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义前兵运 部署起义（3）
1911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日），山西巡抚陆钟琦命令第85标先行出发，但他思索“如整队出发，又怕途中有变，反戈回攻太原。因令标统黄国梁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部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一标）各营，待命出发。但是未经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
在这紧急关头，同盟会核心成员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据南桂馨回忆：“九月初七日下午，在黄国梁家中开会计议起义办法，当时到会者：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南提议：我军开到河岸后，联合陕军，反攻运城、临汾、太原。阎、黄、温等均主张在省起义，即是首府革命，影响极大。最好明早一、二营领到子弹，及时发动。”
同盟会的纲领就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朝的统治是所有同盟会会员的责任，然而10月28日（即农历九月初七）集体作出在太原举行起义的决定，确系以阎锡山为主的。这种提法目前学术界虽有不同意见，但却得到了以下几方面分析的支持：
一、山西省最早参加同盟会的谷思慎，曾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负责人，1906年即回省发动革命，但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因人告密，转赴北京，所以他不可能参加28日的特别会议。
二、参加28日会议的温寿泉虽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并在留日学生会试中考到优等，在新军中威信尚高，但起义前并无实际兵权，所以起义的决定不可能首先由他提出。
三、参加28日会议的黄国梁，拥有兵权，但本人不是同盟会员（也是参加会议唯一非会员者），只是革命的同情者，所以不可能主动提出起义计划。之所以要他参加会议，并集中在他家举行，本身就可以看出同盟会领导人的良苦用心，这是在主动争取这位拥有兵权者。
四、参加28日会议的南桂馨，虽是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并在第85标中担任军需官，但屈居黄国梁之下，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虽提议先南下，后反攻，但被大家否决了。
五、参加28日会议的张瑜、乔煦，虽忠诚革命并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在第86标任管带，但有上司阎锡山在场，显然起义计划，不会由他们二人提出。
六、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又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同黄国梁是拜把兄弟，自出任标统后，更积极在军队中发展同盟会的力量，包括南桂馨出任军需官，也是他同黄国梁斡旋的；张瑜、乔煦又是他的部属，所以起义计划由他提出并最后裁定是合乎情理的。据阎锡山回忆：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农历九月初八（公历10月29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19日。
七、从1946年即去世的张树帜的日记中也能得到印证：
辛亥年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下午五点
树帜由陕省旋晋，甫下马即到咨议局晋谒副议长杜君上化。杜君喜云：今当中华民军起义之际，君在外面回来，令人可喜。现值我省群思起义，又令人可忧，未知君意若何？树帜云：可无忧。武汉起义地点、军器俱占优胜，况黎公元洪革命中之最有能力者，其筹划确有把握。现清政府已派陆军部尚书荫昌、南洋水师提督萨镇冰，统海陆军竭力攻之。攻如不胜，势必假兵外洋。吾晋若现时举事，清政府若移攻汉之全力，以攻吾晋，晋省人力枪械万难支持。又兼财政困难，何能奏效，待时而动未为晚。杜君云：与予意相合。我等即同订暂时不起义之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义前兵运 部署起义（4）
初五日早
驻军八十六标统带阎君锡山闻树帜旋省，即遣人邀之至寓所，会议起义办法。阎君云：前接君旋省信，渴望多日，未曾面谈。我同志等，逢此时机，尽可举事，想君早有筹划。树帜即以与杜君约言告之。阎君曰：不然。现今大势，君在途奔波，未必周知武汉起义详情，黎元洪已与德、美订有密约，接济人力枪械军饷。现有德人某君在黎君处协助办事。英、法二国俱极赞成，日俄虽未表同情，日与美为同盟国，美既赞成，日亦不至反对。俄则势成孤立，不敢为难。假兵外洋之举，无庸顾虑。况有黄君与来函约会响应。我省若不速为起义，以分清兵势力，时机一失，吾辈革命有何价值。即我前数年辛苦，竟成画饼，何面目对武汉同志乎！树帜云：既然如是，决不失此宝贵时机。我虽与杜君有约，亦何可遇事固执，岂肯为迟延，以贻后悔。阎君令树帜至五台县会馆见王栋材、杨沛霖、高冠南、谢维梓、李成林、杨彭龄、董化时、张绍丰、王嗣昌、史宗法、李润发、崔正春、胡亮天、南桂馨、赵萃瑛、陈锦文、霍全德、张培梅、王缵绪、金殿元、刘文英、张子奇、李嵩山、宁子青、乔贻斋、张树楠、仇亮、杜上化、张煌、赵戴文、张秉等，询其鼓吹数日，究竟筹划如何。奈树帜至馆后，祗得数人晤谈，均具有热心，尚难确指方针。是日晚间，树帜又返商于阎君寓所。阎君云：兹事体大，非赖军队不为功。现有时机可乘，抚台陆钟琦令驻城外八十五标统带黄君国梁带全标往韩信岭南驻扎，以御陕省民军。从此要求储蓄金及水壶、水碗、毛毯等件。按征兵规则，每兵月有储金二两，统计约有兵饷七万余两。现时库款支绌，断难如数发给。即开差军用要品，亦难一时备购，以此藉口为罢兵不动计，陆抚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先发制人，乘此即杀八十五标三营恶劣之管带熊国斌，纵陆抚派我全标军队出为攻打，我以同室不相操戈为辞，陆抚亦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乘此复杀本标三营管带满虏瑞荣，令三营兵士勿离原驻地点，各安秩序，一面令谘议局议长梁君善济向陆抚呈明兵变情形，逼令陆抚出城，派人护送，或城南小店镇，或城北阳曲湾，令其暂住，以避危险。俟大局甫定，即护送归籍。一面到谘议局大开会议，大举都督，意在不伤一人，不毁一物，以收文明改革之效果。树帜云：如此办法甚善。阎君又云：君明日邀我同志等即向八十五标官长兵士宣布此意，我与该标统带黄君相契，亦暗相结合。
初六日早
树帜与李成林、谢维梓、王栋材等晤面，将阎君锡山罢兵不动之手续，逐条宣布，众然其言。树帜即出城晤八十五标二营右队三棚正目杨彭龄、一营见习员高冠南及一营前队三棚正目王泽山等，欲将罢兵不动情形，报告各该营兵士，令其要求储蓄金并军用品。倘要求不遂，即行罢兵，以图举义。奈各该营官长士兵同志者，筹划尚未一致。树帜以此时难于骤举，扫兴而归。
初七日上午
树帜复纠集五台会馆所会之王栋材等，仍欲以罢兵之策激变军心，乃筹划至下午，尚未议定一致办法。八十五标统带黄国梁因与岭南出发命令甚为吃紧，不敢违抗，是日午后二钟先行南下。树帜睹此情事，几成画饼，败兴回城。然心犹未死，又觅李成林、刘文英偕至阎君锡山寓所，劝其赶速举事。并云：抚宪陆钟琦、警道连印防查极严，起事固为不易，然失此不图，窃恐我同志等偶为破获，终无起事之日。阎君默然良久云：我为倡首，决非有所顾虑，故意迟延，特恐举事无成，伤害人民，损失财产，何以对我三晋诸同胞，不若从容计划，庶能有济。如君等言，既危在眉睫，刻不容缓，何暇他顾，未知八十五标官长兵士能否响应？树帜云：该标官长兵士能否响应，未敢断定，如君决定或今晚或明晨一同举义，树帜虽无能，愿竭力担任，速至该标联络鼓吹，必达响应之目的而后止。且警界缉探队队官李成林亦允内应事，刘文英复应允宣告各机关诸同志，赶紧准备。于是阎君即以举事手续，布置方法，一一告于树帜并李、刘二君。谓：八十五标兵士如能响应，即以该标二营攻抚署，本标二营接济；其后该标一营两队攻警署，两队攻满营，本标一营两队守军装库，两队接济攻满营。但该标驻城外，今夜入城，诸多不便，必得翌晨进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事成我诸同志即到谘议局开全体大会，公举都督。事不成，由东门退出，无甚阻碍，以便举兵南下，与陕省民军结合，势力膨胀，好图再举。言毕，阎君即令树帜出城与八十五标联合，响应起义。约成，由电话以要了钱为暗口号，否则以没要了钱为暗口号。又令李成林通知杨沛霖、贾英联络警界。复令刘文英通知张培梅、王缵绪、王栋材、张子奇等联络军界。阎君亦着护兵邀参谋处帮办温寿泉及本标一营管带乔煦、二营管带张瑜约会举事。
张树帜的日记不像当日所记，可能有事后追忆成分。追忆的内容免不了有溢美之词，但整体上考察所述情节基本上是可信的。
从以上几方面看，阎锡山不仅在决定起义的会议中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召*议本身，也是出于他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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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光复 起义成功（1）
同盟会主要领导者决定起义之后，传达起义的决定，在秘密进行着。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将决定分头传达下去：
一是由南桂馨传达给王嗣昌、杨彭龄，并由杨转知李成林等。据当时任第85标2营左队2排4棚正目（中士班长）的郭登瀛回忆：
这天下午，当我领着士兵到城里搬运子弹时，杨彭龄悄悄告诉我，让我立即去侯家巷巡缉队找李成林，一起到南门外岗上铁路旁边老槐树下等他，有要事相商。当我同李成林一起来到约会的地点时，杨彭龄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我们三人坐在大槐树下，杨彭龄问我们：“你们知道我找你们干什么？”我们说：“不知道。”他说：“有一件顶重要的大事。”接着，他给我们传达了同盟会关于在29日拂晓举行起义的决定，并告诉李成林，在29日早上六点钟以前，务必把新南门打开，起义军进城时，不要让他们部下和起义军发生冲突。最后，老杨还再三嘱咐我们，严守秘密。
二是由张树帜奉阎锡山命到城外狄村第85标第1营进行联络，与正目和士兵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王致嘉等人见面。他们对起义计划表示赞成，然后由王致嘉和曹永升去动员各长官。最后到营本部（管带白文惠回家），督队官苗文华愿同大家一道起义。张树帜遂派人与第2营联络，并用暗语向阎锡山作报告。据张树帜《山西辛亥起义日记》载：
树帜当即出城拟与八十五标一营见习员高冠南及该营前队三棚正目王泽山，该标二营前队队官王嗣昌，该营右队三棚正兵杨彭龄晤面。不料是日适值星期，俱已外出，往返数次，未得一晤。树帜焦灼万分，拟归城再另筹办法。归于半途时已日晚，突与王君嗣昌途遇。王君一见甚骇，即云：君远游各省，因何速旋，此时出城，必有要事。树帜以无事浑之。王君下车，再三质问，谓我等知己，有何回护。树帜据以阎君锡山一切筹划实告。王君以军队清晨入城最为上策。因与王君同载归该营秘密筹划，时杨君彭龄适至，甫谈数语，该营管带姚君以价遣人邀王君讲说本营队伍南下，防备陕省民军一切事宜至两小时之久。时树帜将阎君锡山与应约会举事手续详告，杨君彭龄不以为然。谓我辈亦与黄君国梁、景君定成、李君嵩山、李君汝麟等并各营队官长兵士筹划再三，业经拟定办法，俟南下军队与岭南一带哥老会结合，假此群力，反攻太原，最易成功，我素与哥老会密有结纳。树帜与之辩，谓：哥老会能否结合，未敢预定，纵能结合，难免旷日持久，蹂躏乡民，曷若省垣人力枪械，俱臻至完备，成功较易。况抚宪警道搜捕益严，坐失时机，卒至贻误大局。彭龄因意旨不合，勃然而去。树帜挽之，欲与从容研究以图举事。适有一营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张得魁、刘思、杨大胜、赵有福、霍玉清、刘殿英、郑文龙、赵福堂、李玉炳、申魁文、黄兴武、马学曾、李玉魁、田墨林，本营监学高冠南亦相继至，力主必办，无少疑虑。树帜喜甚，将阎统带决定一切办法，向大众宣告，众拍手叫绝。树帜即以要了钱的暗口号，达锡山知之。复与众云：事关重大，推司令官为第一要事，谁能担此重任？君等阅历已久，必有素所钦佩。众云：司令重任，非君莫属。举事手续，任君指挥。时已夜半，树帜又令各邀同志，一时兵士齐集者三十人之谱。树帜云：营中官长俱已就寝，将各该官长门户分派把守，随带马刀，倘有阻挠，登时杀坏。树帜复令邀同志官长数人，右队司务长王致嘉至。树帜着王致嘉、曹永升并数正兵至各官长处，以推倒满虏大义相劝，有反对者杀之。各官长莫不从命。复至营本部，适营管带白文会［惠］归宿寓所，旋到督队官苗文华处。文华云：余蓄谋已久，特未预先联络，今日此举，甚合吾意。有正兵复向树帜请问办法。树帜云：官长虽勉强用命，是否心服，尚未敢必，一面把持电匣以防事泄，一面看守官长以防中变。又会本营兵士，持枪站队领取子弹，一呼百应，蜂拥齐集。兵士要求速发子弹，官长言子弹库汝等所知，可自行去取，遂一拥入库，任意携带。树帜令各归各棚，勿乱秩序。至是，树帜始得与众官长晤面。谓，今日乘机举事，真是天助成功。磕头订盟，复为演说，翌晨进城，严守军纪，勿得抢掠焚毁，至失革命宗旨。遂遣曹永升于二营杨彭龄、王嗣昌处言：一营准备已好，二营举动与否？我辈决意举动。嗣昌以此告各队官。咸谓吾辈素有此意，岂肯让人先我着鞭，卒至自失价值。遂报告本营管带姚以价，以价立表同情，将同志杨彭龄等一齐会议办法，复愿自任司令事。树帜闻知，因与督队官苗文华，右队队官应芝，左队司务长王致嘉私相计议，谓以价兵权在握，有不得不让之势。当即推司令官以价下令该营：前左二队攻抚署，右后二队守军装库，一营右后二队派苗文华率领攻满营。
二、山西光复 起义成功（2）
张树帜日记中记载的有关与杨彭龄相谈的情况，说杨“不以为然”，并准备南下结合哥老会等，可能是杨彭龄有意回避张树帜，这正说明了杨彭龄的高度警惕性。因为张树帜虽然早已是同盟会员，但因“交文惨案”被丁宝铨逮捕入狱，获释后赴陕，10月24日才从陕西回并，杨彭龄并不完全知晓张的身份，故不敢与之轻言起义事。
另据阎锡山回忆：
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官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并嘱该标见习官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入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4万粒子弹；二、三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