阎锡山召集山西省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个厅长、田粮处长、军管区司令部主任等组成兵农会议，作为领导“兵农合一”的机构，自兼主席，薄右丞、王平、耿誓、张凤翔、关民权等人为委员。
为了有效地推行“兵农合一”，阎锡山让薄右丞率人至乡宁县进行试点工作。薄在乡宁仅搞了10多天的试点就回去向阎锡山汇报说，“兵农合一”贫富皆大欢喜，农民普遍拥护，是“为人类谋幸福，替造化表功能”。阎锡山听后颇为满意，封薄为“兵农专家”，并在兵农会议下设办公室，作为推行“兵农合一”的具体承办机构，由薄右丞兼主任。他还下令从各机关抽调大批干部，分别主管编组、分地、均粮等事宜，制订有关“兵农合一”的各种章则法令，交付各区、县、小区、村统委会分级负责，加紧推行。
一切准备就绪后，阎锡山于1944年2月在吉县小河畔召集各大区统委会主任开会，研究在晋西各县普遍推行“兵农合一”的问题。又从各机关抽调100多名中下级干部，参加会议，准备会后首先赴各县开展宣传工作。
会上，阎锡山极力标榜自己的“兵农合一”制度是什么“新的井田制”，并且自信地说：“我们实行了兵农合一，从前‘叛变’（指参加决死队的人）的人，也要自愿回来编组，村中谋算做坏事的人，全不谋算了，因为做什么坏事，统比他不编组的害大。” 因此，应尽快实行“兵农合一”。
会后，阎锡山组成17个“兵农合一”宣导组，分赴各县指导推行“兵农合一”工作。宣导组的任务是解释阎锡山有关“兵农合一”的各项办法，解答区、村干部推行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如宣导组解决不了的，则直接电报兵农会议请示解决。
经过广泛宣传，仅一个春天，阎锡山便在他所辖的乡宁、吉县、大宁、永和、隰县、蒲县、石楼等7个完整县，普遍实行了“兵农合一”。在这7个县的53万人口中，共编兵农互助组50970个，抽出常备军42850人，编国民兵107060人。并在他能部分控制的新绛等16个县，抽常备兵27340人，编国民兵69460人。
这样一来，阎锡山对自己的这一办法更为赞赏，称“兵农合一”“不是个单纯不剥削的土地制度问题，实际是个……劳享合一，收负合一多方面的公道完善制度。” 它不仅“合乎公道”、“合乎人情”，而且“适于生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无一行不通，故可以永久不变”的制度。因而，应当将“兵农合一”加以“发挥光大，规定制度使之适合于今日之实际，则所谓经济问题，自不难迎刃而解，此非特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
阎锡山还标榜他的“兵农合一”是“聚宝盆”。他认为实行了“兵农合一”以后，解决了兵源与粮食不足的问题。因此，他在一次朝会上颇为自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