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白石郎曲》）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青溪小姑曲》）
《西曲歌》今存一百三十余首，其中大部分是舞曲，小部分是倚歌（《古今乐录》：“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据史籍记载，许多种舞曲都是文人在民歌的基础上制作的。但这仅指乐曲而言，至于歌辞，多数仍出于民间。西曲不像吴歌那样集中，以下择取数例，不再一一说明。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远望千里烟，隐当在欢家。欲飞无两翅，当奈独思何。（《乌夜啼》）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襄阳乐》）
暂请半日给，徙倚娘店前。目作宴瑱饱，腹作宛恼饥。（《西乌夜飞》）
送欢权桥梁，相待三山头。遥见千福帆，知是逐风流。（《三洲歌》）
夜来冒露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夜度娘》）
此外，《乐府诗集》收录在《杂曲歌辞》一类中、称为“古辞”的《西洲曲》，可能也是经过文人加工的南朝民歌（或谓江淹所作）。五言三十二句，大抵四句一换韵，似用八个小曲联缀而成。内容写一个女子对情人的怀念，情意缠绵，辞采清丽，声调婉转，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南朝民歌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其一，它所表现的爱情，几乎完全是浪漫色彩的，而极少有伦理因素的考虑。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是“非礼”的关系：或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私相爱慕，或是冒犯世俗道德的偷情，或是萍水相逢的聚合。有些明显可以看出是写妓女的生活——这在多涉及商贾漂泊寄寓生涯的西曲中尤为突出。这种爱情生活能够在南朝民歌中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并广泛流布，自然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但从诗歌的美学意味来说，也是为了更能够表现对爱情的单纯的、热烈的、天真而痴情的追求，表现对人生的幸福与快乐的渴望。
其二，从表现的情绪来说，南朝民歌中欢娱之辞所占比例很小，其基调是哀伤的。这一方面因为在浪漫的、非礼的爱情关系中，受阻被隔，空怀相思，或一晌贪欢，转首负情，是常有之事，所以容易形成悲伤的情调；但另一方面，从审美趣味和娱乐性来说，也是由于伤感的情绪比欢娱的情绪更显得优美，更容易动人。美好的事物、真诚的感情受到破坏，不能实现，会在人们心中唤起对它们的更为热烈的向往与追求。其实不仅民歌，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是以悲哀的情绪为主导的。
其三，南朝民歌的语言，是出语天然，明朗而又巧妙。吴歌中的《大子夜歌》（“大”是赞美之意）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这一评价也适宜于整个南朝民歌。区别来说，南朝民歌的语言，有的较为朴素，有的较为鲜丽。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同于文人诗的华美典雅，而是一种浅俗的鲜丽。大量运用双关隐语，是南朝民歌的一大特色。由此避免了过于简单直露、一览无余的表现。但这种双关隐语，意义绝不晦涩，所以说这是明朗而又巧妙的修辞。
双关隐语的构成，主要是利用谐音字和一字多义，这种双关隐语，常常又和比喻、象征手法结合使用。如《子夜歌》中“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莲”谐音“怜”字，同时这两句又比喻男方的感情犹豫含糊。再如《三洲歌》中“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风流”既是字面上的“风吹水流”之意，又暗喻男女之间的“风流情事”，这是利用多义词。
又如《读曲歌》中“朝霜语白日，知我为欢消”，朝霜比喻女子，白日比喻男子，“消”借霜的消融比喻人的消瘦。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诗歌的感情在热烈大胆的同时又显得婉转缠绵，并且增加了语言的活泼和形象的生动鲜明。
其四，南朝民歌的形式，以五言四句为主，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余的四言及杂言体诗，篇幅也很短小。短小的篇幅对形成明快的诗风，具有关键的意义。南朝民歌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南朝民歌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以前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在建安时代兴起了中国古代文人诗的第一次高潮。而此后，魏、晋乐府停止了对民歌的采集，文人诗也一步步雅化。雅化也是一种发展途径，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但也带来文辞的艰深奥涩、繁复芜杂，音乐感的破坏等等弊病。而南朝民歌的兴起及其在上层的流播，再度把新鲜的血液输入到文人创作中。于是从鲍照到齐、梁的文人诗，雅俗结合渐渐成为主导的方向，从而改变了面貌。另外，前面说过，南朝民歌与宫体诗的兴起也有直接关系。
唐代以后，南朝民歌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最显著的例子是李白。他的很多短诗，以语言清新自然见长，就是学习南朝民歌的收益。人所共知的名篇《静夜思》，显然是脱化于《子夜四时歌》秋歌中“秋风入窗里”一篇。直到清代为止，历代文人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始终没有断绝过。
第三章 北朝诗文与民歌
自晋室东渡，北方为少数民族所统治。由于知识阶层的流失，而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自身缺乏文化传统，再加战争不断，经济萧条，精神生产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整个十六国时期一百数十年中，北方文学极为寂寥，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
至北魏统一北方，社会逐渐安定。而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此时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北魏后期出现了几位较著名的文人。代表北方土著文人最高创作成就的，是两部并非纯文学的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而文坛上的一些领袖人物，其艺术造诣既不足与南朝大家相抗衡，其作品主要也是模拟南朝文学。《颜氏家训·文章》篇说：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为朋党。
当然，北方文学也并不是毫无自身的特点：《隋书·文学传序》说：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里说北方文风的长处，一是风格质朴，一是便于实用。实用与否，实际上是一个应用文范围的问题，其作用，也只是可以纠正南方的应用文过度浮华、辞不达意的毛病。至于质朴的文风，则不但与应用文有关。有时，要表现粗犷、雄壮的美，质朴的语言要比华丽的语言更为适宜。而南朝文人对美的理解，久已形成一种偏狭地崇尚华丽的观念，适当吸取北方文学“重于气质”之长，确是有益的。
南北朝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南方的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其中最特出的有庾信、王褒。他们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并且也确实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此后直到隋唐，这种结合不断深入，而随着时代的新的需要，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节 北朝诗文
一、“北地三才”
温子昇、邢邵、魏收，史称“北地三才”，是土著作者中的佼佼者。
温子昇（４９５—５４７）字鹏举，太原（今属山西）人。晋大将军温峤之后。其祖于刘宋时北上避难。子昇生长于北方，仕北魏、东魏，官至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他的诗留传不多，其中几篇短小的乐府，文辞都很简朴，但不免粗糙，只有《白鼻驹》一篇较好：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
这种写贵族少年放荡生活的诗，是魏晋乐府中常见的。温子昇此篇虽辞语简单，但画面感很强。
他的其他几首诗，都是明显模仿南朝文风的。如七言之作《捣衣诗》：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
声调、用辞，以及杂用五言句的形式，都可以在梁代歌行中找到祖本。
温子昇的文章传世较多，一般说来，虽多用骈偶，但不重藻饰，也不甚精彩。其中《寒陵山寺碑》较有名。
邢邵（４９６—？）字子才，河间（今河北任丘北）人，家世仕宦。北魏孝明帝时，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甚高。
邢邵诗仅存八首。其中《思公子》很接近于齐梁文人从南朝民歌中脱化出来的绝句体：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但他的《冬日伤志篇》，又较多保存了魏晋诗的余风：
昔日堕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余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
邢邵少年时居于洛阳，专以山水游宴为娱，生活放浪。晚来衰病，而昔日繁华的洛阳城也同样因战乱而荒芜不堪。抚今追昔。感慨无穷。这诗的情调颇类于阮籍的《咏怀诗》，但并未着意模仿。比起同时的南方诗歌，虽不够精致，却有寄寓深沉之长，多少表现出北方文学“重于气质”的优点。
魏收（５０５—５７２）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南）人。由魏入齐，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著有《魏书》。他的诗也多模仿南方风格，《挟琴歌》较佳：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
这诗节奏轻快，色泽明丽，放在齐梁诗中，也毫无逊色。二、《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杨衒之都是崇尚实学而又有文学才华的作者。他们的著作，叙事多用散体，写景多用骈体，总体上仍以散体为主，在南北朝散文中各具特色。
郦道元（？—５２７）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仕北魏，袭父爵为永宁伯，历任地方官员，又做过御史中尉。后为关右大使，被反叛的雍州刺史萧宝夤所杀。著有《水经注》。
《水经》是古代一部地理书，记录全国主要水道，文字很简单。郦道元为之作注，不仅说明原文，并且根据自己的见闻和众多的资料，对之多有纠正、补充，还旁及这些河流两岸的历史故事、名胜古迹、风土景物。后面这些内容，尤其是风景描写，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山海经》曰：“孟门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北登孟门九河之磴。”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兼孟门津之名矣。
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
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
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河水注·孟门山》）。
上段先写龙门的地理位置，而后引古书三种，说明龙门的形成原因，及有关传闻。下段着力描绘黄河水流经龙门时冲撞腾扑、汹涌险急的气势，虽着墨不多，却令人如临其境，大有惊心动魄之感。结束又荡开一笔，深有余味。《水经注》文章的格式、布局，大抵如此。
《江水注·三峡》也是脍炙人口的一节：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秋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献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写山写水，写四时景物的不同，文笔清丽，富有情趣。应当说明的是，郦道元一生足履不及江南，此类文字，大抵别有所据。
大体从东晋开始，山水文学呈现出高度发达的局面。不但有山水诗，文也以其宜于描叙之长，大显身手。除前已述及的一些名文，各地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风土记。据现存的书名、篇名和残余的片断来看，可以说涉及全国所有主要区域。这些风土记多少均有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所以说，不能把《水经注》看作是孤立的存在。这部书作为学术性的注本，而如此倾心描绘山水风光，既是深受时代风气影响的表现，亦利用了前人的大量成果。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郦道元的功绩，我们所要说明的，乃是这部书的特点与时代风气的关系。由于《水经注》多山水景物的描写，受到后代文人的喜爱。对于山水游记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北魏人，生平仕历等均不详。唯据此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
“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炽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北魏都城洛阳全盛时期，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恶化，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杨衒之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洛阳伽蓝记》共分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以寺庙为纲维，涉及北魏都洛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异闻，内容相当丰富，就其性质而言，实是一种历史笔记，但结构严整，不像一般笔记那样松散琐碎。其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
从文学方面说，《四库提要》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大体论写景的细致生动、穷形尽态，此书不如《水经注》；论篇章之完整、叙述之清楚，则以此书为胜。特别是记载人物活动、传说故事的部分，尤非《水经注》可比。
记叙寺庙的兴废，揭露统治者沉湎于宗教狂热而大肆浪费民力的实况，并由此反映北魏政治的兴衰，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开卷第一条即写由实际掌权的胡太后所建、规模为群寺之冠的永宁寺。文中有一大段以冷峻的笔调不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