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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所描写的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本书在讨论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时，就已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于商人所拥有的金钱力量足以对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构成破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兴盛，这种破坏又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从《金瓶梅词话》中我们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颁布的《明律》中关于房舍、器物、服饰等诸方面区分等级的规定，这时早已形同虚设。西门庆一家物质享用的奢华，远远超出于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会被路人议论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是贵戚皇孙家艳妾”。而官僚阶层面对这种金钱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纡贵。第四十九回写文采风流的蔡御史在西门庆家作客，受到优厚的款待，还得了两个歌妓陪夜，对于他的种种非法要求，无不一口应承。而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也因收受了西门庆的厚礼，送给他一个五品衔的理刑千户之职（第三十回），做了一笔权钱交易；在过生日之际，更以超过对待“满朝文武官员”的礼遇接待这位携大量金钱财物来认干爷的豪商。至于贿赂官吏，偷税逃税，在西门庆更是轻而易举之事。封建国家机器在商人的金钱的锈蚀下，已失去其原有的运转能力。
而西门庆正是凭藉其金钱买通政治权力，在相当的范围内为所欲为，乃至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并无机会被引纳为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他和这个封建政权多少仍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小说中有两处描写颇值得体味。一是四十九回写歌妓董娇儿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红纸大包封着”的一两银子，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嘲笑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这里显示了富商对文官的寒酸的卑视。另一处是五十七回写西门庆对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这里却又表示了对做“文官”——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的向往。
小说在这方面虽没有充分展开，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如果说西门庆是晚明市民阶层的一个代表人物的话，这类人物虽然能够以金钱买到一部分政治权力为己所用，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根本上影响这部国家机器。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他们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积极反抗的；在他们兴起之时，就已经卷入到封建政权的腐败过程中去了。所以，生命力的肆滥的宣泄，成为西门庆这一类人物体认和表现自身存在的方式。
在揭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方面，《金瓶梅词话》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而是十分广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尽管过去的小说在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我国戏曲、小说的特质之一，是“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有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即使歌颂民间反抗斗争的《水浒传》，也还是让正义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张（包括死后成神这一类给读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这多少给那种黑暗的社会抹上了一层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西门庆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莲，逍遥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对他莫可奈何；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而死……，这种无辜者受尽煎熬、悲惨而死、毫无抵偿的故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那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享受了一辈子的富贵荣华。他最后的纵欲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检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恶有恶报”；甚至他转世投胎，也仍旧是做富户。现实的沉重和阴暗，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压抑，从而更有可能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本质。这种描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末世的政治确实格外地混乱无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对传统道德已彻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够有效地约制社会的统治阶层，提供正义的理想。
与上述内容相关联，《金瓶梅词话》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还大量描写了那种时代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在这部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里勾心斗角，相互压迫。西门庆家中妻妾成群，花团锦簇，但众妻妾乃至奴婢之间的争宠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在多妻制婚姻关系中女性心理的阴寒。小说有很多地方写到西门庆在占有各色女子时，一面寻欢作乐，一面商谈着财物的施予，两性关系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还有，像五十六回写帮闲角色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他的妻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钱的驱使下是何等的可悲与可怜。而且，作者明显是有意识地在描写两性之间为金钱所左右的交往时大量引用那些辞采华美、富于温情的诗、词、曲，让人感觉到：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仅在政治方面不存在王国维所谓“诗歌的正义”，在男女交往中也极少存在诗歌的温情。
历史的演进是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肯定“好货”、“好色”是晚明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潮，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力量远不够强大、具有正面意义的新道德难以确立的情况下，这种思潮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西门庆一类人物身上）却常常会以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金瓶梅词话》的思想内涵因此也带有这一历史变异时期的复杂性。为小说作序的“欣欣子”（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作者的另一化名），称此书的宗旨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但这只是一种有意识的和常规性的标榜，小说本身则很少有基于传统道德的说教；作者一方面揭示了物质欲望和情欲的膨胀使人性趋向于贪婪丑恶，同时也如实地反映出追求这些欲望的满足乃是人性中不可抑制的力量。金钱和情欲不是被简单地否定的，而是同时被视为既是邪恶之源，又是快乐与幸福之源。以对于李瓶儿的描写为例，她先嫁给花子虚，彼此间毫无感情，后来又嫁蒋竹山，仍然得不到满足，在这一段生活中，她的性格较多地表现为淫邪乃至残忍；
嫁给西门庆后，情欲获得满足，又生了儿子，她就更多地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与贤惠来。这明白地显示出：过度纵欲固然不可取，但对自然欲望的抑制，却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人性的恶化。虽然，作者很难以一种恰当的态度来处理这种人性的矛盾，而最终只能以虚无和幻灭来结束他的故事，但至少他对人性的看法，已经不再是简单化的了。
《金瓶梅词话》受后人批评最多的，是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这种描写又很粗鄙，几乎完全未曾从美感上考虑，所以格外显得不堪，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认为，当时社会中从最高统治阶层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小说中的这种描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产物。不过，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和晚明社会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关联，它是这一思潮的一种粗鄙而庸俗的表现形态。
三、《金瓶梅词话》的艺术成就与地位
《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标志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过去的长篇通俗小说，主要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素材，在民间的“说话”艺术中经过长期的酝酿、改造而形成的，注重传奇色彩、故事情节，在人物的善恶分判上简单而分明，构成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而《金瓶梅词话》作为文人的独立创作，明显突破了以上这些范式。它问世不久，就传抄于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沈德符等当代最著名的文人之手，也说明了它在小说史上的特殊性。
从取材来说，在这以前成就最高的三部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以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民间英雄好汉、神话人物为中心，归纳起来，可以说它们都是写非凡人物的非凡经历和非凡故事，是传奇性的小说。
虽然这些人物故事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生活情景，但毕竟是经过了很大程度的想象与改造，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有距离的。《金瓶梅词话》则是以一个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以这个家庭的广泛社会联系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人物是凡琐的，没有什么超常的本领和业绩；它的故事也是凡琐的，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它表现了小说创作对于人的真实平常的生活状态的深入关注与考察，从而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或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世情书”。
凡是优秀的小说，都必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一定成就。但尽管如此，传奇性的小说放在首位的还是故事情节，即使以前小说中最以写人物擅长的《水浒传》，也首先是以故事情节吸引人，很少能看到仅仅为了显示人物性格而对情节发展并无多大意义的事件。而在《金瓶梅词话》中，则明显地出现了故事情节的淡化。它所描绘的大量的生活琐事，对于情节的发展并无意义，却能充分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如第八回潘金莲因等西门庆不来，便拿迎儿出气，打了她几十马鞭不够，又在她脸上掐了两道血口子才罢休，这和以后的故事发展毫无关系，却有力地揭示了潘金莲那种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残忍性格。此外如五十四回写西门庆与应伯爵等游郊园，五十七回写道长募缘、西门庆施银等等，此类“闲笔”甚多。
可以说，《金瓶梅词话》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已经把重心从故事情节转移到人物形象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过去从民间“说话”中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为了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听众、读者容易把握人物，其人物性格一般是单纯而鲜明的，坏人一切都坏，好人纵有缺点（如《水浒传》中李逵、鲁智深那样），也无损于其基本的品质。但这样的人物虽然容易被接受，相对于复杂的实际生活来说却是简单化了。《金瓶梅词话》写人物，就不再是这样简单的处理。
前面我们说到，这部小说中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但同样这部小说中也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如小说中写李瓶儿，既有泼辣、凶狠，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一切的一面，但在更多的场合下，她表现出善良、懦弱和富于同情心一面，她的性格是极为丰富的。又如奴才来旺的妻子宋惠莲，是一个俏丽、轻浮、浅薄的女人，她勾搭上了西门庆，便得意忘形，一心想摆脱丈夫，在西门庆家爬上个小老婆的位子。但当来旺被西门庆陷害时，她却悲愤异常，“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念着他们在贫贱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真诚感情。她痛骂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西门庆百般劝诱，她再也不肯就范，最后终于自杀（第二十六回）。她确实是贪图钱财和虚荣、品格卑贱的人，但在这后面，却又保存着某种人性中的高贵的东西。
这样的人物形象，是过去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就是西门庆，固然是个恶人，但他的“恶”也不是以简单的符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慷慨豪爽、“救人贫难”，多少表现出市民阶层所重视的品德。他对妇女从来就是贪得无厌地占有和玩弄，但当李瓶儿病死时，他也确实表现了真诚的悲痛。小说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十分细致。一方面，西门庆不顾潘道士提出的“恐祸将及身”的警告，坚持要守在垂危的李瓶儿的身旁，当她死后，不顾一切地抱着她的尸体哭叫：“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另一方面，作者又借西门庆心腹玳安之口指出：“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但这里并不是说西门庆的感情是虚假的，而是说这种感情与李瓶儿嫁他时带来了大量的钱财有极大关系，贪财是他的感情的重要基础。而这种真诚的一时冲动的感情，却又不能改变西门庆好色的无耻本性，小说接着又写他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两夜”，就在灵床的对面奸污了奶子如意儿（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回）。西门庆的形象就是在这样丰富的性格层次中塑出来的，所以能够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
而且，《金瓶梅词话》描写人物性格，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个人天性来看待，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联系起来。譬如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富于邪恶品格的女人，同西门庆真可谓天生一对。但仔细读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她的邪恶是在她的悲惨的命运中滋长起来的。潘金莲出生在一个穷裁缝的家庭，九岁就被卖到王招宣府中学弹唱，学得“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后来又被转卖给张大户，年方十八就被那老头儿收用了；再后来她又被迫嫁给“人物猥獧”的武大。她美貌出众，聪明伶俐，却从来没有机会在正常的环境中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来到西门庆家中，她既不像吴月娘那样有一个尊贵的主妇身份，也不像李瓶儿、孟玉楼那样有钱，可以买得他人的欢心，但她又不甘于被人轻视，便只能凭藉自己的美貌与机灵，用尽一切手段来占取主人西门庆的宠爱，以此同其他人抗衡。她的心理是因受压抑而变态的，她用邪恶的手段来夺取幸福与享乐，又在这邪恶中毁灭了自己。
《金瓶梅词话》的语言一向为人们所称道。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诗、词、曲时，往往与人物的身份、教养不符，但总体上说是非常有生气的。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的口吻、语气，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从中表现出人物的心理与个性，以具有强烈的直观性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迅称赞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请他关照生意，之后留他宿夜，来至翡翠轩：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嗑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