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不在动物饿死之前把它们吃掉呢？动物饿死了，孩子们也跟着饿死了。不管我问谁，都问不出明确的答案。
每个破旧的大型军用帐篷里都住着大约150名难民。只要一下雨，雨水就从漏洞里渗了进来。见到我们，人们大声喊着：“我没有英吉拉！”还有人向我们展示露着白骨的大腿，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药物。
我没有英吉拉（2）（图）
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杀死我们伤害我们？为什么要偷走我们的未来？
帐篷里面简直是人间地狱。那么多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人们就在破烂的大帐篷里面对着污物生活。如果孩子腹泻，也只是把孩子挪到旁边，而他的旁边却有人用好不容易找到的苔麸在做英吉拉。
一位年轻的妈妈用黑炭状的东西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了个十字，抱着哭闹不休的孩子站在角落里。我看见水晶般的泪珠沿着这位妈妈褐色的面颊流淌。孩子生病了，年轻的妈妈却只能在孩子的额头上画十字，祈祷孩子早日康复。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痛楚可怜地站在那里哀泣。孩子的脸皱皱巴巴，就像猴子，肚子却鼓得厉害。妈妈说这孩子不是新生的婴儿，已经3岁了，只因吃得不好，发育很不正常。
孩子有气无力，手里却始终紧握着一样东西。我仔细看去，原来是个鹅卵石大的土豆。应该是妈妈从哪里弄来给他的吧。孩子似乎没有力气把土豆塞进嘴里了，只是拼命地抓着，说什么也不松手。
在她们面前，我除了哭泣，什么也做不了。望着面对濒死的孩子，妈妈束手无策的无助模样，我不停地哭泣，直到浑身颤栗。竟然没想到给孩子一粒糖果。后来，当这些镜头在韩国电视频道播放的时候，全国的妈妈们都哭了。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附近的杰拉莱姆街的另一个难民营，情况也跟这里差不多。很多人把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做墙壁，用塑料膜做屋顶，勉强生活。到处都是被苍蝇包围的孩子，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周围都有苍蝇飞来飞去。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能看到躺在地上呻吟、气息奄奄的病人。即使孩子们原先有气无力地坐在地上，看见陌生人经过，也都马上伸出手喊：“我没有英吉拉！”这里几乎就是真正的活地狱。
即使他们快要渴死了，也不知道挖地可以挖出水来，只想着下雨的时候最先接到水，所以把家搬到距离天空最近的山顶。美国慈善团体来到这里挖井，当井里流出了清澈的水时，所有的难民都吓跑了。这些单纯无知的人们啊！告诉他们控制生育，他们也只当耳旁风，竟然还说这是灭绝他们的种族。
我们访问难民营的时候，因找不到合适的住所，只好住在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酒店和难民营是两个天壤之别、截然不同的世界。西餐厅里到处都是陪着孩子们享受幸福时光的人，他们打扮得得体又时髦。在大厅的另一边，还有人正在为孩子举行生日派对。每天早上，还有些有钱的女人趁着到餐厅用早餐，把因天气太热而没机会穿的毛皮大衣披在肩上炫耀。
我在酒店里看到一场婚礼，新郎骑着白马，新娘乘着长长的豪华轿车入场，真像电影里的画面啊。准确地说，这个酒店本身就像画中的风景，而它距离难民帐篷村只有10分钟的路程。
白天什么东西也没吃，我流着泪在帐篷村转来转去，晚上回到酒店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仿佛我身体的全部力量都通过眼泪流失了。我知道，这不是演员在戏中流下的眼泪，而是从人的本性中流出的炽热泪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泪水。
白天在难民营里访问，晚上回到酒店洗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我觉得自己竟是那么可恶，那么虚伪。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痛苦的人生。我哭泣，痛苦，感觉自己是个罪人。然而此时此刻，我却躺在柔软的床上，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我真的很厌恶自己。
在悲伤和震惊之中，我度过了如坐针毡的10天，终于到了离开的日子。离开的前一天，有个在访问期间一直陪伴我、隶属当地救助团体的埃塞俄比亚青年不辞劳苦地砍来了一捆甜苔麸，送给我做礼物。我忍不住又哭了。他们多想送给我东西啊，但又没有东西可送，所以才会砍来了甜苔麸。
这个我在最开始住的客房里认识的年轻人，此次专门负责我们此行的所有苦差事。有一天傍晚，他穿着一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又旧又短、但洗得干干净净的乳白色外套，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我的房门。我推开门，请他进来。他迟疑着走进房间，忽然，他抓着我的短袖子，跪在我的面前，恳切地对我说道：
我没有英吉拉（3）
“您是著名的演员，对吗？我可不可以跟您去韩国？我总是吃不饱饭，我想上学。”
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是那么清澈。我怎么带走他呢？想必他也是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来敲门的吧，可我该怎么对他说呢？我真的很为难，于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告诉他说：
“对不起，我不能带你走。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惟一能做的只是给他点钱，希望能对他的学习有所帮助。现在，他却递给我一捆甜苔麸做礼物。我紧紧抱住他，他也很不自然地拥抱着我。我们两个人都哭了。这个年轻人比我的儿子还小呢！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向上帝祈祷，祈祷上帝不要再以同样的理由让我再到非洲来。
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非洲花上10年的岁月，探望那些孩子。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上帝会带我到什么地方。
同行的人们都认为年轻人给我的甜苔麸会成为负担，叫我不要带了，可我还是带上了飞机。回到家里，我把甜苔麸放进冰箱，偶尔拿出来放在嘴里尝尝它的甜味。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埃塞俄比亚，想起那个年轻人，想起抱着生病的婴儿流下水晶般泪水的年轻妈妈。
每次我在拍《田园日记》这部电视剧时，只要里面出现吃饭的场面，我都会想起那些饿得没有力气哭喊的孩子。每当这时候，我都会责问自己，我真的可以平静地坐在这里吗？探望他们回来后，难道做个节目就完了吗？这样的问题总是痛苦地折磨着我。
11年前，我动身去了那片未知的大陆，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旅行会影响我的余生。稀里糊涂开始的非洲之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活着是很美好而又很艰辛的事情，每个属于我的瞬间，都不应该让它毫无意义地流逝。这是我以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体会到的深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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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这只是电视剧（1）
我去埃塞俄比亚那年，尤其是从当地拍摄的纪录片播出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连续10天，世界展望会办公室的电话昼夜响个不停。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打来电话，希望购买爱心面包储蓄罐，可见援助非洲难民的运动正在逐渐扩大规模。
我做过无数次访谈类节目的嘉宾，每当看到我在骨瘦如柴的孩子面前哭泣的镜头，主持人和其他嘉宾也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流泪。
这个节目收到的效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人们纷纷称赞我是富有爱心、做了好事的大善人。某家报纸还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超级巨星金惠子变身慈善家》的报道。我很不安，也很惭愧，感觉自己戴上了假面具。也许是因为这种感觉，当世界展望会再次邀请我跟他们去索马里的时候，我犹豫了很长时间。
但是，AFKN（专为驻韩美军播放的电视频道—译注）新闻频道连续报道索马里的惨状：路上躺着一排排的尸体，旁边站着腿瘦得就像鸟腿、眼睛深深凹陷的孩子。上次去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对那里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次不同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什么样的地方，记得我在那里曾经多么厌恶自己，多么怨恨神灵。我很矛盾。
有一天，一个在九老工业区工作的女孩子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已经积攒了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648元—译注），本想用来帮助那些少男少女家长（未成年便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年轻人—译注），但是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她决定支持“爱心面包”基金。啊，这位少女也希望我去索马里。我说，帮助少男少女家长的心愿就由我来替你完成吧。在九老工业区工作，能够赚多少钱呢？我不能再犹豫了。
前往索马里的路途非常遥远。从首尔到巴黎需要13个小时，从巴黎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要8个小时，从内罗毕到索马里的第二大城市拜多阿还要3个小时。这里有个世界慈善团体设置的免费救助站，这样的救助站全世界共有6个。
从埃塞俄比亚回来以后，我们募集到的捐款数额超乎想像，救助物资超过了500吨。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及时将这些钱物送到难民手中。根据日程安排，我们还要在内罗毕稍做停留，以了解当地的状况。由于在巴黎错过了登机时间，不得不多待了一天。我来到市中心，到因电影《新桥恋人》而闻名于世的新桥站了会儿，看了看街头画家的作品。如果我是来巴黎旅行，也许会画张肖像画，或者去享受购物的乐趣，然而这次我却没有丝毫兴致。这也让我体会到，由于一个人的目的不同，他的心情也会不同。
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是个旅游城市，市区内的酒店豪华整洁，周围有很多霓虹闪烁的酒吧，看上去一点不像非洲。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咖啡农场，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那里。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年轻的姑娘们正在采摘咖啡的果实。看起来她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姑娘，然而大部分都已经成了孩子的妈妈。有位姑娘背着孩子，肚子挺得很高，看来是又怀孕了。听说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是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两性关系非常混乱。白天工作，晚上还能做什么呢？青春毕竟遏制不住。而且，这里也像韩国，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出生时自己带来了口粮，因此认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孩子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走进他们居住的窝棚看了一下。在这个大约五六坪（16至20平方米左右—译注）的地方，住了12个人。两个是母亲，其他的都是她们的子女。母亲生了孩子，她的孩子又生了孩子。正在给孩子喂奶的15岁妈妈是这个家庭的长女。她很可怜，但是又令人寒心。在这个连隔板都没有的窝棚里，他们怎样表达爱意呢？这个农场的情况似乎比埃塞俄比亚稍好一些，然而他们也只能达到饿不死的水平。
如果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种植菠萝或香蕉，会不会比现在生活得好些呢？可是这里的农场几乎都是外国人投资，当地人只是被廉价雇佣的劳动者。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毕竟不用饿肚子，而且孩子们也可以尽情地玩耍。孩子们把易拉罐当成小鼓敲个不停，兴高采烈地跳舞。这些孩子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玩得很开心，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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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这只是电视剧（2）
第二天凌晨5点，我们动身赶往肯尼亚的威尔逊机场，准备去索马里。威尔逊机场就像个简易的乡村火车站，小型飞机整齐地排列在茫茫的晨雾之中，救助物资堆得像小山那么高。那些飞机好像是用来运送救助物资的，我们也上了其中的一架。到达索马里需要3个小时，我们都吃了预防眩晕的药。也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体质，上次在埃塞俄比亚乘坐小型飞机的时候，机体摇摇晃晃的，我不但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感觉很刺激。这次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吃药，只是感觉头稍微有点儿晕。
飞行员是个身穿白色T恤、长得端庄帅气的年轻人。他冲我们笑了笑，转头看了看仪表盘，似乎在对我们说：“我们会平安到达的。”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天空。这位飞行员每天要飞几个航班呢！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他能够看见的只有一片天空。隔着驾驶席的椅子，我看到他的肩膀，显得格外孤独。
我们强忍着因气流不稳而导致的机体晃动，好不容易到达了拜多阿机场。这里简直就是个尘土飞扬的工地：手持枪支的军人，扬起灰尘飞驰而去的卡车和吉普车……真像是战场，只是没有枪声罢了。我们走出机场，坐了大约10分钟的汽车来到了检查所，里面的警卫递给我们的卡车司机两把枪。听说为防止有人抢夺救助物资，这里的每个人都做好了防范措施。
在灰尘漫天的道路两侧，到处都是快要坍塌的房屋和被火烧过的汽车。路上迎面开来的物资分配车、载有持枪军人的车辆和检查所，都和战场没什么两样。
人、坍塌的房屋和军人的钢盔，无不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天地万物都显得雾蒙蒙的。我坐在没有车棚的卡车里，脸上肯定也是脏兮兮的吧。
太阳像火球似的炙烤着大地，用木板和塑料简单搭成的窝棚周围盛开着像是紫茉莉的红花，放眼望去，繁花似锦，争奇斗艳。
“我是在拍电视剧吗？这里是摄影棚吗？”
这个念头突然掠过我的脑海。我真希望这里是拍摄结束即将拆除的摄影棚。第二天，也许就可以拍摄某个幸福的家庭，孩子们和小狗在鲜花盛开的庭院里玩耍，爸爸和妈妈正在喝茶。
然而这里并不是外景拍摄地。这里只有血腥的死亡，只有被子弹击中四肢截瘫的孩子们痛苦的呻吟，只有充满痛苦的灵魂。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拍摄电视剧而做出的道具，头上的绷带渗透出的鲜血也并不是番茄酱，震耳欲聋的枪声绝对不是效果音。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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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死者方可看到战争结束（1）
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出入自由的国家。如果你去别的国家，都在机场和边境设有出入境审查机构，必须加盖确认图章才能出入。然而有一个国家却不需要这样。这个国家没有机场，甚至也没有申请出入境的地方，更惊人的是这个国家没有政府。
听起来像是理想之国，然而该国却被称为“地球上的人间地狱”。如果把非洲版图比作体态庞大的野牛，那么东部有个突出的部分可以看做牛角。这里就是索马里。
索马里的版图地形细长而狭窄，邻近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北接也门，东邻印度洋。索马里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位于苏伊士运河入口处。由于与中东地区相连接，该国大部分人民都是回教徒，在种族战争爆发和联合国干涉之前，他们大多数都是游牧民。索马里的国土面积是朝鲜半岛的3倍，然而只有中南部地区有条朱巴河为农业灌溉提供丰富的水源，其余全部都是无用的沙漠。古代埃及人认为索马里是以硫磺和香料闻名于世的神秘之地。
众所周知，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爆炸事件以及纽约的“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国认定幕后操纵人物为本·拉登，并且怀疑他的基地组织在索马里设有训练基地。于是，阿富汗战争无功而返之后，美国又将矛头指向了索马里。因此，全世界再次关注到这个不幸的国家。
联合国官员甚至称索马里为非洲的黑洞。
因为索马里是游牧民的国家，所以国名有“挤奶者”的意思。从19世纪开始，索马里的北部和南部分别沦为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1960年独立的时候，索马里被全世界看好，甚至被标榜为非洲最成功实现安定的模范