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盛大的、活泼而亲切的祭礼场面。神灵由巫师扮演，周围的人群伴随他（她）或歌或舞，在敬神娱神的同时，起到娱人的作用。那些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他们对人保持善良友好态度，又同人很亲近，毫无可畏之处。这些都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
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在诗中又都呈现会合无缘、彷徨怅惘的状态，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怀疑。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屈原自己人生失路、孤独凄凉的心情。如《湘君》、《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相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湘君》开头写道：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
波兮木叶下。
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不安融为一体，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全诗将方位的变动（山阿——山上——山间），气候的变化（晴朗——阴晦——雷雨大作），情节的推进（赴约——候人——失恋），心灵的波动（喜悦——惆怅——怨愤）结合起来，写得情景交融，和谐动人。其中写到山鬼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望不见人影，她想到的是“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呢！最后一节是：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已经到了深夜，雷鸣电闪，风雨交加，落叶飘飞，猿鸣凄戚，山鬼依然彷徨伫立，不肯离去。在北方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失恋的歌，但绝没有如此强烈、固执、不顾一切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山鬼》中这种描写，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表现对恋爱对象的忠贞（其实在《湘君》、《湘夫人》的结尾，都有与对方决绝、另有所求的表示），而是像“岁既晏兮孰华予”所表示的，是对生命应有的美好的追求。这也很能显示楚文化的特点。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在这失败的悲剧中，写出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诗人的礼赞，既呈现了楚人刚毅的性格，也寄托着他对祖国复兴的期望。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包含着先秦文学中少数几篇完全以神话为素材、又经过文学化的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作品。它虽然没有《离骚》那样壮阔的场面，但语言的精美、抒情的细致，尤其景物与情感的相互融合与衬托，却是别具一种长处。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王逸《楚辞章句》却列在宋玉名下。今人多从司马迁之说。所招为谁何之魂，又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说是屈原自招其魂，一说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多数研究者持后一种说法。
“招魂”本是楚地一种习俗。诗人借用此种风俗，以奇异的想象，写出这篇奇异的作品。全篇除开头一段引言说明招魂原因外，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假托“巫阳”之言，竭力渲染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天上、幽都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诗人的笔下，各种吃人食魂的鬼怪，凶残狰狞的毒蛇猛兽，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诡异恐怖的图景。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以招魂归来，辉煌的殿堂，华贵的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又是那样耀人眼目，动人心魄。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
《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它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以后在鲍照、韩愈、李贺等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招魂》这一特点的再现。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当时是已经有了现存答案的，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的答案。像尧舜，不仅在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而且在《离骚》、《九章》中也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在《天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
我们必须注意：任何社会，不论处在如何幼稚的认识水平上（其实，从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立场来看，任何时代的有限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幼稚成分），都需要而且必然地对自然、社会、历史提出某种系统化的解释。打破这种解释，对现存答案提出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人类的认识不断进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而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虽然开展了百家争鸣，但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因而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由于《天问》是一部思想性特别强的作品，形象的描写较少，在文学意义上，其价值就逊于屈原的其他作品了。
第五节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第六节 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
一般说来，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极少是单独出现在世间的。同样，我们也不应把创造楚辞的功绩，完全归于屈原一人。不仅楚国民间文学的基础非常重要，而且，部分归于屈原名下的诗篇究竟是否屈原所作，毕竟还是有争论的。只不过对屈原同时代人的情况，已经无从探知。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结尾处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①这一段话很简略，我们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时代在屈原之后，都曾担任某种官职（否则无所谓“谏”），都在文学方面学习屈原，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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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好辞而以赋见称”一句中，“辞”指广义的有文采的文章，“赋”是汉人对楚辞的通用名称。不少人据此句提出：司马迁已有区分楚辞与“赋”的意思，是错解的。《史记·屈原列传》在这以后明明说：屈原“作《怀沙》之赋”。且假令此处有区别之意，司马迁又何以知道“以赋见称”的宋玉等人所爱好的却不是“赋”而是“辞”？逻辑上无法说通。
三人中，唐勒无作品存世①；关于景差，王逸《楚辞章句》在《大招》一篇下先标为屈原作，又说“或言景差”。作者既无法肯定，《大招》又非出色之作，可存而不论。提及他们，只是说明除屈原外，楚国确有一群楚辞作家。但可以具体评述的，只是宋玉一人。
宋玉的生平情况，其他晚出的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均无篇名。王逸《楚辞章句》中有《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②。以上，《招魂》已基本断定为屈原作品；《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所以我们也存而不论。因此可以具体评述的，又只有《九辩》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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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勒”为篇题的残简，有些研究者认为是唐勒赋，但根据不足。
②另外，《古文苑》中六篇，明代《广文选》中三篇，显系伪托，故不一一提及。
《九辩》之名，来源甚古。《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实际应该是楚地的古歌吧。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当也是“不歌而诵”的了。
《九辩》的主旨，王逸说是宋玉为悲悼其师屈原而作。谓屈原是宋玉之师，并无根据，其说与作品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就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也有对楚国腐朽政治情状的揭露批判，如“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凰兮安栖？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但并没有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也有个人失意的不满，但并没有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当然，我们可以推想，宋玉恐怕不像屈原那样具有与王室同宗的贵族血统，在显赫的政治地位上经历人生剧变，他很可能像习凿齿《襄阳耆旧录》所说的那样，只是楚国的一名“小臣”，因此心态便与屈原不同。不管怎么说，《九辩》的哀愁，主要是一种狭小的、压抑的哀愁，基调是“惆怅兮而私自怜”。他的文才，他的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他的见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吸引了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写出许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共有十余处；
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绝不是说，《九辩》只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论感觉的细致、语言的精巧，还在屈原作品之上。开头一段，尤为突出：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就这一节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宋玉极其善于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与幽怨哀伤的感情融化在一起来抒写，从环境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阴暗时代被压抑者的心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正如陆时雍《读楚辞语》所说：“举物志而觉哀怨之伤人，叙人事而见萧条之感候。”两者确实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其次，在这种景物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笔触。尤其是开头几句，用远行中的漂泊感、登山临水的空渺感，写人生失意之情绪，极见匠心创意。第三，《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兮”字的位置也不断调换，使得全篇的语言节奏相当灵活自由。同时，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保持音乐之美。这一特点在上面一节中已经很显著，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屈原的作品，显然没有如此之多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