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格韵高绝”，一面又说这种诗读多了会令人“发风动气”（《东坡题跋》）。这虽带着玩笑的意味，却是说得很准确的。因为在黄庭坚的许多诗中，情绪的流动受到过多的阻遏。不过，他也有些诗是写得比较明白流畅的，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一：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诗中表现了他的倔强性格，还有他的苦涩和沉痛，既保持着劲峭的风格，却并不晦涩。又如《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之一：
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
借了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禅旨的禅偈（《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写下自己对人生的感受。诗在浅易的辞句中包蕴着理趣，这显然是受了禅宗的影响。
从黄庭坚诗歌的总体情况来看，早期之作虽然在抒写人生感愤方面比较抑制，但那种特殊的声调、句法，还是能让人感受到被强行抑制的情绪在暗中起伏涌动，诗的形式成了特殊的抒情手段。到了晚年，他的许多诗写得随意了些，更有“老熟”的感觉，但感情的强度却进一步削弱了。如《病起荆州亭即事》十首之一：
翰墨场上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近人积水无鸥鹭，惟见归牛浮鼻过。
善于用典和喜用僻典如故（末句系从唐代很不出名的陈咏的诗句化出），心情也似乎有些无奈，但意境呈现为潇然淡远，虽久历灾厄、犹在困境，却绝无激动的成分。这种诗有时受到很高的评价，但诗味终究觉得太淡薄。
当时有很多诗人追随黄庭坚或受到他的影响。其中一类是他的外甥，如洪朋、洪刍和徐俯，他们都亲受黄庭坚的指点；还有一类是黄庭坚的学生和朋友，如陈师道、韩驹、潘大临等；再有一类是受黄庭坚影响而同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如谢逸、谢遳、饶节等。大体上他们的诗歌风格及理论主张都与黄庭坚相似，一时在诗坛上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这些人物中，以陈师道最为著名。
陈师道（1053—1101）名无己，又字履常，号后山，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任徐州教授等职，因追随苏轼、黄庭坚而被罢免，贫病困顿而死。有《后山居士文集》。他对黄庭坚非常钦佩，自言“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
仆之诗，豫章之诗也”（《答秦觏书》）。他也极力主张学习杜甫，但所关注的并不是杜甫的胸怀意气，而是杜诗的立格、命意、用字。他写诗非常刻苦，黄庭坚诗中曾称他为“闭门觅句陈无己”（《病起荆江亭即事》），宋人笔记中也记载他常把写成的诗贴在墙壁上反复吟哦窜改。因此，他的诗往往锤炼得很幽深，语意的减缩又太多，不容易读懂。下面这首《春怀示邻里》，已经是比较明白的：
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着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
诗的五、六两句运用典故写实景，而暗寓深意，写得很曲折。
“风翻”句是用《吕氏春秋·异用》中商汤故事，讥刺当时法网苛严，尚可理解，“雷动”句典出陆佃《埤雅·释虫》，喻意却不易推究。不过，总的来说，诗意还算能明白，在严谨深刻的语言中，把贫寒窘迫的文人那种既羞涩尴尬又不甘寂寞的心理与情状写得十分细腻。
另外，韩驹也是上述一群诗人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曾受到苏轼的赏识，后来又结识了黄庭坚。韩驹的诗学见解与黄庭坚很相近，也讲究使事用典，并对写成的诗反复修改，只是他的技巧比其他人更圆熟些，用古人的故事，语言比较自然贴切，较少“生吞活剥”的痕迹。所以，他对吕本中把自己列入江西诗派很有些不满。对于韩驹诗琢磨精巧的特点，有人赞赏，也有人批评，像张邦基就说他的名句“倦鹊绕枝翻冻影，征鸿摩月堕孤音”（《和李上舍冬日书事》）失于“太工”（《墨庄漫录》）。
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以为法嗣”，于是文坛上有了“江西诗派”这个名称（其实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是江西人，称“江西诗派”主要是因黄庭坚的关系）。这一诗人群体具有前代所没有的较为严格的宗派色彩，因为他们不仅在诗学观点和写作风格上大体一致，而且多数成员确实相互联系切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又提出所谓“一祖三宗”之说，即把杜甫算作这一派的祖师，而把黄庭坚、陈师道和在南宋仍有许多活动的陈与义算作三大宗师。
这是很牵强的说法。这一派真正的祖师还是黄庭坚，陈师道难以和他并列，而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并不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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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宋后期的词
北宋后期，词的创作极为繁荣。其主导的风格，是沿着欧阳修、二晏以来典雅含蓄、委婉细腻的一路，但柳永、苏轼所开创的风格和技巧，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三种词风在北宋后期实际已出现融合交汇的现象，差不多每个词人都多少受到它们的影响，只是因气质、偏好的不同而取舍各有侧重而已。
在苏门文人中，黄庭坚不仅以诗名，词也写得颇为出色，现存词作有一百八十多首，大抵收录于《山谷琴趣外篇》。据说他早年的词风很像柳永，爱写艳词，为此受到禅师法秀的指责，遂尽改前非，把早年的词都烧了。但从现存的词作来看，仍有柳永的痕迹，如《阮郎归》（“退红衫子”）、《沁园春》（“把我身心”）等。不过，他受苏轼的影响似乎更大些，像《念奴娇》（“断虹霁雨”）、《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都试图勾勒一个清幽开朗的境界，表现一种宕放旷达的情怀，并牵用些历史故实，构成时间上的纵深感。只是意境偏于凄清，语言有些瘦硬，与苏词的明快流动不同。而他的一些小词，则更接近欧、晏的清隽委婉，如下面这首《清平乐》：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有词集《晁氏琴趣外篇》。在词这方面他大概是最坚守苏轼路线的一个，他曾驳斥别人对苏轼词不合声律的指责，说苏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苕溪渔隐丛话》引《复斋漫录》）。他自己的词也近似苏轼，爱写人生感受之类，常化用典故与历史人物故事，境界较开阔，意脉较流畅，像《摸鱼儿·东皋寓居》：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这首词的情调，下开辛弃疾词的先声。他的其他一些词，也较少有绮丽尖新的语言、柔媚委婉的风格。只是他的语言技巧比较粗糙，成就不高。
在苏门文士中，秦观是最为出色的词人。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6）进士，元祐年间当过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绍圣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被一贬再贬，流放到郴州、雷州，后来在赦还途中，卒于藤州。有《淮海居士长短句》。
秦观并不是一个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人，只是由于受牵连而招致不幸的命运，再加他的性格柔弱，情感细致，所以内心总是被悲愁哀怨所缠绕，不能自解。因此，“愁”成为他的词中最常见的主题，如《千秋岁》“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浣溪沙》“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都是他的名句。而他的词的意境，也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最为凄婉”，如下面这首《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词人悲苦的心境，投射到他所见所闻的景色音声之中，使之染上凄婉的色调；他又用清丽的语言把这些景色音声编织成词中的意象，以主体的情绪与视角为脉络串连成流动的意境，虚实相间，身边事与心中情相互回环缠绕，构成浓厚的感伤气氛，极细致地表现了身处逆境的文人对于不能自主的命运的哀怨。
在伤怀人生命运之外，秦观又写了不少描写男女恋情的词。这虽是一个传统题材，但秦观往往写得比前人更为真挚动人，像著名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借着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古老传说，写出人间一种执着深沉的爱情。作者对于爱情的严肃态度，与许多诗词中把女性的外貌和情感作为赏玩对象的做法有极大不同，因此增添了“情”的感染力。另外，由于秦观一生中情感基调的低沉，他的爱情词也多偏向于写情中的愁怨。
上面这首词中“纤云弄巧”四字，也正好可以借来象征秦观词的艺术特征。他的词大多写得纤细、轻柔，语言优美而巧妙，善于把哀伤的情绪化为幽丽的境界。这种风格主要承自李煜及欧阳修、晏殊一脉，但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创意，有其显著的特色。同时，秦观词也受到柳永、苏轼的若干影响。
苏轼读他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讥讽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高斋诗话》）确实，秦观这首词以及其他一些写恋情的长调，写得回环曲折、缠绵悱恻，与柳永很相近，只不过语言不像柳永那么俚俗。其实秦观也有些词是学了苏轼的豪放磊落，如《望海潮·广陵怀古》、《满庭芳》（“红蓼花繁”）就是，但由于性情的关系，这一类词他写得很少。倒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他把创自苏轼的化用典故和前人诗句的手段，运用得相当成功。一些为人称道的名句，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是出于隋炀帝诗；“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是变化了杜甫的诗句。
当时另一个著名的词人是贺铸（1052—1125），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外戚之家，又娶宗室之女，却因个性倔强，颇得罪了一些人，一直当不了高官。晚年退居苏杭一带，自称庆湖遗老。有《东山词》。
因那种耿介高傲的性格，贺铸有些词写得意气慷慨、境界阔大，略近于苏轼而少些高逸之思，多些凌厉奇崛的味道。
像《六州歌头》描述他的“少年侠气”的交游，是“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写得狂放不羁；转而抒发不遇的感慨，是“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还是傲然自重身份。这首词急促奔放的风格对南宋一些词人有较大的影响。
但贺铸词主导的风格，却是另外一种，那就是较多地继承晚唐五代花间词人的路子，以秾丽精致的语言写男女之情和人生愁绪，不过他写恋情不那么露骨，而笔调要爽利些。如他最著名的一首《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上阙借邂逅一个女子而不能获得的情节写人生的怅惘，下阙由此抒发一种难以言状的“闲愁”。末节历来被人称赞，贺铸还因此得了一个“贺梅子”的雅号。从全篇来看，多用丽藻、替代词，形成辞面的优雅华美，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词中还明显袭用一些前人的辞句或诗意，如“凌波”一句的字面和意思，都是从曹植《洛神赋》来，“锦瑟”一句则出于李商隐的诗。在贺铸其他词作中，还常有直接运用前人诗歌原句的情况，有时融和得比较巧妙，有时却显出拼凑的痕迹。这种重视锻炼辞面，追求富艳典雅的倾向，使贺铸的词在当代别具一格，但往往也造成抒情的疏隔。另外，贺铸的慢词，也有许多接近柳永的地方。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落拓不羁，二十四岁时入太学读书，因献《汴都赋》升太学正，后来当过一些地方官和校书郎、宗正少卿等职。徽宗即位后，由于他精通音律、善作词，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有《清真集》，又名《片玉集》。
北宋末年，以汴京为首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向享乐方面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说，当时“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从士大夫阶层来说，由于政治风波反复不已，他们的政治热情已经减退了许多，很少再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人了。虽然庄严的议论还是在发，士大夫的真正的情感和企望却转化在享乐主义的和艺术化的私生活中了。
恰巧又是一个精通艺术、善于享乐的宋徽宗做了皇帝，更助长了这种气氛。周邦彦本来也有些文人常有的建功立业之想，但他既不具备相应的才能，也没有升迁到必要的地位，也就自然地走进这种生活圈子，把精力放在音律研究、填词作曲上。提举大晟府，其实是发挥了他的专长。
周邦彦的词作，内容不外乎男女恋情、别愁离恨、人生哀怨等传统题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不够广阔。他的成就主要是融合诸家之长，使词这一体裁发展得更加精致。
在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词风在大力开拓词的表现领域的同时，又往往成为“曲子中缚不住者”，表现出作为文字作品的词与音乐逐渐分离的趋向。而周邦彦却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应该说两种方向各有其成就。在任大晟府提举时，周邦彦以他的音律知识并吸收民间乐工曲师的经验，搜集和审定了前代与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确定了各词调中每个字的四声，连同为仄声的上、去、入都不容混用，并创制了《六丑》、《华胥引》、《花犯》、《隔浦莲近拍》等不少新调。他所作的词，格律自然是十分严谨，如《绕佛阁》的双拽头：
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逦城阴度河岸。
词中“敛”字上、去通读，“迥”、“动”、“迤”三字阳上作去，“出”清入作上，这样每个字都合四声，读来抑扬变化而和谐婉转，绝无吐音不顺而显得拗口的地方。这种词本身即富有音乐美，同乐曲能够完美配合。所以，当时上至贵族、文士，下至乐工、歌女，都爱唱周邦彦的词。
其次，周邦彦的词极讲究“章法”即整篇结构。自柳永以来，作长调的人多了起来。但这类词篇幅长，布局的讲究很费心思。而不少人写长调时，或是中间填上些丽藻充数，或前紧后松，或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