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策。
类似的感情也表现在金初的词中。金初词人以吴激和蔡松年（1107—1159）最为著名。元好问说：“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蔡松年字）与吴彦高（吴激字），号吴蔡体。”（《中州集·蔡丞相松年》）今各引一首为例：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吴激《人月圆》）
楼倚明河，山蟠乔木，故国秋光如水。常记别时，月冷半山环珮。到而今、桂影寻人，端好在、竹西歌吹。如醉。望白苹风里，关山无际。可惜琼瑶千里，有年少玉人，吟啸天外。脂粉清辉，冷射藕花冰蕊。念老去、镜里流年，空解道、人生适意。谁会？更微云疏雨，空庭鹤唳。（蔡松年《月华清》）
金兵灭北宋时，把皇帝、后妃、宫女等作为俘虏，押送北行。
吴激此词即为北宋的这些宫女而作，其时他自己也已处在金的统治之下。开头几句，悲悼北宋的灭亡、贵族豪门的没落。
“恍然一梦”三句写这些被虏北行的宫女，她们以前那种“仙肌胜雪，宫髻堆鸦”的生活已如梦境般地消失，当前所有的只是痛苦和屈辱。最后几句是说自己的命运跟她们一样悲惨。
蔡松年的词一开始就点明“乔木”、“故国”，但其故国之思，是与个人的一段难忘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又渗杂年华流逝的哀愁，显得血肉丰满。结尾两句虽似写景，而作者的无限惆怅见于言外。两篇均具有情真意挚的特点。
在金与南宋正式媾和以后，一方面金的统治者有意识地起用辽、宋遗臣，以缓和民族矛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渐趋稳定，汉族士大夫的内心痛苦也日渐减少，终致不再有北宋灭亡初期那样强烈的感情非抒发不可。于是，到了金的中叶，宋诗重理轻情的倾向又恢复起来，其突出标志是江西派的复兴。但很快遭到了反击。任情重真的传统在金代诗歌中继续占有主流地位。
生活在金代中后期的王若虚有《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有“言文首东坡、论诗右山谷”之语，今之学者亦多以为然。漫赋四诗，为商略之云》诗，其所谓“今之学者”，主要指金中叶的学者。在当时不满于江西派、起而批评的，尚有李纯甫、周昂、元好问等。
在这四人中，李、周的年辈较高。李纯甫，字之纯，承安（1196—1200）进士，官至尚书右都事。他在思想上主张儒、释、道合一，对宋代理学家却颇有非议，曾在其所著书中“就伊川、横渠、晦庵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
（《中州集·屏山李先生纯甫》）他与周昂是朋友。昂（？—1211）字德卿，曾任监察御史、三司判官等职。是王若虚的舅父。若虚的文学思想受其影响很深。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滹南遗老。曾任翰林直学士，有《滹南遗老集》。他与李纯甫虽均为承安进士，而其《忆之纯》诗说：
“幼岁求真契，中岁得伟人。倾怀当一面，投分许终身。”对纯甫十分推崇。以纯甫与周昂的关系来说，他的年辈实也较纯甫为晚。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在金代官至尚书左司员外郎。他八岁即能作诗，不但是这四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而且也是金代最突出的诗人。有《遗山集》。
在李纯甫、王若虚举进士的承安年间，他还是小孩子。
李纯甫为刘汲《西嵓集》作序说：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
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迳，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即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耶！？（转引自《中州集·刘西嵓汲》）
元好问编《中州集》，于所撰刘西嵓汲小传中如此大段引录李纯甫的议论，而此种议论对认识刘汲的生平、思想、诗歌等并无直接关系，这实在表现了他对纯甫这一议论的尊崇、赞同。元好问在《中州集》李纯甫小传中于纯甫亦极推重，那么，说元好问在文学思想上受有李纯甫的影响当并非傅会之语。
与李纯甫一样，周昂也认为“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无几，然谛视之，未有不差殊者。”（王若虚《滹南诗话》引）由此，他又提出：“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
（参见《中州集·常山周先生昂》及王若虚《滹南诗话》）。由这种理论虽可引出反江西派的结论，但他自己却并未正式提出反江西派的主张。所以，在金代中后期最早提出反江西派的主张的，实是李纯甫。值得注意的是：李纯甫为弘州人，弘州原属于辽。周昂真定人，王若虚藁城人，元好问太原秀容人；这些地方虽原属于北宋，但都接近辽、宋边界，较易接受辽文化的影响。李纯甫的强调“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显与辽文学的任情倾向相通。也可以说，金代中后期的这一反江西派的活动，与辽文学的传统不无联系。当然，反江西诗派的活动能以如此的规模展开，尚有其现实基础：金的衰亡给士大夫带来的内心痛苦和感情的激荡迫切地需要在诗歌里得到表现，江西诗派的主张跟这样的要求之间显然存在矛盾。
王若虚的《滹南诗话》除复述周昂的主张外，并明确提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又说：“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在他看来，诗歌只要出于诗人的“自得”，又能文字通顺，在逻辑上没有毛病（即所谓“辞达理顺”），不管趣尚如何，都是名篇；因为诗歌的根本要求，就是“发乎情性”的“哀乐之真”。所以，他反对黄庭坚的“以句法绳人”和其所倡导的在形式上的种种清规戒律，他认为那只能损害诗歌的情性之真。“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新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
他的《滹南诗话》不但对黄庭坚的诗作了很多抨击，对理学家的诗说也有所讥讽。如云：“欧公寄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伊川云：‘夙兴趋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诗人之言，岂可如是论哉？程子之诚敬，亦已甚矣。”这与李纯甫的不服膺理学，可谓一脉相承。
元好问的论诗主张集中于其绝句《论诗三十首》。下面几首常被引用：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耐尔何！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他肯定建安、魏晋，否定齐、梁，从而大为赞颂陈子昂，并致憾于沈、宋的不废齐、梁；他对温、李含有不满；对黄庭坚还有所肯定，对江西诗派则显含轻蔑。这跟李纯甫为刘汲《西嵓集》所作序中的论点以及《滹南诗话》中的上引见解都有相通之处。他在别的文章中，还说《诗经》中《氓》、《伯兮》、《静女》等篇，“皆以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见取于采诗之官，而圣人删诗，亦不敢尽废。”（《陶然集诗序》），更与李纯甫的“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同一机杼。不过，元好问又以为“盖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使今世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成文，适足以污简牍”（同上），将道德评价作为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给“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创作原则设定了限制，显示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但从下文所引的他的有些作品来看，他的限制并不严格，对率真、任情仍很坚持。
不过，对元好问来说，在其文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文学批评，而是诗歌创作。
他既生活在动乱的时代里，其诗也常与政治现实相关连。
一般说来，他那些直接写人民的贫困、饥饿、受官府欺压之类现象的诗，还不如他的那些着眼于现实、抒发其自身悲慨的作品来得动人。例如他的《雁门道中书所见》：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穟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奉驱车，人牛亦何苦！
这诗虽写了人民的苦难，统治者的贪暴，但带给读者的感受却比较一般，难以引起较强的同情或愤恨。那主要是因为作者自己跟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本有相当的距离，无法对他们的苦辛感同身受，从而对统治者的暴戾的憎恨也就不能真正强烈起来。但下面的这些诗却很能导致读者的共鸣。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三首之二）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四）
这两首都悲愤虬结而深具力度，战争的巨大灾难给诗人带来的焦虑、痛苦以十分凝炼、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前一首所写的战事虽发生在岐阳（今陕西凤翔一带），诗人则处于今河南省境内，但金王朝已一蹶不振，这样的祸难也随时可以降临到诗人头上。所以，他对此实有切肤之痛，篇末的“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已经不仅是基于对战区民众的同情，更是从自己命运出发的悲嘶。后一首虽有“乔木他年怀故国”之句，流露出对金王朝的情愫，但其重点仍在显示战祸的惨酷。意谓汴梁（今河南开封）即将毁灭，只剩下乔木、野烟，再也没有行人了，与前一首中残阳空城的境界相仿。只是后一首还突出了对不能卫护国家的群臣的蔑视和对自己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信心，较前一首的内容复杂；但无论哪一首都含有巨大的、感情的分量。这种浑厚、强烈的感情和由此导致的自然、丰富的想象，再配以高度的表现能力，就是元好问诗歌艺术成就的所在。
以上引的“岐阳西望”四句来说，所写的是对于被元兵包围的岐阳的极度关心及其想象中的当地的悲惨情景。其想象十分逼真而细腻，而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实不仅有赖于想象力的丰富，更有赖于对备受战争荼毒的岐阳（以及所有类似地区）的民众的深厚感情。没有这样的感情基础，想象力也就无从发挥作用。而且，在这样的想象中，连“野蔓”和“残阳”都被赋予了感情，这也正是诗人自身感情的外化。
至于其表现力之强，首先在于场景的创造和选择。如“野蔓”二句，分别写战死者的暴骨郊野与平民的大量被杀和逃亡而带来的城市的破灭，这正是战争的残酷最怵人心目之处。而这类场景并非诗人所见的实事，是在其想象中创造出来的。但当其想象之初，战争的种种恐怖场景必然纷至沓来，绝不止这两个，故要经过选择。同时，这些想象中的场景想来不会在一开始出现时就如此丰满，而应经历过由简单至繁复的、不断创造的过程。
其次是锤炼字句的功力。诗人力图以最少的字句来表现尽可能多的内容。这仍可以“野蔓”两句为例。赞“野蔓”的有情实是斥责元兵的残暴。问残阳“何意”照射空城，是说空城的情景已经惨不忍睹，残阳为什么还要照射它呢？“何意”一词虽似对残阳而发，其实是间接抒发自己的悲痛。换言之，有了“有情”、“何意”四字，这两句就兼具了写景物、抒感情两种性质。其锤炼字句的造诣，于此可见一斑。又，“残阳”本指夕阳，但“残”字也有残缺、残灭等意义；这里不用“夕阳”而用“残阳”，也就有可能使读者产生连太阳都已残破的联想，增加恐怖的气氛，同样是炼字的结果。
第三是典故的运用。这有助于增加叙述的灵动。例如“陇水东流闻哭声”一句，在全诗中实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但既然“岐阳西望无来信”，诗人又怎么能知道“野蔓”二句所述的那些情况呢？如说是料想所得，就必然削弱了感染力。
现在用了“陇水”一句，使上面所述成了传来的“哭声”所显示的内容；虽然实际上仍出于诗人的料想，在读者的感觉上却泯灭了料想的痕迹，在表现方面也显得玲珑剔透，一气呵成。那么，诗人又怎能听到那里传来的哭声呢？这是借助于典故。北朝《陇头歌》说：“陇头流水，鸣声呜咽。回望秦川，肝肠断绝”。“呜咽”本也可形容哭声，《南齐书·王俭传》就有“流涕呜咽”的话。所以，诗人把东流陇水的呜咽之声理解为哭声而写出了这一句。
元好问诗的写景也很有特色。既有“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颍亭留别》）那样的恬静，又有“两峰突兀何许来，元气淋漓洗秋碧”（《〈双峰竞秀图〉为参政杨侍郎赋》）
那样的壮阔。但无论是恬静或壮阔，流动于其间的都是充沛的的感情。写《颍亭留别》时，他已经历了现实的政治生活的许多痛苦，因而在远离政治喧嚣的大自然中获得某种解脱感，并对于他所认为的宁静景色欢喜赞叹，以致进到物我差别的泯灭①。至于“元气淋漓洗秋碧”那样的景象，与其说是对象（《双峰竞秀图》或作为该图原型的自然景色）本身就具有的特色，毋宁说是诗人的感受；因为那既非景色的自然属性，也非画面所能表现（画面至多只能表现得气势磅礴，却无法达到“元气淋漓”，何况还要用以“洗秋碧”）。如果考虑到诗人“沧海横流要此身”的自许，就可以了解他内心是在怎样强烈地渴求伟大和超众；所以，这诗句其实也正是其强烈的内心渴求的投影。总之，元好问的文学成就的获得，与辽文学以来的、在中国北部文学中的任情率真的传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显示诗人表现能力的以上三点，尤其是其二、三两点，却主要源于汉族的诗歌传统。因此，在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中，实已把辽文学以来的任情率真的特点与汉族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积累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①李光庭《广元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