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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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南唐词人与李煜

南唐是建立在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带的小朝廷。据史书记载，由于地理条件优越，环境比较安定，南唐吸收了不少从北方流亡过来的劳力，使这里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出现了当时少有的繁荣气象。因此，不少文人也聚集在这里，过上了安定风雅的生活。北宋陈世修为冯延巳《阳春集》所作序中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这其实代表了一种风气，而词这一用于弹奏演唱的艺术形式因此在南唐得到了发展。
南唐词人中以冯延巳、李璟和李煜最为出色。
冯延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当过南唐中主的宰相。他的词以写恋情为主，也写一些别愁离恨和个人伤感，但在语言的运用和表现方法上，与花间词人不同，他比较注重心理体验，善于用清新的语言，通过自然意象与心理变化的表现来抒情，如《更漏子》：
雁孤飞，人独坐，看却一秋空过。瑶草短，菊花残，萧条渐向寒。帘幕里，青苔地，谁信闲愁如醉。星移后，月圆时，风摇夜合枝。
全词只用了一些最引人愁思的自然意象，通过主人公的视线变换、心理活动，传达了一种寂寞苦涩的心境。再如《归自谣》：
寒山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江山隔。
全词以白、青为主要色调，勾勒出一幅江上送客图。山碧水清，芦花含霜，月色皎洁，没有花间词人的金碧艳红色彩，却正与别离时的愁苦心境相应；末句从送客拓开一层，遥想到明天将远隔万水千山，更令人平添惆怅。这种色彩、意象、语言与境界，在宋词中常常可以看到。
当然，冯延巳的词还介乎晚唐五代花间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不少作品还是带有秾艳色彩的。“玉筯双垂”、“金笼鹦鹉”之类的语辞也还常常出现，但他的词风已转向了清新流畅、深婉含蓄。后来北宋重要词人晏殊、张先、欧阳修都曾受他的影响。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他“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开北宋一代风气”。
据说，冯延巳有一次与南唐中主李璟闲谈，李璟引了他《谒金门》词中一句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冯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见马令《南唐书·党与传》）这是词史上有名的佳话。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国君，他治国软弱无能，却有较高的文艺修养，词也写得很好，在他周围曾聚集了韩熙载、徐铉、冯延巳等文才之士。可惜他传世的作品很少，《浣溪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西风吹过花萎叶残的荷塘，引人注意到秋色萧条，进而想到人生与时光一起渐渐流逝的悲哀，这悲哀又投射到景物中，使景色更显出萧条衰凉，情与景的交叉回复，构成了上阕的情绪氛围。下阕用秋雨绵绵、梦境缈远、玉笙呜咽这样几个意象，构成一个声色虚实相交的意境，最后推出含泪倚栏的主人公，使全词悲凉凄清、惆怅伤感的气氛愈发浓烈。全词较少修饰，意象虽稍密，但毫不滞重，视境转换虽快，但意脉却流畅而不破碎。
李璟的儿子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也是整个词史上一流的大家。他洞晓音律，工书善画，尤擅于作词。李煜的性格本来不合适做政治家，而南唐的军事力量也根本不能与宋相提并论，所以他二十五岁当了国君以后，只能在年年向宋朝称臣纳贡的情况下，苟安于一隅之地。当他三十九岁时，南唐终于为宋所灭，已经投降的李煜也被押到汴京，开始了半是俘虏、半是寓公的生活，过了两年多被宋太宗用毒药杀死。
李煜的前半生，尽管当的是宋朝附属国的儿皇帝，但毕竟是富庶的南唐的一国之主，生活相当豪华奢侈。他的词作的题材范围，也没有超出花间词人、冯延巳及其父李璟，或写宫廷生活及歌舞宴饮，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或是沿袭传统题材写男女恋情，如《一斛珠》（“晓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或写离愁别恨，如《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清平乐》（“别来春半”）等等；但当他成了亡国之君，被拘于汴京之后，“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铚《默记》），亡国的悔恨，对江南故国的思念，伴着孤寂、悲凉的心境，使他的词转向了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像《望江梅》（“闲梦远”）、《望江南》（“多少恨”）、《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以及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
在李煜之前，冯延巳、李璟等人已经开始采用一些比较清新的文人语言及比较流畅的形式结构来写抒情的词了，这使南唐词风与西蜀词风有了一些差异。李煜早期的词虽说没有太大的创新，一些花间词人常用的秾丽光鲜的辞语典故也每每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但他还是沿着其前辈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更多地表现了一种与晚唐及西蜀花间词不同的风格。花间词的意象细密堆砌，意绪隐约，在镂金错玉、五光十色中呈现一种云遮雾罩、曲折回环的效果，但由于它注重的是视觉意象的外在描摹，而且跳跃性太大，所以每每显得零乱纷散，而李煜的词则流动清晰。他多以描述对象的心理活动、感情起伏为主线，把视觉意象贯穿在情绪主线之中一一呈露，意象与意蕴结合得十分自然。我们以花间词人牛峤的《菩萨蛮》与他的《菩萨蛮》相比，牛词作：
玉楼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
李词作：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两首词写的都是男女幽会。牛词用语显然秾丽香艳，李词显然自然清新；牛词中，玉楼、冰簟、鸳鸯锦、粉、汗、枕、辘轳、柳阴、鬓、钗，意象重叠稠密，令人目不暇给，但相当多的是一种外在点缀，而李词则完全是一个连贯的动态过程，就连首句，也是为了构成一种气氛来烘托幽会之“幽”，而后面每一个细节，都通过女子偷跑出来的过程描写来形象地表现少女幽会时又惊又喜、向心上人撒娇的微妙情感。字面虽仍显得华丽，却没有妨碍抒情。再以花间词人魏承班《渔歌子》与李煜的《清平乐》比较，魏词如下：
柳如眉，云似发，鲛绡雾縠笼春雪。梦魂惊，钟漏歇，窗外晓莺残月。几多情，无处说，落花飞絮清明节。少年郎，容易别，一去音书断绝。
李煜词如下：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两首写的都是女子春日里思念远人的离愁别恨。魏词上阕除了“梦魂惊”外，用了许多词藻来描摹女子的容貌与她所处的环境，而与主题联系并不紧密；李词上阕则一下子便揭出“别”这一主题，而在写外部环境时，实际上是在写人的心理：
相思之情尤如雪花般飞舞的梅瓣，令人烦乱惆怅，这烦乱惆怅又如落花拂了又满似地绵绵不绝。下阕，魏词显得有些粗率，而李词则很细腻；魏词下阕与上阙构不成一个意脉连贯的完整氛围，而李词下阕则紧接上阕，末两句以春草无际来形容离恨不绝如缕而难以排解，以“更行更远还生”与上阕“拂了一身还满”相呼应，烘托出一腔绵绵愁绪。因而，李煜的词在语言、意象上显得清新，在结构、意脉上显得完整连贯，不仅注重外在视觉感受而且更注重内在心理描述，不仅注重静态物体而且更注重动态过程，因此抒情内涵更丰富，表现力更强。
代表李煜最高成就的是他的后期词，主要是写亡国的愁苦、悔恨和绝望。据说下面这首《破阵子》写于他亡国之时：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显然这首词有软弱的儿皇帝的可怜相，但这是他从一国之君一下子变为阶下囚时最真诚的自白了。他过去写情人幽会，写男女离愁，写旷逸情致，其实不全是他作为国君的真实生活内容，有许多是通过揣摩他人的心理写出来的，毕竟隔了一层，有时不免有点做作。而亡国之后的愁苦、悔恨、绝望，则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真情的流露，因此，便更真挚，更深切。无论是《相见欢》中抒写的时光倏忽、人生长恨，还是《乌夜啼》中所叹息的往事成空如一梦；无论是《浪淘沙》中“一任珠帘闲不卷”的满怀愁绪，还是另一首同调中的“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伤感，都源自他那“一江春水向东流”似的内心感情，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
出自真情的词并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何况李煜周围此时也没有了那金镶玉砌的凤阁龙楼、肌雪肤明的春殿嫔娥了，因此，李煜后期词便完全脱去了秾丽色彩与脂粉气味，也减少了对于感情直接显露的阻碍，使胸中的真情一泄而出，如《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上阕虽写景，但这大自然的岁华变迁无一不是抒写人生的岁华变迁，朝雨晚风苦苦相逼，摧残着春意，也销磨人的青春；
下阕写人，而人也与自然一样，在风风雨雨中韶华消尽，所以末句说“人生长恨水长东”。没有一点秾丽香艳的修饰，没有一点镶金嵌玉的词藻，完全是直率地倾吐情怀。并不是说真情的抒发便不需要语言的锤炼和修辞的琢磨，但语言上过分的雕琢、过分的罗列、过分的修饰会造成读者注意力的分散，使读者注意外在的描摹而减弱了阅读时凝心观照中的移情体验，因此，写情的词很忌讳过分艳丽的词藻与过分密集的意象。李煜的词在这一点上把握得极好，他多采用白描手法，自然流畅地表达某种情思，如著名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语言是清晰的，意境是透明的，它不依靠外在的描摹来烘托气氛，而是以自己的心境去观照事物、想象事物，使一切都笼罩在他的故国之思中。这样，词中所用的意象就在“情”的贯穿下，构成了和谐完整的意境。再看另一首著名的《浪淘沙》：
帘外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词的层次比上两首丰富一些，变化也多一些。先写帘外雨，春意渐去，渲染出一种令人怅惘的氛围；再写睡，五更时寒意侵人，静谧而凄清，梦醒忆梦，梦里唤起的往日的欢娱恰与醒后孤寂相映，梦中贪欢心境恰与醒时悔恨痛苦心境相对，表现出一种悔恨的复杂情绪。下阕拓开，写凭栏远眺，与梦境相配合，写自己亡国之恨，最后以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收束，又与上阕开头相呼应，写出一种涵意复杂的“春去也”的悲哀。这首词也完全是以主体的心理活动的呈露来贯穿意象，即以情御景的，结构回环往复，首尾呼应，给人以清晰完整而流动的感觉。
应该说，李煜前后期词在艺术上是有一致之处的，即它以动态的呈露为词的意脉，因而使词显得流畅连贯；它以抒情为词的目的，因而词中不多用辞藻；它的意象选择得很精心，常能与情感表现融为一体；它的结构设计也很巧妙，能使词的感情基调鲜明突出。但是，前期词题材比较陈旧，语言上受唐五代词人影响较多，而且有些并非出自切身体验，所以不易深入。后期词则发自内心，写的是从未有人写过的作为亡国君主的故国之思，而词中流露的，又主要是追惜年华、感慨人事变迁无情、哀叹命运等容易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情绪，因此艺术感染力大大加强；更由于他采用了唐五代词人少用的白描手法，以清新的语言写情，因而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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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宋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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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说

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北方的北汉，南方的南唐、吴越、南汉，西南的后蜀等一一收服或讨平，除了北方的辽国与西北的夏国之外，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叠更变乱和各自占土封王互不臣服的小块割据局面总算大体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总算基本建立，这就是赵宋王朝。据说，宋太祖赵匡胤还在“微时”就吟过些踌躇满志、表现其宏大志向的诗，诸如咏日的“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咏月的“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陈岩肖《庚溪诗话》）之类。但从象征的意义上说，他自比初日实是过甚其辞，赵宋王朝倒更像月亮，“月有阴晴圆缺”，北方辽、夏和后来的金、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而从澶渊分界到靖康之变，它总是仿佛初七初八的月亮缺了一半，从来就没有像初日一样普照过整个中国大地。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
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一贯政策有直接关系。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方面有力地消弥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
以军权的高度集中为核心，宋代皇帝还通过削弱和分散宰相的权力，严密控制地方官，实现了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
通过建立直属朝廷的财政管理系统、司法系统，实现了财权和司法权的高度集中。由此，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历史是个多面体。宋王朝虽然长期处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它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稳定的。尽管朝臣间的所谓“党争”时起时伏，民间的造反也从未平息，但确实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而这一种特点，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习惯了“汉唐盛世”的说法，但实际上，疆土狭小，国威不振的宋代，也有很多值得后人引为骄傲的地方。譬如说，在宋代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中，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在文化传播方面，印刷业开始真正发生重大的作用，促进了知识阶层的扩大；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仅仅通过纸币的使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最早的）、通过《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也能够感觉得到；而《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多种笔记中关于士大夫及民间生活的记载，使我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