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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朴出身名门，一生交游极广，他写清末士大夫的生活正是得心应手。在广泛地反映那些上层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犹自争名夺利、风雅自赏，而全无救亡图治的热情与才能这一点上，小说是比较成功的。像状元出身任外交使节的金雯青，对国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极其隔膜；他自命懂得历史舆地之学，却以重价购得一幅错误的中俄交界地图，自己重加校勘后付印献给总理衙门，断送了国家八百里土地。又如甲午海战前夕，高中堂、龚尚书等所谓“朝廷柱石”，只是在那里大谈“灾变”、“梦占”，发些无聊的牢骚；龚尚书（龚平，影射翁同龢）还写了一篇《失鹤零丁》贴在街头，算是抒发忧愤。小说仍有一般谴责小说形容过度、张大其词的通病（特别在刻画名士的矫情、做作方面），但并不把清廷官僚当作“衣冠禽兽”来丑化，而更多地通过写他们貌似忧国、实为腐朽，反映出清末政治的不可挽救。这比起以前的谴责小说，终究是有所进步了。
《孽海花》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因而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不够细致。但其中对傅彩云使用笔墨较多，还是写得相当成功的。她由妓女而成为金雯青的小妾，充过一阵公使夫人，最后仍成为妓女。小说中写她既温顺又泼辣，既多情又放荡，有一种在其特殊生涯中形成的个性。她出场的时候，总是有声有色。《孽海花》的语言，鲁迅称为“文采斐然”（《中国小说史略》），这也是一个长处。作者不仅对辞藻很讲究，写人物对话，也注意符合各人的身份和性格。高官在正式拜会和私下往还时所说的话不一样，傅彩云、阿福等出身“下贱”的人同上层文人的腔调更大有差异。许多对话写得颇见机巧，如金雯青得知傅彩云与仆人阿福私通后，想赶走他却不便明讲，恰巧阿福打破了一个烟壶，借便打了他两耳光，骂道：“没良心的忘八羔！白养活你这么大，不想我心爱的东西，都送在你手里，我再留你，那就不用想有完全的东西了！”阿福则回答：“老爷自不防备，砸了倒怪我！”在双关的意味中透出人物的心理。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通常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小说和其他同类小说一起，反映了清末政治的普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大众对清政府的厌恶心理，并且通过小说本身思想倾向的变化，反映了清末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情况，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在小说技巧方面，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必须注意的是：
1，谴责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夸张失实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变形的镜像，不可完全当作历史的真实面目来看待；
2，谴责小说大体上是顺应时俗的作品，它和现实政治、大众需求关系较紧密，而缺乏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思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三，谴责小说普遍注重故事性，而缺乏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性的复杂内涵这一小说艺术的关键上，没有取得特出的成就，与明代小说及清中期小说相比，实际上是衰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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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向新文学的推进
一、在最后的这一章，我们将稍稍越出一般中国文学史论著的习惯范围，简略地讨论元明以来的文学发展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新文学运动，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姿态；其主要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等，均曾留学国外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因此，所谓“新文学”往往被认为与中国原有的文学发展进程没有多少关联，或至少是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在某些人看来，它还与整个新文化运动一起，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我们认为，这一类看法中存在不少需要澄清之处。
所谓“传统”是一个经常被使用而内涵颇为宽泛的概念，在此难以作透彻的分析。但至少可以说：“传统”并不等同于由统治力量支持的“正统”，“传统”中包含了多种成分的组合和与时为变的因素。历史中某些变异因素因为符合时代和人心的需要，使传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自身就成为重要的“传统”。新文学运动不仅主要是反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尽管它也有若干矫枉过正的地方），而且促成这一文学运动的内在力量，也正是在以往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与封建正统文化相背离的变异因素。事实上，“五四”时代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许多主张在以前就曾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过，只是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态度更激烈、希望得到的解决更彻底；而在以前的文学发展中所出现的困难和反复，在“五四”时代及以后也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现。至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应当注意到这是当时人们出于自身需要主动寻求所获得的结果，这一事实其实可以证明中国文学已经发展到有能力汲取西方近现代文化营养以壮大自身的阶段。没有上述“需要”和“能力”，这种“影响”是无法单纯从外部施加的。所以，尽管新文学具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突变性，但它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连贯的一环。
二、我们主要从元明清文学的发展趋势来谈“向新文学的推进”这个题目，既是因为在时间上总是需要有一个断限，也是因为从元代以来与新文学相关联的变异因素的成长较为连贯和明显。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把前面已经介绍的元明清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一简要的概括：元代文学一开始就摆脱了宋代文学以理智态度自我敛约的特点，走向情感的活跃与解放。这一势头在明代前期约一百年间受到封建专制文化的强大抑制，几乎进入冰封状态。从明中期开始，要求解放个性、积极表现自我的创造精神的文学思潮重新抬头，至晚明达到高峰，并获得丰富的成果。明末至清代前期，它再次受到封建正统文化的反拨和抑制。但这一次却没有达到明代前期的那种效果，晚明文学的种种特点在低潮状态中得到顽强的延续。这表明中国文学中的变异因素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浸染人心，不可能加以彻底清除。如此延伸到清代中期，发展成一个新的文学高峰。从晚明到清中期，虽然经历挫折和起伏，文学发展的步履艰难，但所获得的成果却是巨大的，它给中国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李贽和龚自珍这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前后呼应，对封建文化的黑暗与愚昧发动了激烈的攻击。而龚自珍的思想与文学在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三立、苏曼殊等一代风云人物。与此同时，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阶层因为种种矛盾的困扰，开始更为积极地关注和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元明以来在封建专制压迫下争取个性解放的历史潮流，为西方具有相似内涵而在理论上更为完整和鲜明强烈的学说所激扬，遂由此催发了从文学革命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然，强调“五四”新文学与元明清文学发展趋势的内在关联，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它作为“文学革命”的意义。因为在这两者之间，不是自然而然的渐进，而是出现了突变的现象。元明清文学的发展步履艰难而屡经反复，这是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业经济、宗法制度、官僚制度三者相互联系地构成了专制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牢固基础和悠久历史，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产生的经济形态的变化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的变化，很容易被前一种力量所压抑、扭曲和改造。而且，中国历史也没有提供像古希腊为近代欧洲所提供的那种可以经摹仿而取代现存政治结构的模式。在中国自身的条件下，出现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和政治结构的重造，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元明清具有反传统思想的文人，一次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无法找到出路而感受到深重的苦闷。文学的所谓“变异”现象，也因而是缓慢曲折和不彻底的。经过清末以来数十年的变化，尽管社会条件依然不充分，但封建王朝毕竟崩溃了；知识阶层摆脱与政权的关系而选择自由职业的机会已普遍存在；科学与民主、个性解放等等，已不再是“西学”的概念，而被明确地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合理前景。在这种有力的支撑下，文学的变革得以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
下面我们再从一些具体方面来论析。
三、“五四”新文学运动最特出的表征是提倡白话文学①，其核心人物为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他从各国文化的一般规律上意识到白话的优长：“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等等（见《逼上梁山》）。次年在《新青年》二卷五号（1917）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又明确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的革新方针，就是把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不占主导地位、且为正统士大夫所轻视的白话文学的地位提高，用于取代与生活语言相脱离的文言创作。
①在实用意义、尤其是教育平民的意义上推广白话文，在戊戌变法前后已经很盛，并出现了不少白话报刊。这对于提倡白话文学虽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两者却不能合一而谈。在当时一般观念中，“文学”是高雅的东西，连《红楼梦》之类也只算是“闲书”而不入“文学”之林的。
在“五四”时代能够提倡白话文学，以此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其必要的前提当然是它本身已经有了充分的成长，否则要提倡也无从提倡起。因为文学的语言并非真的“怎么说就怎么写”就行的，它要经过长久的磨炼才能达到纯熟，足以运用于优秀的文学创作。“五四”时代守旧的人们无法阻挡白话文学的势头，就是因为新文学的作家们以创作实绩证明了白话的“甚优美适用”，而新文学获得显著成就的时间跨度仅为十年，若没有前人的基础，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胡适把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范围定得很广（见《逼上梁山》）。但应该说，只有到元代以后，它才成为比较有意识的创作，并且形成大致连续、不断推进的过程。当然，正如胡适所说，在禅师和理学家的语录中，很早就运用了较为纯粹的白话，但这和“文学”毕竟相距颇远。它被广泛引入文学创作，不再局限于自然产生的简单的民间歌谣，这和前面所描述的元明清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有内在关联。
在广义的诗歌中，首先是元代散曲大量使用了活泼的口语，这一传统又被众多明代散曲家所继承。而散曲的语言风格的造成，是由于情感解放的需要。明中后期许多诗人对民歌俗曲的大力推崇，成为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这里也反映着对典雅的古诗语言与体式的不满；唐寅和公安派的一部分诗作，还对此作出了破坏性的尝试。清诗是以精雅为主导的，但袁枚、龚自珍等均有不少率意之作；黄遵宪等清末诗人，更强调了扩大诗歌语言自由程度的需要。古诗语言和体式对情感表现的束缚是很早就被意识到的，打破这种束缚的尝试也早就出现。但相比于悠久的古诗传统，这种尝试容易显得粗浅和缺乏诗味，所以也容易回复到古诗传统上去，就像公安派后期的情况那样。只有在情感的解放和语言与体式的解放达到必要的程度时，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诗。“五四”新诗开始也是相当粗浅的，但由于坚持了彻底变革的方向，才终于获得较大的成功。
元明以来的戏剧也包含着大量白话成分，而白话小说的意义尤为重要。因为这里的语言是最为生活化的，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白话小说的繁盛，当然和它的通俗性与大众性有关。特别是到了清末，大量的白话小说借助新型报刊广泛流布，不管其水平如何，对于扩张白话文学的声势，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优秀的、真正能推动白话文学走向成熟的小说创作，其最有力的动因却并不是通俗性和大众性。我们试把元末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明代的《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排成一个系列，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趋向是传奇性逐渐减小，故事情节逐渐淡化，而人物的性格越来越平凡和多样化。作家们藉此描绘出越来越富于真实感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场景，从而深入地表现出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人性的复杂状态。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们自我关注、自我审视和探寻人生方向的需要。而小说要达到上述效果，必须使用鲜活的语言，追求文字表达的准确、生动、细致。由此不断增强了白话运用于艺术表现的力量，为新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鲁迅小说受外来影响是极为明显的，但苏雪林说他“好用中国旧小说笔法”（《〈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却也没有错。像《孔乙己》写孔乙己的形貌神情，就很有《儒林外史》的神韵①。当然，即使单从语言形式来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也从其他方面吸收了养料，包括“欧化”的成分。
①鲁迅《叶紫作〈丰收〉序》谈及《儒林外史》，说：“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他对不加区别地菲薄所谓“旧文学”显然是不赞同的。
尽管白话小说总的说来在旧时代是不受重视的，但确实也有了不少别具眼光的人如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对此评价甚高；我们所列出的那些小说的作者（包括不知名的），在各自的时代中都可以说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他们（当然还包括许多其他小说作家）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种延伸到“五四”时代的传统。
四、“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从题材、内容方面加以简略的概括，较为突出和较为普遍的有：批判和反抗旧礼教，要求恋爱自由、男女平等，自我表现和自我抒情，关于“人生是什么”的探究，以农村为主反映下层民众的生活，等等。其基本的思想特征可以归结为肯定人的生活欲望和人性的自由发展、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作品与此也有极大关系，后文将对此作出解释）。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互相重合的，分开来说只是一种“分析”而已。在前一个方面，周作人刊于《新青年》五卷六号（1918）的《人的文学》一文最早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把自己的文学思想归结为人道主义——“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它主张合理的社会应该满足人的生活本能和人性向上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