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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约656—约713）、沈佺期（约656—713），主要活动在武后和中宗两朝，尤其在中宗神龙、景龙年间，他们均以修文馆学士的身份频频出入于宫廷文会，堪称词臣班首、文场勍敌，时人号为“沈宋”。据《唐诗纪事》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同书又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盖词气已竭；宋诗……犹涉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宫廷文人集团中的地位。
沈宋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他们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一方面，他们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涩之病，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时期，便已写出全无失粘现象的七律，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
由他们所倡导的“沈宋体”，实际上就是“华藻整栗”（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沈、宋语）的五七言律诗。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这是“律诗”之名首见于文献。可见是先有沈宋合轨表率在前，尔后律诗一体才为人们所公认，从而确立其在诗坛的地位的。自齐永明以来两百多年，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化过程终于完成。
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神龙以还，卓然成调”（《诗薮》），当时应制诸题已大多合律，风气之盛，并已越出宫廷圈子之外了。
当沈、宋把生活实感注入到这种律体诗中去时，他们也写出了一些颇为精警动人的篇什。五律如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又如沈佺期的《杂诗》其三：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宋诗抒发贬谪之悲苦，借风物以寄兴，以虚拟的望梅之举将归思委婉写出，唱叹有情；沈诗虽是传统题材，却也写得真切动人，中二联以时空交错的手法，把相思双方叠影在一起，于对偶整炼中又见飞动之致。
沈、宋的七律，虽尚不能同后世大家之作媲美，但这种规整的形式，在他们手中已是挥洒自如，不觉有何束缚，说明他们对律体的运用，已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兹举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一诗为例：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初唐宫廷诗人虽然在诗歌形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建树，也偶有情致动人的佳作，但其总体面貌，却是在华美的形式中呈现出情调上的苍白平庸，这是宫廷文学很难避免的。使诗歌摆脱宫廷的羁縻，面向更广阔的时代生活，焕发新的蓬勃生机，这个任务，不能不主要落到了那些来自草野闾里的作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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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初唐四杰的崛起
当宫廷文士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目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世乱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冻百菰亍罚５窃谑送旧希怯侄际强部啦挥龅摹�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概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
（《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
（《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情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追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四杰中较早的卢、骆，都写过一些长篇巨制如《长安古意》、《帝京篇》等。这些诗对帝京的风物以及豪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其思想情调却有迥然不同之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极写车骑、宫殿、林苑、妖姬、歌舞的豪华后，笔锋突然一转：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流动不已的宇宙中，荣华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归幻灭；
而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又建筑在多少失志人们的贫困之上，尤见荒悖可恨。骆宾王的《帝京篇》也有同样的笔法：
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也是由敷陈炫耀转为揶揄嘲讽，以失志不平的愤懑取代了歆羡和赞慕。诚如陈熙晋为骆诗作笺时所云：“本在摅情，非关应制。”（《骆临海集笺注》）初唐诗风之转向，实发端于此。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较之左思《咏史》诗更显得激昂。骆宾王屡以创建英雄勋绩自许，如“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他在从徐敬业起兵后尚作《咏怀》诗，中有“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之句，表现出眼高一世的卓荦气概。杨炯的《从军行》在苍凉的戎马氛围中，直抒不甘庸碌为生的胸襟抱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梗概多气的风貌，与建安诗颇有相近之处，但其时代内涵却又不相同。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宫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回洛阳，途中曾写有《巫峡》、《西陵峡》、《广溪峡》诸诗。这些诗展现了雄奇瑰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如《西陵峡》最后云：
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芳草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骆宾王曾从军西域，后又北游幽燕，集中颇多描写边塞题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诸如“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边城落日》）这样一些诗句，以及对征人边愁的抒写，都富有生活实感，非一般泛泛的乐府拟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说是首开唐代边塞诗之先声。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例如咏物诗，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文人墨客使才逞博的文字游戏；纵或有所寄寓，大多也只是为了增添诗意，并非热情涌发，故仍不离游戏的性质。到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如卢照邻在《失群雁》一诗中，借“惆怅惊思悲未已，徘徊自怜中罔极”的孤雁自喻，为自己“羸卧空岩”的不幸命运悲鸣恸哭，诗中颇具悲激之气。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更为人所熟知：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隋以来文士颇好咏蝉，大体在写物的同时，加入一些标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蝉》便是典型的例子。骆宾王此诗，名为咏蝉，实际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气溢于言外。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句，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风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颀、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炼，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