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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的词作，文字简净，少用华艳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词旨在若隐若显之间。他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前人颇多称颂，下面这首《木兰花慢·杨花》也很有名：
儘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
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和张氏大多数词作一样，这首也包涵了一种物华衰残之哀。或许这一类词确实隐埋着什么特别的人生感想，但所谓“风骚之旨”究竟是什么，是无法寻得头绪的。只是杨花所象征的那种不甘零落而终究零落的命运和悲凉情绪，还是可以体会。
与朱彝尊、厉鹗的词作相比，它的感染力显然差得多。这种若隐若显的写法，虽可以作为多种风格中的一种，但如果要求所有的词都这样来写，单调和重复将不可避免。张惠言一生作词不多，恐怕就与此有关。
通行本《词选》后面，附有郑善长所编《附录》一卷，收张惠言、张琦兄弟及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珹、金式玉和郑善长自己的词，他们中除后三人为安徽歙县人外，其余都是常州（武进、阳湖）人，因此他们被称为“常州词派”，但这些人中，黄景仁、钱季重早逝，恽敬、李兆洛、陆继辂等为阳湖派古文家，并不以词名，堪称张氏羽翼的是后三人，他们都是张氏的门生。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真正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稍后的周济。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周济早年曾随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学词，但他与继承张氏衣钵的董氏之说“或合或否”（《味隽斋词自序》），对张氏的词论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见。其一，张惠言提出词体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选序》）相近，因此词与诗赋有同样的价值，这掀起了词史上所谓“尊体运动”。
周济更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进一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其二，张惠言重比兴寄托，但如以他在《词选序》中的“指发幽隐”之说为准的话，实在是很容易把词写成谜语。周济也强调寄托，但在讲“非寄托不入”时又讲“专寄托不出”（见《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超然于事象之上，使“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避免了把词中的意象、文辞变成一种隐晦的“代码”。其三，张惠言《词选》虽贯穿其理论主张，但范围稍广，兼有精选读本的性质，周济《宋四家词选》只取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而以其他词家分属这四家之下，并明确提出学词的途径是“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则完全成为学词的范本，且更为简明。他推重张氏所不取的吴文英，又以周邦彦为最高典范，均与《词选》的标准有所不同。
常州派的理论经过周济的发挥，更为系统化，也更为简明实用，所以影响也更为广泛深远，笼罩了清后期的词坛。
在浙派、常州派先后成为词坛主要势力时，也有些词人不依傍这两家，其中项廷纪（1798—1835）较有成就。他原名鸿祚，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举人，应进士试不第，漂泊谋食，早卒。有《忆云词》。前人多将他列入浙派，然项氏既对当时浙派中人有所指责，且明言其《忆云词丁稿》“惟仿花间小令”（《忆云词》自序），则显然有自别于浙派之意。
他的词多写身世凄凉之感。有一首《满江红》，有小序云：
“九月十四晚乘月过虎跑，憩小池上，见寺门未阖，闲步见客室，有皂衣高冠者呵禁甚厉。问老僧，知当轴诸贵人宴两试官于此，始忆城中放榜又三日矣。一笑纪此。”
独有常娥，不笑我、青衫依旧。正相伴、寺门乞茗，野桥沽酒。小隐竟成丁令鹤，学仙羞逐淮王狗。趁夜凉、来叩远公房，惊而走。莲座倨，蛮狮吼。松径僻，骄骢骤。只维摩病瘠，见人摇首。身贱自遭奴隶薄，心闲好与溪山友。怪秋坟、鬼听忽揶揄，颜之厚。
项词大多重藻丽，这一首则以质朴的文辞，写出遭受凌辱的痛苦，有真切的人生感受。
清中期的词和诗的进展有显著差距，比较清初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家鼎立的局面，也显得寂寥。但应该说厉鹗的词还是很有特色的，张惠言的词在语言形式方面也有其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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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清中期的骈文与散文
清中期的文，情况较为繁复。既有骈体与散体的对立，散体之中，也有正统的“古文”与这以外的散体文的区别，而正统的“古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诗歌一样，清中期包括骈文在内的广义的散文，在脱离为封建政教服务而恢复自由抒情和个性表现的功能上，有较显著的发展。
一、骈文的兴盛
自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骈文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但作为官方文书的应用文体，仍为一般读书人所熟悉。而唐宋古文的传统因受理学牵制，在元明显得无法顺应时代的变化，骈文又有了重兴的机会。晚明时期，一方面是小品文在近俗的方向上打破了唐宋古文的传统，另一方面，复社诸子提倡骈文，则是在古雅的方向上起到同样的作用。入清以后，文化风气总体上的趋雅，使骈文更容易得到肯定。清初的骈文名家陈维崧、毛奇龄诸人，实际是把晚明风气带入清代的作家，稍后则有章藻功。至雍正、乾隆之际，胡天游成为承上启下的人物，时人称其“骈体文直掩徐、庚”（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至乾隆、嘉庆之际，骈文大盛。这一过程，大致如《清史稿·胡天游传》所说：
俪体文自三唐而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
乾、嘉骈文之盛，又带有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意味。方苞“义法”中程朱理学的内核，实较唐宋古文的“道统”更为迂腐固执，其文章不近人情之处，也远甚于唐宋古文家。在社会已经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它遭到反对是必然的。乾隆时代及稍后的著名学者文士，如钱大昕、袁枚、章学诚、阮元，均在各自不同的立足点上攻击桐城派。重汉学而轻宋学的学者，多讥方氏空疏浮薄而徒为大言，如钱大昕乃说：“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与友人书》）思想较激进的袁枚则肆意嘲笑古文家之自称“明道”，说这不过是“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即拉大旗作虎皮伎俩。阮元又据六朝文笔说立论，赞同萧统以“沉思翰藻”之作为文，而经、史、子著作均非文的观点，视骈文为文章的正统（见《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在这样的风气中，骈文作者林立，选集并出。如吴鼒编有《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收录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吴锡麒、孙星衍、洪亮吉、曾燠、孔广森八人之作，号称“骈文八大家”（吴鼒本人也是骈文作家）；曾燠编有《国朝骈体正宗》，收录毛奇龄以下数十人之作；李兆洛又编有大规模的《骈体文钞》，收录秦至隋的文章七百余篇，而实际包括许多散体文，其用意是“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清史稿》本传），并与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争一短长。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应数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三十四岁为贡生，后绝意仕进，钻研经史，以博学称。有《述学》等。汪中的生平，与他的朋友黄景仁有些相似，“少苦孤露，长苦奔走，晚苦疾疚”，而“未尝有生人之乐”（汪喜孙《汪容甫先生年谱》），却禀性孤直，恃才傲物，被目为狂人，“众畏其口，誓欲杀之”（卢文弨《公祭汪容甫文》）。他不喜宋儒之学，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每加驳斥，文章也自具思想光彩。如《列子·说符篇》记“狐父之盗”路遇“爰旌目”将饿死于道，遂以食物救活了他，而爰旌目醒后义不食盗者之食，终于饿死。汪中取前半部分作《狐父之盗颂》，热烈赞美狐父之盗救人的美德。作者认为，盗者之食是冒犯死刑而得，而施之不望有报，纯为“悲心内激”，所以是格外可贵的，叹为“吁嗟子盗，孰如其仁！”江藩称汪中著此文“以写怀自伤”（《汉学师承记》），未必全面。它不仅有意与“义不食盗者之食”的正统道德观相背，把苦难者求生的权力放在传统道义观之上，而且强调人与人休戚相关的感情才具真正的道德价值，都表现了作者对人性和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
另有《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均为人所称道，而《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优美，感情动人：
岁在单阏，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回光寺，其左有废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庐皆尽，惟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艺风情，故老遗闻，多能道者。余尝览其画迹，丛兰修竹，文弱不胜，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吾生之不及见也。
夫托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
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昔婕妤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
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老弱之命，悬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何异？只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者生哀。事有伤心，不嫌非偶。
贫贱者难以维持人格的尊严，徒有才情灵性，不免为世所摧辱，故“人生实难”——这种切身感受，是作者将被视作卑贱的妓女马守真引为同调、伤悼她同时也是伤悼自己的基础。
这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人道精神，与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是有时代差异的。文章骈散兼行，安雅而委曲，确是难得的美文。
但骈体文固有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取代散体文的优势地位。写作上的困难，使它无法为大量学养有限的文人所掌握；
而在运用范围上，它也有局限。即以汪中作品而论，他的名篇《哀盐船文》描写仪征江面盐船连片失火、死伤无数的情状，著名学者杭世骏在为此文所作的序文中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但以这种修辞性极强的文体描述极悲惨之事，实在不很相宜。又清中期骈文家多是名学者，学问气过重，又从另一面妨害了骈体文的成就。
二、桐城派古文的流变
桐城派古文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但并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同时，它也顺应时势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人以其书室名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后辞官，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又编有《古文辞类纂》，流布极广。
姚氏古文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他的长处是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总结性、具体化的工作。
第一，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在古文理论中加入考证，这是对当时气势正盛的汉学的让步。姚氏本人也做考证研究，有《郡县考》等，但根底不深。他所说的“考证”涵义较广，主要是指做文章所需要的一种学养和辨明事实的功夫，而不专指作为学术研究的考证。
第二，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前四者之后，摆脱后四者的束缚，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这基本上是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的旧东西，姚鼐把它们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密化了。
第三，姚鼐上承《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体性》、《诗品》、《沧浪诗话》等对于艺术风格问题的探求，以简驭繁，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在《复鲁絜非书》中，他以一系列的譬喻来描绘二者的不同。较之西洋美学概念，大致“阳刚”近于“崇高”，“阴柔”则近于“优美”。同时，他还指出阳刚、阴柔因不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变化，虽各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本人的文章，说理、议论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写人物和景物，也间有生动之笔。如《袁随园君墓志铭》，文字端谨，既写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点，又寓褒贬之意，《方染露传》近似于此。他的游记颇重文采，不像方苞为了追求庄肃雅洁而显得板重。《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虽乏独创之力，尚有文字凝炼简洁和刻画生动之长。前者“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写黄昏登山远眺所见；后者“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写潭中大石，都是漂亮的文笔。下面录《登泰山记》中观日出的一节：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姚鼐是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性却很聪明的人，桐城派由于他而声势大张。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由此桐城派几乎发展到全国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
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另外，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体例清楚，选择较精，并附以评论，便于学习掌握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要旨，此书流布天下，也极大地助长了桐城派的声势。学者们看不起桐城派，原因之一是它的熟套，而这种熟套却正是桐城派获得众人趋从的重要法宝。
在正统“古文”的系统中，沿桐城派之流而别开蹊径的，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