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决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决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办法。我们北大的革命（？）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的活动。这是崭新的创造，从来也没有听说牛头马面会让犯人背诵什么佛典，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在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动。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白金汉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刺骨。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当时在全国进入牛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可是同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见绌，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吗？但是有哪一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大院里来呢？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第一部分
第2节难得的经验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自己要写，非不可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我有一个渺渺茫茫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辞。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这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以上算是缘起。
第一部分
第3节从社教运动谈起
六十年代前半，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北大又大大地折腾了一番。规律仍然是：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混战了一阵，然后平静下来，又都奉命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于1965年秋天，开完了“国际饭店会议”以后，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分工管整党工作。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在铁道修建以前，是口内外的交通要道。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华，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村里社教运动进行的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谈。我只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一些情况。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来头是很大很大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我再去细说。它实际上是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时候。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我读到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钝，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然而我却偏偏忽略阶级斗争。我从文章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我只把它当做一篇平常的文章来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缺点（优点？）。看完了以后，我就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我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我还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晗三十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我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我内定他为我的“接班人”。就是这一个我的“心腹”，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账，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臭名远扬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我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扑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内部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诌了两句诗：“廿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第一部分
第4节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蓇葖，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的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