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实是“深为苍生蠹”。还有贬官商州时所写的《感流亡》,描述一户因旱荒而从长安流亡到商州的贫苦人家的艰难情形,最后同样归结到自己仕宦十年,无所作为,只是“峨冠蠹黔首”,所以不应该因被放逐而悲叹。这种构架在白居易晚期诗歌中是已经出现过的。但比起杜甫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类诗歌,我们会感觉到这些诗的感动力要差得多。这是因为:第一,诗人对自己表示同情的对象的心情并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一些优秀作品中那样具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在诗中的形象显得干枯;第二,诗歌的后半部分归结到自身时,在自谴中显示出很强的自我表白意味,实际上这成了诗歌的重心;第三,这些诗在艺术上往往有些粗糙,表达“意义”的欲望比抒发情感的要求显得更加强烈。所以说,这一类诗固然有其可贵之处,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而上述特点,在后来的宋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真正能反映王禹偁诗歌艺术造诣的,还是那些描绘山水景物、抒发内在情怀的作品,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又如《寒食》: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这二首诗作于商州,王禹偁当时一方面为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悲哀,一方面也常以老庄哲学来宽慰自己,在大自然中忘怀个人命运的不幸。前一首中“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句,以拟人手法写自然景物,使之带有生动的趣味,这种写法在唐代还不多,在以后的宋人诗词中渐渐多起来,所以值得注意。
二首诗的结句,虽着眼点不同,但都是试图把苦闷加以淡化,也已表现出宋诗的理智倾向。这二首诗的写法很有白居易诗的特点,语言浅切,叙述从容连贯,层次清楚,没有突兀惊人的意象,也没有跳荡的表现,色彩鲜明但并不浓腻。诗中的对句,虽工整却颇为自然,让人感到亲切而不吃力。王禹偁诗常是这样浅易流畅、娓娓道来,而颇有情味的,像《初入山闻提壶鸟》中“商州未是无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寄毗陵刘博士》中“下岸且寻甘露寺,到城先问惠山泉”等等,可举的例子很多。他在《冯氏家集前序》中所赞扬的“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即中正平和、自然流畅的风格,亦即是他所追求的风格。
另一方面,王禹偁也吸收杜甫诗的某些特点。据说,他儿子说他的诗与杜诗相似,他便喜不自胜,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他还说过“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甫备加推崇。因此,在王禹偁诗中常可以看到杜诗的痕迹,如《新秋即事》三首之一:
露莎烟竹冷凄凄,秋吹无端入客衣。鉴里鬓毛衰飒尽,日边京国信音稀。风蝉历历和枝响,雨燕差差掠地飞。系滞不如商岭叶,解随流水向东归。
诗写羁旅中的孤独凄凉之感和对京城的思念,透露着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但内涵与杜甫的诗近似,那种严谨的、开合变化的结构,起伏顿挫的格律、工整的对仗、情与景的相互衬托,都与杜诗相近。只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诗那样沉郁有力,气象壮阔。而比起率意浅切、舒缓流畅的白体诗来,它显得结构紧密多变化,语言上经过更多的锤炼。其实,就是前面所举出的《村行》和《寒食》,虽说学杜诗的痕迹没有《新秋即事》这样明显,但也是写得比较细致而又曲折和含蓄的,并不是一味的流滑。此外像七律《再泛吴江》、《今冬》,七绝《杏花》、《春居杂兴》等,也是如此。因此,清人贺裳说他“虽学乐天,然得其清,不堕其俗”(《载酒园诗话》)。
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那么可以说:王禹偁虽羡慕白居易的放达,却学不到白居易后期那种闲适自在,内心总有拂不去的苦恼;虽敬仰杜甫的为人,却也学不到杜甫的执着与激情,故其诗风亦依违于两人之间。
北宋初年,白体是许多人喜爱的诗歌风格,但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它浅近易学、流利爽滑,所以不免写成顺口溜似的缺乏诗味的作品。欧阳修曾举“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为例,讥笑达官贵人“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六一诗话》),徐铉与王禹偁则在学白居易的同时,汲取了其他因素,形成自己的特点。尤其王禹偁,对北宋下一代诗歌风气,在多方面具有开启的意义。
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阆、与所谓“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其中除了寇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士和僧人。他们的生活原本很冷落,又需要显示“不事王侯”的清高,所以写这种诗也就颇为自得。
贾岛一派诗歌的特长,在于对所描绘对象的细致体察和新颖巧妙的语言表现,北宋初这一派诗人也在这一点上煞费苦心。如魏野的《冬日书事》中“松色浓经雪,溪声涩带冰”,不但对仗精整,“浓”、“涩”两处“诗眼”的表现力也确实很强;他的《书逸人俞太中屋壁》中“洗砚鱼吞墨”之句,是常人注意不到的景象,极小巧之妙。九僧之一惠崇的《池上鹭分赋得明字》中“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两句,据说他曾“默绕池径,驰心杳冥以搜之”(见僧文莹《湘山野录》)。这两句写鹭鸟的活动,一动一静,互相映衬;后一句写出在一片灰暗的烟霭中呈现白鹭的一点亮色,给人以醒目之感,难怪惠崇对此很自负。
在这一批诗人中,林逋(968—1028)最为著名,而《梅花》(一作《山园小梅》)则是他的代表作: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其中“疏影”、“暗香”一联,素来被誉为“警绝”。首先,作者从水中的倒影写梅,从虚处着笔,这就多一重意味,便于渲染静寂的气氛。疏淡的梅枝横出斜逸于水上,香气在空中若有若无地浮动,前者打破了纵的图式,形成视觉上的平衡,富有画面之美,后者又打破视界的局限,给人以身临其境似的飘渺之感。而“水清浅”与梅枝的配合,更显出苏轼《书林逋诗后》所谓“神清骨冷”的情趣;“月黄昏”与暗香的配合,也更显得朦胧清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清雅超逸的意境,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意趣。但从全诗来看,格局未免太小,后面自鸣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
北宋初这一批追踪贾岛的诗人,对后代宋诗在语言上喜欢翻奇出新的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大多有以下几点毛病:一是意象单调。《六一诗话》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有个叫许洞的进士和九僧一起分题咏诗,提出不许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之类字眼,“于是诸僧皆搁笔”,由此可见他们生活情趣的偏狭。二是形式呆板。他们效仿姚、贾,所作以五律为多,且大都把功夫用在对仗的中间二联上,句式大体是前两句为二一二,后两句为二二一,而把单音节处作为“诗眼”,格外加以琢磨。由于他们生活狭窄,才气有限,常在同流前辈的诗里乞讨,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并不多。像“多”或“全”与“半”的搭配(希昼《留题承旨宋侍郎林亭》“会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简长《送僧南归》“吴山全接汉,江树半藏云”),“入”的使用(惠崇《访杨云师淮上别墅》“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送迁客》“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等等,都成了套路。三是诗中表现的情感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所以色彩比较单一。
李商隐一路的诗歌风格,在宋初也有人效仿。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级官僚,以文学为显示才学与身份的手段,在唱酬应和时往往写一些深婉绮丽、多用典故的诗篇,在表面特征上很容易向李商隐诗的方向靠拢。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所羡,所以这种诗在上层有相当的影响。到真宗时期,以杨亿(974—1021)、刘筠(971—1031)、钱惟演(977—1034)为首的一批馆阁诗人,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使这种诗风进一步流行起来。正如当时人所记载:
“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宋诗纪事》引《丹阳集》)大中祥符二年(1009),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问世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如《六一诗话》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平心而论,西昆诗人对晚唐五代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在那一段时期中,习白体者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精致含蓄之长;习姚、贾体者每有细碎小巧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丰赡开阔之优。而且,西昆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如一般批评者所说,完全是内容空泛的,如刘筠、杨亿等七名馆臣以《汉武》为题的唱酬诗,即是针对真宗妄信符瑞、东封泰山之事,而以汉武故事借古讽今。刘筠一首如下: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匏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此诗多用典故,但喻示切实,包涵丰富的内容,并无堆垛之病;语言典丽,组织细密,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技巧。除此以外,他们的咏史诗和交游赠别之作中,也有写得比较有意思的。
但李商隐的诗实在很难学。它的表面特征很强烈,只要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就能把握,而李商隐那种深刻的思想、炽烈的情感、痛苦的经历蕴涵于语言所形成的诗歌的张力,却非常人所能摹仿。《西昆酬唱集》中固然有些佳作,但这些佳作也难以同李商隐的诗相提并论;更何况,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写诗而写诗,如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
“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因此,他们诗歌的弊病也就很明显。譬如说,李商隐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而不是作为指示符号,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换乙,显示有学识有材料。西昆诗人却容易犯这种毛病,像杨亿、刘筠、钱惟演的《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谜语。又如他们学李商隐诗的绚丽色彩与绮瑰意象,但并非如李商隐那样是出于表现内在情感的必须,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如杨亿写《夜宴》,便是用些“绮宴”、“芳罍”、“飞舄”、“珠喉”、“薄云”、“流雪”之类的辞藻,除了显示富贵的生活氛围和高雅的文化素养,再无其他意味,感情是很贫乏的。
在下一阶段,西昆体遭主张诗文变革的人们的集中攻击,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则西昆体确有很大的弊病,而这种诗体出于朝廷馆阁诗人之手,在社会中的影响又特别大,所以主张变革文风的人首先要对付它。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这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相容;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这和道统文学观的日渐强化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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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宋初期的词
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词撰一词”(《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而不是正面向社会表现自己人格、情操、抱负的文学形式,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突破。
北宋初的词作者大都是诗人,如王禹偁、潘阆、寇准、钱惟演、林逋等都写有词作。也许,他们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诗歌上,所以留下的词作数量较少。而词的风格,往往和各人的诗歌风格有些近似。如钱惟演的词,也像西昆体诗一样辞采华丽,注重于外表的雕饰,如《玉楼春》以“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未容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写新竹,真是金碧辉煌,却实在毫无意趣。而寇准的《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结构很精致,视线从春天的远景拉回到画堂的中景,再拉到妆台的近景,然后又从倚楼人的极目长眺拓开去,构成一个回环往复的变化,写出女子相思中的惆怅苦闷。
在这批作者中,王禹偁可以说是胸襟比较开阔的一个,他的《点绛唇》虽说篇幅小,境界却颇为远大,是北宋初期词中的佳作: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写登高临远,视界广大,以此衬托出末句所要表达的人生感慨。而林逋的小词《相思令》,则是语言朴素,多少保存了民间曲子的生活气息: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这一时期,宋词的创作尚未进入兴盛阶段。但有一点仍可以注意到,即晚唐五代词中那种对男女之情的热烈大胆、有时很直露的表现,在北宋初期词中已经看不到了,这终究还是反映了时代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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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北宋初期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北宋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设便显得必不可少。这种需要反映于文学,首先在最具有实用性的散文领域表现出来,因此在北宋初就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只不过,这里也存在两种略有分歧的派别。一派以柳开、穆修为代表,是纯粹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手段,而另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虽强调“道”的至高地位,但对于“文”仍有相当的重视。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是继承韩愈、柳宗元;后改名开,字仲涂。他自己解释改名、字的用意是:“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补亡先生传》)他是以维持道统不堕的一代新教主自居。穆修(979—1032)字伯长,他比柳开小三十多岁,但思想与柳开很相似,也是以继承韩柳的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为己任。
柳开、穆修都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柳开说,这些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