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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在济南的顾炎武也写过一首《赋得秋柳》，不管是唱和之作还是有意针对王士禛的《秋柳》而作，总之它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情调，顾诗仅从末联“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夕日斜”来看，就可以体会到一种现实的悲哀，对于他这一类文人来说，明清易代尚不能视之为过去了的历史。但王诗所表现的从历史的悲哀中挣脱出来的要求，无疑在社会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所以它能传诵一时。到了康熙中期，这种心理愈加深入，像《桃花扇》一类作品，均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就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来说，王士禛的《秋柳四首》虽是咏物之作，却并不黏滞于“物”；虽关涉历史，却也并不粘滞于“史”。它所传达的，是诗人对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所产生的人生伤感，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能在时光中驻留而注定要被毁灭的伤感。但这种伤感不是用尖锐和刺激性的语言显示出来，而是在美丽的意象与和婉的声韵中隐约地流动，可以感受却很难实指。这种艺术特点已经符合于他后来提出的诗歌理论主张——所谓“神韵说”。康熙初王士禛任官扬州时，曾编选唐人律绝为《神韵集》（已佚），为其标举“神韵说”之始。晚年他又编选了《唐贤三昧集》，再次表述了这一主张，其序文云：
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于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
王氏对唐代诗人，不喜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而偏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集中所选，也主要是这一路诗人的作品。从上引序文来看，“神韵说”主要要求诗歌应有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韵致，富于言外之味。在其他地方，王士禛还多次提出诗歌应有清亮的音节，这也是构成“神韵”所不可少的因素。
所谓“神韵说”并不只是重复司空图、严羽诸人的诗论，这里既包含了七子派对“格调”的讲求，也包含了公安派“性灵”的意味，杨绳武称“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类”（《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即指明了这一点。但同样是结合七子与公安两派的特点来创作，吴伟业的诗尽管闪烁其词，他从现实中感受到的痛苦还是较强烈地在诗中表现出来，王士禛把它进一步淡化了。他的一些著名的绝句，完全通过景物来抒情，则更显得空渺。如《江上》：
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
作者对此诗颇为自得，尝夸许为“一时伫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香祖笔记》）。诗中的画面确实很美，也能够体会到某种孤独的情绪，但已近乎有无之间。此外，《晓雨复登燕子矶绝顶》中的“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再过露筋祠》中的“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等句，也都被评为体现“神韵”的神来之笔。
王士禛既富才情，地位又高，他的“神韵说”提出之后，在诗坛风靡一时。但也有诗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士禛的甥婿赵执信。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康熙进士，官至右赞善。因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被革职。有《饴山堂集》。
赵执信在其诗论著作《谈龙录》中对王士禛诗论和诗作提出的批评，要点有三：一是“神韵说”过于玄虚缥缈，二是王氏只取一格，眼界太狭，三是王氏“诗中无人”。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赵与王的分歧，关乎两人个性和遭遇的不同。赵执信为人负气自傲，有狂士之名。罢官后漂泊四方，心境更是慷慨不平，他无法把自己的性情隐没在淡远悠渺的“神韵”中。如《暮秋吟望》：
小阁高栖老一枝，闲吟了不为秋悲。寒山常带斜阳色，新月偏明落叶时。烟水极天鸿有影，霜风卷地菊无姿。二更短烛三升酒，北斗低横未拟窥。
诗写潦倒的秋日情怀，却不欲以悲秋的雅士自居，亦不欲以赏菊的高士自居，在刻峭的语言中，一意要呈露自己兀傲的姿态。由此看来，他反对王士禛的“诗中无人”，原因是很清楚的。
和王士禛同时驰名诗坛的，另有朱彝尊，当时有“南朱北王”之称，赵执信也尊奉他们为两大家（见《谈龙录》）。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
曾长期游幕四方，五十岁时方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预修《明史》，后归乡潜心著述。有诗文集《曝书亭集》，并编有《明诗综》。同时他也是著名的词家，为浙西词派的开创者，有《曝书亭词》，并编有《词综》；还是博通经史的学者，著有《经义考》等。他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文人。
朱彝尊论诗，早期宗唐黜宋，对于陆游批评尤为尖锐，谓其诗“句法稠叠”，“令人生憎”（《书剑南集后》），晚年则由唐入宋。但总体上说，他的诗有学者气，重才藻，求典雅，缺乏初盛唐诗歌激荡奔放的气概。如《送袁骏还吴门》：
袁郎失意归去来，弹铗长歌空复哀。天寒好向汝南卧，酒尽谁逢河朔杯。远岸枫林孤棹入，平江秋水夕阳开。要离墓上经过地，知尔相思日几回。
诗中引用了冯谖弹铗、袁安卧雪、刘松与袁绍子弟酣饮以避暑和皋伯通葬梁鸿于要离墓旁等典故，表现了对友人的理解和情谊，从中可以看出朱彝尊诗的一般特点。
在他的一些抒发个人不平之愤的诗作中，语言则较为明快，如《寂寞行》等；另有部分短小的写景诗和歌谣体的诗，像《永嘉杂诗二十首》、《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也写得较为轻灵。下录《永嘉杂诗二十首》中的《孤屿》：
孤屿题诗处，中川激乱流。相看风色暮，未可缆轻舟。
清人对朱彝尊的诗评价很高，这和清人重学问的风气有关。实际就诗的形象性和情味的感人而言，他并不能与王士禛相比。
清诗中重学问而抑制激情的风气，不可避免导致向宋诗的回复，而公开举起崇尚宋诗旗号的诗人，是查慎行。查慎行（1650—1728）字悔余，号初白，原名嗣琏，字夏重，浙江海宁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敬业堂集》。他诗崇苏轼和陆游，对苏尤为倾心，曾费时多年撰《补注东坡编年诗》。同时属于宋诗派的诗人，尚有宋荦等。
查慎行的诗较多反映了社会民生问题，但其用意在于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表现士大夫“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故叙述多而激情少。晚年诗多歌功颂德，尤为无味。他的优秀之作，是一些描述行旅景色和风土人情的诗，如《自湘东驿遵陆至芦溪》：
黄花古渡接芦溪，行过萍乡路渐低。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鸭岸东西。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犹与湖南风土近，春深无处不耕犁。
此诗用语浅淡，描摹出农家的生活气息，能得苏轼、陆游同类诗的白描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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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词
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这种变化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习惯上，词和散曲相比于诗而言都较为轻松自由，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而词与散曲相比，又要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尖新、浅俗、活泼为胜，接近于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是明显的。这也造成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纳兰性德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填词》诗）就是指出了词对于诗的弥补作用。可以说，清词的“中兴”，和起初宋词的兴起，具有很相似的背景。
清代前期的词，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三大家。
清词的兴起，与陈、朱二人的提倡关系最大，谭献谓“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又谓“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但要论才情卓异，令人无从追随，却要数纳兰这位满族公子，这也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出身名门，其父贞慧为复社重要人物，以气节著称。他少负才名，性豪迈，明末为诸生，入清周游四方，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中，晚年始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能诗，工骈文，尤以词著称，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其弟宗石在《湖海楼词序》称其“中年始学为诗余”，又同里蒋景祁序云：“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可见他的词基本都作于入清以后。这种情况，或与清诗风气的变化同他的个性不合、难以满足他的抒情需要有关。所作存约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
陈维崧词题材广泛，无所不入，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贺新郎·纤夫词》、《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纪田家语》等记述民间疾苦，即在苏、辛词中，亦为罕见。而以感慨身世、怀古伤今的抒情之作最具特色，语言风格以豪放为主，很明显是学辛弃疾的。如《贺新郎·甲辰广陵中秋小饮孙豹人溉堂归歌示阮亭》：
把洒狂歌起，正天上、琉璃万顷，月华如水。下有长江流不尽，多少残山剩垒！谁说道、英雄竟死！一听秦筝人已醉，恨月明、恰照吾衰矣。城楼点，打不止。
当年此夜吴趋里，有无数、红牙金缨，明眸皓齿。笑作镇西鸜鹆舞，眼底何知程、李？讵今日、一寒至此！明月无情蝉鬓去，且五湖、归伴鱼竿耳。知我者，阮亭子。
此篇作于康熙三年，距明亡未久，时王士禛（阮亭）官扬州，陈与之交好。词感慨南明政权的腐败，寄寓故国之思，抒发英雄失志之悲愤，辞气慷慨，笔力浑厚。句法带有散文成分，意脉连贯而顿挫分明，正是发扬了辛词的特色。《迦陵词》中，以这种苍凉豪放之作最多，许多小令，也写得很有骨力，如《好事近》：“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另外，陈维崧也像辛弃疾一样，写有一些婉媚风格的词。
后世崇尚蕴藉词风的人于陈作或有不满，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批评他“发扬蹈厉而无余蕴”，这实不足为迦陵词之病。要说到缺陷，他的词一是追仿辛弃疾的痕迹过重，未免缺乏独创的力量；二是写作过多过速，甚至有“一日得数十首”（陈宗石《湖海楼词序》）的，这样难免会出现粗率的作品。
当时在陈维崧周围还会聚了一些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任绳隗、曹亮武、蒋景祁、陈维岳等。他们相互唱和，并编有《今词苑》（陈维崧主编）、《瑶华集》（蒋景祁编）等词选，一时也颇有声势，以宜兴古名称“阳羡派”。但他们对于建立宗派并不积极，其风格在正宗词人看来也只是一种“别调”，故影响不大，并很快趋于式微。
朱彝尊是名诗人，在清词中影响更大。他认为明词因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标举“清空”、“醇雅”（其说源于张炎）以矫之。他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云：“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他还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衍其主张。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风从，“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惕堂词序》）。后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及本人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其势力笼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
朱彝尊的《曝书亭词》由数种词集汇编而成。所作讲求词律工严，用字致密清新，其佳者意境醇雅净亮，极为精巧。
如《洞仙歌·吴江晓发》：
澄湖淡月，响渔榔无数。一霎通波拨柔橹，过垂虹亭畔，语鸭桥边，篱根绽、点点牵牛花吐。红楼思此际，谢女檀郎，几处残灯在窗户。随分且欹眠，枕上吴歌，声未了、梦轻重作。也尽胜、鞭丝乱山中，听风铎郎当，马头冲雾。
静谧的江南水乡的清晨，乘舟出发的风情，被描摹得十分细腻。一路月淡水柔，篱边花发，楼头灯残，舟中人在吴歌声中若梦若醒，写出一种清幽的情趣。
朱彝尊有一部分据说是为其妻妹而作的情词，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艳之笔。下面是其中的一首《眼儿媚》：
那年私语小窗边，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无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头船。一声归去，临行又坐，乍起翻眠。
把初恋时的欲罢还休，热恋后离别之际的坐立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字平易清新，却又可以领略到孤诣锤炼的功力。
朱彝尊词中，还有一部分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意。如《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的结末几句：“数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古水荒沟寒月。”但这类词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而且在朱彝尊那里也不是主要的。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而他们的特点正是用精雅的语言形式构造清空虚渺的意境，作为逃脱现实的心灵寄寓，这里有着时代、处境和心理的相似之处。后人批评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
与朱彝尊同时的浙西派词人，成就都不高。这一派的另一位重要词家厉鹗时代较晚，情况也有些变化，我们到后面再作介绍。
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1655—1685）。他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一等侍卫。自幼敏悟，好读书，与陈维崧、朱彝尊等众多当世名士相交往，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曾救助吴兆骞由宁古塔戍所归还，为世所称，而落拓之士得其力者甚多。有《通志堂集》、《纳兰词》（又名《饮水词》）。
纳兰性德于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李煜之词出语天然，其感人处全在性情之真和感悟之深，原无从摹拟，而纳兰词也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生活的经历很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出入相府、宫廷的生活，在他非但不觉得满足，反而感觉到难言的压抑。“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