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句话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让咱们象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11月16日，赵承绶偕其参谋处长续志仁，换上便衣，到达白壁关。次日，楠山秀吉身着便服，在苏体仁、梁上椿陪同下，也到达白壁关举行会谈（即第一次白壁关会谈）。据赵承绶回忆，会谈前他同苏体仁进行了一段谈话：
苏秘密问我：“老总（指阎）是真诚和日方合作呢？还是应付一下？如果只是应付，我好想应付的办法。如果真诚合作，就认真安排合作办法”。我按照出发前阎锡山和我谈话的大意，对苏做了说明，并向苏探询日本方面能不能拨给些粮款以及武器弹药等。苏说：“看情况，只要老总能早日通电脱离重庆，进驻太原或孝义，这些事是可能办到的。”我又探询：“日方是否有合作诚意？苏说：“日本人是想依靠老总的，华北方面的局面，只有老总才能撑起来。只要老总能回到太原或者北平去，华北方面就会稳定下来。问题就看老总怎样做了。”我依照阎锡山事前嘱咐的话对苏说：“老总进驻孝义和太原，暂时还不能做到，因为在后方的兵工厂和眷属一下子不能迁回来，为了不惹人注意，必须逐步设法向前方移动，那就需要时间。而且目前时机还不够成熟，条件也不够充分，只有从长计议。
关于会谈内容，因只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并无文字记载。据赵承绶回忆：根据阎锡山所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楠山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试探阎锡山的意图，并未提什么具体条件，对于赵所提的要求，根据田中隆吉的授意，口头上完全答应，但又说须待回太原后，再商量决定，并且表示只要阎锡山“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会谈结束后，赵承绶即回克难坡复命，阎锡山听后表示满意。
日军为加速诱降阎锡山，又于12月间，主动将孝义西之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如来村等据点，让给阎锡山的骑兵第1军接防，名之曰：“让渡”。当该军接防上述据点时，阎锡山又指示温怀光亲率骑兵第1、2两师，仍以“佯攻”方式，向空中发射枪炮，以示用兵力“收复失地”，来掩饰与日军勾搭的真相。但是万没想到，阎的这种“假戏”，竟弄巧成拙，触怒当地日军。日军认为阎军这种行径，有伤“皇军”威信，不肯按期“让渡”。阎军只得向日军再三道歉，才算了事。
1941年3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偕同温怀光再到白壁关村，与日军举行第二次会商，其目的是想了解前次会谈提到的装备问题能否兑现。阎嘱咐赵说：“你这次去，可以带上亮三（温怀光字）一起去，要他和对方见见面，以后有许多事他就可以直接联系了。”并且说：“如果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咱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问题。你可用‘联系更方便’为理由，尽力和对方交涉，我看可以办到的。” 。。
二、与日勾搭（4）
4月7日，双方进行谈判（即第二次白壁关会谈）。楠山因此事尚未作出决定，避不出席，派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参加，并从北平特约与阎锡山有旧交的老特务林龟喜参加。
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如下：
（一）日、阎双方必须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前线部队彼此友好往来，互派人员联络，不得发生冲突。
（二）离石——军渡（黄河东岸）公路以北地区，对*之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以实行“会剿”。
在协议之后，赵承绶按照临行前阎锡山的嘱咐，以与日军“联系更方便”为理由，要求日军将孝义县城让给阎军接防，作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宫内表示同意，但须向太原军部请示后再作决定，并且邀请温怀光派高级军官到汾阳与日军“联欢”。
尔后日方经过研究，于6月同意将孝义城“让渡”给阎军，但附带声明，为了双方友好，阎军不得再沿用对双池、兑九峪的“佯攻”故技，不得对外宣传说将孝义城“攻下”，再次损伤“皇军”的威望。否则，日军将断然将城收回。
这样，阎军骑兵第1军军部和所属骑兵第2师师部，即进驻孝义县城。骑兵第1师、骑兵第4师都驻扎在附近村庄。
阎锡山对日军将孝义让出颇为满意，曾对赵承绶说：“这次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可以征到不少粮食，一县可抵晋西四五个县，还可以伸展到平遥、介休边上”。但是，阎锡山又认为，驻防孝义后，“共产党会大大宣传咱和日本人妥协、投降，”并且“可以直接打咱们”，“对咱很不利。” 他深恐温怀光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因此，令赵承绶将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由隰县移驻孝义。
从此，日阎之间，信使往来，更加频繁。阎锡山与日军的勾搭，遂成为公开的秘密。因而，引起了日本中枢政要和日军首脑机关的重视。陆军省、兴亚院、中国派遣军一致认为：对阎锡山的招抚，“是瓦解重庆将领中最有希望的工作。”以后，楠山的继任者岩松义雄和花谷正，“运用各种对华谋略”，作了更大的努力。从岩松义雄同年6月28日致阎锡山的一封信，可见一斑：
回顾过去北洋派之全盛时代，余为一青年将校，作为坂西顾问之助手，在北京非止一次有幸得拜阁下。尔来久违。余（近年）屡于华中执勤，南北隔绝，不能聆教，徒至敬仰二十余年！
余今奉大命，来至（与您）声息相通之地，却干戈相见，这种现状，个人衷心感到遗憾。
然毁于一旦之邦交，经由以兴亚之大局为重的中日同志之手，使和平建国之气运已与日共炽。由于余多年敬畏之知友汪先生等贵国有识忧时之士的努力，基本邦交调整方案也已走上轨道。不久前汪先生访日得以实现的确值得庆贺。特别是近来，余之同志田中少将已开始与阁下谈判讨共和平与山西之安定开发，恰于此时余奉命至晋赴任，乃余之最大欢乐与幸福。余曾在上海服务期间与许崇智、张继、居正等西山会议派诸友、更与黄郛、张群先生等交谈，说服在南昌之蒋介石从背面帮助过清党运动，余从当时就是一个彻底的*主义者，并非主张绝对需要讨共之今日始。幸阁下和汪先生共为中日百年大计，在*阵营合作，高举兴亚建设大旗，使贵国南北救国同志一齐奋起，此重大影响自不待言。而且讨共为名正言顺，和平为燃眉之急，余以为不应逡巡徘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与日勾搭（5）
试观今日世界战争之前途已渐明了，和平推迟一日招致十年损失。贵国为抗日战争所倚之外力今其果如何？英、美、苏均为其本国之安危，穷于苦思焦虑，无暇他顾。阁下夙善明察，今何空殉蒋之愚策！岂不闻大义灭亲？愿阁下以济万民于涂炭，救中国于未倒为己任。并请静观世界战争之推移和隆隆日本之实力。
以阁下之智德兼备、声高望重，此际正该决然英断、讨共反蒋，非余一人之希望，当为中外人士所赞赏。我明治维新之历史，由尊王攘夷而开国进取，其事可鉴，祈下决心。
余非强以此诱惑阁下，相信您的正义会同我等在讨共和平的大道上阔步前进。若此则大东亚之兴废、贵国之将来究用何良策，敢不仰听阁下垂教？余诚愿化干戈为玉帛。
与阁下在太原城头举杯赏月观花，谈爱国安民、救产拓荒之道，其乐如何。当就任之初，和、战等重大政策之抉择余当次第安排。文拙而意未尽。书中或有不敬之处，尚请原谅。余之真意切烦贤虑明察。
暑热之时尚希保重，匆匆顿首。
阎锡山上述活动表明，他逐渐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向“和”日转变。这一转变既有阎锡山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各种客观的因素。就前者而言，阎锡山抗日、联日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求得自存。正如他的亲信南桂馨、赵承绶所说：“阎锡山对日本是亦勾亦抗。” 就后者而言，则较为复杂，一是国民党政府抗日的败退，使阎锡山对抗日失去信心，同时，蒋介石对阎也有看法，曾欲调他出任西北行营主任，驻南郑或天水。阎锡山想要挟日本向蒋介石讨价还价。二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发动政治攻势，以所谓“谋略”诱降政策达到“和平”灭亡中国的目的。因而，日本对阎锡山采取了亦打亦拉的政策，企图通过拉他离间他与重庆政府的关系。由此不难看出，日方的主动诱降，是阎锡山抗日态度转变的主要因素。
“汾阳协定”
两次白壁关会谈后，日本军方认为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取得了成绩。于是陆军省于1941年5月下旬派田中隆吉以兵务局长的身份二次来到太原，代表内阁和陆军省主持对阎工作。日本北支派遣军（驻北平）司令官冈村宁次也不甘落后，派其特务参谋茂川秀和来到太原，插手对阎工作。田中和茂川到太原后，要求阎派赵承绶来太原商谈。
阎锡山不愿贸然派赵承绶去太原，诡称赵患伤寒病不能前往，7月3日，仍派刘迪吉前去。刘于7月5日到达太原。为了联系方便，日军提供给刘电台一部，因刘是译电员出身，可随时向阎锡山汇报有关情况，这样，日、阎之间首次实现了电台直通。
接着，田中与刘迪吉开始谈判。阎锡山通过电台让刘迪吉向田中提出如下条件：
（一）防共合作以打倒蒋介石为基本条件；
（二）为维持山西纸币价值，贷款5000万元；
（三）为充实山西军（现在兵力6～7万）的实力（当前以30万为目标），供给步枪10万枝，轻机枪二三千挺，大炮300门；
（四）以上述办法加强实力后，马上宣言*讨蒋，联合各地将领，为完成目的而迈进，其次另方面劝告蒋介石全面和平。
附带条件是：
（一）恢复山西西北实业公司；
（二）委任阎为华北国防总司令和南京政府军事委员长；
（三）以后每年须由南京政府给阎军2000万元，步枪10万支，大炮200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与日勾搭（6）
（四）以后须由南京政府支付1亿元作为华北民众济救费等。
这些条件本来是阎锡山虚与应付日方的计策，如不伦不类地提出“防共合作以打倒蒋介石为基本条件”，又如，自相矛盾地要求委任阎锡山为南京政府军事委员长，又要求由南京政府支付1亿元华北民众济救费。但在苏体仁、梁上椿、林龟喜的策划之下，经过数日的电报往还，阎锡山提出的苛刻要求，田中都答应了，双方达成所谓的“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草案，并约定在汾阳签字。
8月初，阎锡山打电报给驻扎在孝义的赵承绶说：“和日方交涉已办妥，对方要求派一能代表我的人到汾阳签字。我意你可就近代我前往，已派迪吉携我手章去你处，并面达一切。”赵承绶接电后，以“不善外交，不长辞令，恐辱君命，请另派别人”相推托。阎锡山即复电说：“时间已不允许再派别人，迪吉即到，你即可代我前往。
9月7日 ；赵承绶偕骑兵第1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骏鸣、骑兵第1师师长赵瑞及第7集团军参谋处长续志仁、刘迪吉、白太冲等，由孝义城北门出发，诡称到前线侦察地形，乘马向北奔驰而去，行至田屯镇约五六里的地方，进入路旁的高粱地里，脱下军装，换上事先准备好的长衫马褂，到达田屯镇。这时，日军派茂川秀和中佐和土田少佐参谋到村外将赵等迎接到日军驻地休息，傍晚分乘日军备好的小汽车驰往汾阳，住在日军汾阳旅社。苏体仁、梁上椿已在旅馆迎候。当晚，赵和苏、梁商谈签字问题。赵问：“日本人能不能签字后立即拨给武器、弹药和粮食、款项？”苏、梁回答：“当尽力而为，务必设法早日办到，希望老总也能早日通电。”苏、梁还转达日方的意见，希望赵承绶和温怀光两人，“在签字仪式上穿国民党正规军服，佩带军衔，以示郑重”。赵说：“这些东西在抗战一开始早就丢干净了，现在哪里去找。如果要穿军装，只能穿现有的灰布军衣出席”。
9月8日上午，签字仪式在汾阳城内若松旅团部屋顶花园举行。日方出席的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以及旅团长若松、参谋茂川、土田等，首先进入会场，端坐正面，俨然以战胜者自居。赵承绶率其随员入席。
据赵承绶、赵瑞回忆：会场上悬挂着日本的太阳旗和国民党的*。签字仪式开始，田边盛武首先拿出冈村宁次的指派书，与赵承绶交换阎锡山的指派书。田边见阎锡山亲笔的指派书仅寥寥十几个字，颇为不满，可是已来不及纠正，按程序继续进行。不料，日方却节外生枝提出要修改条文。
续志仁回忆说：
签字的条文本来是刘克惠（即刘迪吉——引者注）在太原和日军商订经阎锡山同意的，但临举行签字时，日军田边盛武说，雁北13县隶属蒙疆区，不能划归山西，要求修改条文。赵承绶回答说：“这是阎长官同意了的，不能更改，如要更改必须请示阎长官。”日军允许发电请示，签字未进行即散。赵及其随行人员仍返汾阳旅社，当由笔者把日军要求拟成密电，由白太冲派人送回孝义，由骑一军电台拍发。10日上午接到由孝义送来阎锡山的复电，坚持原条约不能变更，赵承绶着梁上椿转知日酋田边盛武。下午3时日军华北派遣军由北平派一个大佐级军官来汾阳，与赵承绶会面，他说：“日方和山西军诚意合作，以后共事的地方很多，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发生意见，就依阎先生主张，把雁北13县划归山西省管辖。”于是决定11日中午正式签字。当日上午11时，双方人员都齐集汾阳日军旅团部屋顶，正式举行签字仪式。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与日勾搭（7）
赵承绶和田边分别代表阎日双方在用日、中两种文字打印好的《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上签字。
协定内容共分“方针”和“要领”两部分，全文如下：
（一）本共存共荣建设新东亚之目的，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与南京政府合作。
（二）依据于南京缔结之中日国交调整基本条约，国内之政治及军事由中国方面自理。
晋绥军之管辖区，先为山西，渐次及于全华北。
实力充实时即行努力统一国家，实现东亚和平。
（三）（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
要 领
第一阶段
（一）晋绥军与日本军之间缔结停战协定。
（二）停战协定成立后，孝义县城交与晋绥军，晋绥军即向以孝义为中心之区域推进，阎长官移驻孝义县或隰县，与日本军紧密合作。
（三）合作实现后，日本军集中于军事上必要之地区，晋绥军担任山西省内各地方之治安。其详细办法，随时与日本军商定之。
（四）（晋绥军）兵力三十万，由山东、河北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由山西省内补充。
武器由南京政府给以下列数目之补充：
步？摇枪 十万枝
轻机枪 八千挺
重机枪 九百挺
掷弹筒 四千个
各种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